这个时代,通才意味着庸才

李徽昭：前不久一个调查（《当代文坛》刊文）表明，书法是中国重要的文化形象，比某些政治意义上的形象还要突出，这表明了书法对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无可比拟的意义。日本把书法叫“书道”，“道可道，非常道”，对书法的研习注定是终生无止境的过程。见过不少日本人写字，无论老幼，都工整、规矩，不像国人，现在不仅纸笔书写越来越少（电子键盘书写正成主流），而且越来越丑，与写字者的光鲜形象真是大反差。似乎贾平凹是一直用纸笔写小说、散文的，看你近期写小长篇《王城如海》开始用稿纸写了，挺好的，也是回归纸笔书写的示范。聊聊你当时的动机。

我的“外国文学”之路及相关问题

每个作家都有他的阅读史,也有自己的经典。但影响你写作的作家跟你所喜欢的作家不是一码事,有一大串作家曾在不同阶段深刻地影响过我的写作。可能是他看待世界的眼光,可能是他的修辞和腔调,可能是他的一部小说,也可能仅仅是一个标题或一句话,甚至是他的某段轶事——不管作家大小,不管事情大小,他在你的写作中就是强硬地留下了他的痕迹。我只把对我的阅读和写作构成一时难以企及和有着让我绝望之难度的作品与作家供进万神殿。当然,难度是相对的,因而经典也是相对的,我心中的经典的名单也就变动不居,其更新之快、变化之剧烈和反复无常,完全称得上动荡。

当代变革中的自我认识重构——序杨宏海主编《打工文学评论集》

“打工文学”，这个词在本世纪初以来逐渐进人公众视野，这个词引起种种复杂的情感：鄙夷不屑，怀疑，怜悯，兴奋，孤独，茫然……

《王城如海》后记

这部小说是个意外产物。照我的写作计划，它至少该在三年后诞生。《耶路撒冷》写完，我就开始专心准备一部跟京杭大运河有关的长篇小说。这小说既跟运河有关，运河的前生今世必当了然于胸，有一堆资料要看，文字的，影像的；以我的写作习惯，从南到北运河沿线我也得切实地走上一两趟，走过了写起来心里才踏实；

伊甸园与垃圾

英国诗人奥登，也是一位批评家，他曾经描述他的‘伊甸园”，包括风景、气候、语言、宗教、政府的形式、经济活动、交通工具、建筑、室内家具、公共娱乐等等。“’奥登的意思是，在面对批评家的言说之前，他建议我们设法参观一下该批评家的“伊甸园”：此人理想中的世俗生活和精神生活究竟怎样？参观之后，我们就能够越过术语和学理，直接对他的批评做出判断——如果根本不打算在他的“伊甸园”里生活，或者他的“伊甸园”原是你的噩梦，那么你就不必在他的文章上花费时间。

批评家的勇气和作家的胸怀

两年前我站在这里质疑批评家，把学术探讨变成人际周旋，觉得他们词库里有太多褒义词，却像缺血一样缺乏贬义词的储备。研讨会就像帕瓦罗蒂们演出，比着飙高音，及至失真的海豚音。当批评失去贬义词的时候，就像阳光下的物体没有阴影，只能证明它不是真东西，不过是画在纸上的扁平之物。

江山常在掌中看

犹记当年，拜读到梁衡先生《觅渡、觅渡，渡何处？》时的强烈感受，摄入心魂的标题，奇思峥嵘的内容，大开大合的行文风格，如同瞿秋白先生名篇《多余的话》一样，那么卓然独立，那么惊世骇俗，久久激荡着我的心灵：他是一个书生啊，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你看他的照片，一副多么秀气但又有几分苍白的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