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学术期刊的现状与发展趋势——兼论学术期刊改革的目标与路径

2011年必将因报刊体制改革的到来而载入当代中国期刊史册。在这场改革中，学术期刊的命运，不仅从业者关心，学术界也十分关注。新闻出版总署已将学术期刊明确定性为“非时政类”而纳入了必须改制之列，同时，又将为其“另行制定具体改革办法”，足见总署既下定了对学术期刊单位改制的决心，又意识到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将慎重推进。那么，

对论文评审和期刊评比的一些看法

认为当前高校学报界对学术论文和学术期刊评价标准存在问题，提出“创新性”才是基础研究论文评审的最高原则。并应依据影响因子和直接因子来决定学术期刊的档次。

“文化热”的兴起及其发展

八十年代,在中国出现了“文化热”,究其原因,一般都归之于改革开放局面的形成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现象。这种说法固然不错,但是,再深究一步,还是有许多问题值得深思的。自从上个世纪中叶以来,文化比较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的知识分子,近代史上(指1840-1949年间的历史。

现行刑法抢劫罪与唐律强盗罪的比较

古今刑法之中,侵犯人身和侵犯财产的犯罪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古代刑法称此罪为强盗罪,"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正是指的这种罪.现代刑法称此罪为抢劫罪,列于侵犯财产罪一类的首位.作为中国封建刑律的集大成者——唐律,总结唐以前历代刑律中关于强盗罪的情况,以较为完整的律文体系加以规定,基本形成了具有实质性内容的定义,并为后来的历代王朝沿袭,影响深远.比较古今刑法中对此罪的规定,重新评估唐律对中国现行刑法的影响,不仅具有法制史方面的意义,而且对我们深入理解刑法中抢劫罪的渊源和实质,有着重要的认识价值.

“三大核心”:拿什么来取而代之?——学术评价的困境

学术界和学术期刊界与评价机构的"缠斗"已不下二十年,之所以难分胜负,是因为评价机构有着自己的理论支撑和数据支持,其以"三大核心"为代表的排行榜得到了行政权力事实上的采信;但因专业能力的缺乏,其理论、数据和算法及结果都有经不起推敲之处,其排行榜在学术评价实践中的运用更是导致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在现行科研体制下,行政权力既不能无视排行榜带来的问题,但在资源分配与科研管理中又无法舍弃它,故而左右为难,举棋不定,而代价就是学术评价陷于困境、学术研究遭受伤害。清理"四唯""五唯"行动迈出了重建学术评价机制实质性的一步,但关键还在于能否找到"三大核心"的替代品,而被寄予希望的"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和"代表作评价制度"因条件所限很难取而代之。在这一背景下"三大核心"制作者的进路选择也值得关注。

市场经济法制与转变政府职能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下,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为,是十分必要的。在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五大内涵后,本文认为应从政府职能的中心任务、实现方式、运行方式和政府工作人员权力观念作风这几个方面进行转变。最后着重提出要依法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

关于修改编排规范的联合启事

鉴于目前高校文科学报所实行的编排规范与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所通行的规范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的实际情况,根据新闻出版总署有关鼓励制订新的规范的精神,2007年8月,《北京大学学报》、《清华大学学报》、《复旦学报》等多家高校学报,在北京召开了'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编排规范研讨会',就修改现行编排规范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及修改的原则达成一致意见。

高校学报的专业化转型与集约化、数字化发展——以教育部名刊工程建设为中心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启动六年来,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从所发表学术论文的影响力和质量来看,入选的综合性学报已成为同类期刊中的佼佼者,但与高校管理者和学者心目中真正一流名刊的形象尚有距离。在通往名刊工程"专、特、大、强"目标的道路上,有着四大问题需要解决:如何实现专业化转型、如何打破高校门户之见、如何适应数字化发展、如何应对期刊评价。这些问题构成了学报发展必须突破的瓶颈,而问题的根源则在高校学报体制。即将启动的高校期刊体制改革为名刊工程建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名刊工程的目标与期刊体制改革的大方向是完全吻合的。名刊学报应借此东风,共同构建专业化、集约化、数字化的高校名刊平台,以求突破瓶颈。在这一全新平台的起步阶段,当以现有名刊学报为基础,对各刊纸本发表的论文同步实行专业化和数字化的二次重组,创设以一级学科划分的若干数字化专业期刊,借助大型期刊网的数字化平台予以整体呈现,从而实现名刊学报集体的专业化转型与集约化、数字化发展。假以时日,辅之以必要的后续手段,则彻底突破瓶颈,达成名刊工程既定目标终将可期。

也谈社科学报的现状与改革切入点——答尹玉吉先生

尹玉吉先生在其题为《论中国大学学报现状与改革切入点》的文章中,试图以对高校学报整体"业绩辉煌"的证明来笼统地否定改革的必要,以对"特色论"的批判来有针对性地否定学报专业化转型的必要,从而对17家教育部名刊工程综合性学报联合创办的"高校系列专业期刊"予以彻底否定。但由于尹先生并不懂得评价机构的基本规则,其所谓"系列权威数据"恰恰只能证明其论点不能成立;而他所做的"大学学报功能考察"、"学报特色反思"以及"中西方学术期刊比较",根本无视我国高等教育和科研事业的发展,显露出了胶柱鼓瑟般的偏执和片面;他所提出的"我国大学学报的出路应该从攸关其质量的审稿入手",不过是刻意规避高校期刊体制改革的虚晃一枪。笔者以为,改革的目标应该设定在科学合理的高校社科期刊体系的建立,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至于什么样的手段最合适,则应该放在这个目标下来考量,而"高校系列专业期刊"的创办正是学报同仁为合理的高校社科期刊体系的建立进行的有益探索。

歧路彷徨:核心期刊、CSSCI的困境与进路——“三大核心”研制者观点述评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和"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之所以有"三大核心"之称,盖因其在学术评价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解读"三大核心"主要研制者的观点可以发现,"三大核心"虽然皆声称以"布氏定律"和"加氏定律"为理论依据,但作为核心期刊的前两者与CSSCI在研制目的、用途、方法、产品等诸多方面迥然相异。核心期刊的研制者通过将文献检索理论改造为评价理论,使指导订阅的期刊目录成了期刊质量排行榜,但其理论改造及其所标榜的评价作用都是十分可疑的,其对核心期刊负面影响的原因分析也是不能成立的,而在坚持评价主体身份、坚持以排行榜为唯一产品形式基础上的进路设计,很可能让核心期刊走向没落。后起的CSSCI虽然比较忠实地遵循了"加氏定律",但在其起步阶段表现出了对核心期刊明显的路径依赖,对评价功能的过度宣传,使其在影响迅速扩大的同时背离了初衷,检索工具变成了评价产品,"C刊"的风头甚至盖过了核心期刊。来自学界的抨击让CSSCI开始反省,重新"发现"了数据库的价值,从而开始了向数据服务平台的转型。在学术评价改革势在必行的背景下审视"三大核心"的进路,评价机构的评价主体身份因专业性的缺陷无法弥补而永远不可能得到学界的公认,因此,退出评价,回归数据开发者的定位,方不失为明智的选择。如此则既可开辟评价机构新的发展空间,也可推进学术评价向学术共同体的回归,但数据服务平台建设的困难和对评价权力的留恋将构成其前行路上的两大障碍。

颠倒关系的再颠倒——学术期刊编排规范与“评价权力”关系辨析

当2008年到来的时候,我们将看到一些著名高校的社科学报会有一个明显变化——一本期刊有两种文献引证方式,即页下注释与著者—出版年体例并行。"一刊一制"的文献引证方式已实行了几十年,十年前并无争议,只是随着《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的问世,且所有高校学报和部分社科期刊都将此当作编排规范执行后,方才争议迭起。批评之声既来自学者,也来自读者和编者,因为该规范与所有学科的惯例相去甚远。本编辑部于2007年8月20日主办的"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编排规范研讨会",是二十多位高校学报及综合性社科期刊的主编近年来反思成果的一次集结。会议取得了极大成果,一是15家学报联合发布了《关于修改编排规范的联合启事》;二是深入讨论了《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编排规范》。讨论超越了现行规范具体条文的优劣而将其置于一个新的层面上展开:制定规范的目的是什么,规范应为谁服务?在这个层面上的反思促使与会各刊基本达成了共识:由于学科差异的存在,"一刊一制"对部分学科的损害不可避免;学报的现行规范脱胎于评价规范,对所有学科的损害都不可避免;因此,应摆脱对"一刊一制"和评价规范的拘泥,允许不同学科采行各自通行的体例,即允许不同学科的学者在页下注释和著者—出版年两种体例中进行选择。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体现期刊为科研服务的宗旨。从放弃"一刊一制"到选择"一刊两制",有许多障碍需要跨越,也有许多困惑始终伴随。诚如龙协涛先生所言,编排规范问题并非雕虫小技,而是一个不能小视的学术问题;进而言之,更是一个与期刊的学术立场相关的问题。鉴于此,我们选刊部分与会代表的发言,以展示办刊人对编排规范问题的反思。各人的观点虽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我们所有的探索,都是为了共同的学术事业。

民族的“时代精神”作为方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学科意识”的反思

理论创新已成为当代学者的共识,从科学哲学的立场来看,理论创新的关键在于研究范式的转换,而这首先需要对当下的问题意识进行自觉的反思与重构。本刊刊发的这一组文章,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为中心,在当代时空维度上展开,其中既有对中国哲学改革与发展的思考,也有域外的经验与教训;既有对当下研究状况的总体扫描,又有对今后理论创新的个性化研究,以期开展一次广泛而深入的理论探险,从而推动世纪之交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与理论创新。

意识形态的终结与哲学精神的殒落——思想史视域中的“意识形态终结论”

从思想史上看,无论是自由主义版本的终结论,还是马克思主义版本的终结论,其理论上都发源于黑格尔的历史终结论。主要是基于对现代化进程最终方向的争议,二者之间产生了激烈而持续的争论。从思想史的高度与历史哲学的深远感来看,关注哲学的马克思主义版本的终结论显然要更胜一筹。从科学研究的方法论上看,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是以实证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方法论基础。因此,尽管这本书提出了许多值得我们重视的思想,但从根本上说,把意识形态的问题排除在研究之外会导致历史(哲学)的没落和精神的衰竭。实际上,贝尔的论断也从反面提示我们一定要关注自身的意识形态研究与建设问题。

如影随形:四十年来学术期刊编辑的身份焦虑——1978—2017年学术期刊史的一个侧面

四十年来,编辑与作者的关系一直是学术期刊编辑特别是高校学报编辑反复论说的问题,折射出编辑的身份焦虑一直如影随形,挥之不去。身份焦虑实始于1970年代末开始渐趋刚性的编辑职业化的推行,这一制度设计使得学术期刊编辑必须告别"编研一体"的传统而与学术共同体分离,作为职业编辑人必须通过重建与学者的关系来确立自己新的身份。编辑身份建构历经了"编辑中介说""编辑再创造说""编辑主体说""编辑学者化"等交替递进的过程,每当前一个解说在现实中碰壁后即为后一个解说所取代,编辑职业化始终是不变的前提,而变化的则是身份目标不断抬高,实现路径愈加艰难,直到"学术引领者"这一在许多人看来高不可攀的目标提出后,终于响起了"回归杂家"的呼声,身份建构又回到了起点。教育部"名刊工程"的推出,为学报编辑提供了全面反思编辑身份与学术期刊体制关系的机会,然而被寄予厚望的报刊体制改革并没能带来学术期刊及其编辑对学术共同体的回归,从而失去了在纸本时代解决编辑身份定位问题的最后机会。学术期刊编辑带着身份焦虑走进了数网时代,而传播技术的革新也许可为学术期刊编辑身份建构提供新的契机。

关于修改编排规范的联合启事

鉴于目前高校文科学报所实行的编排规范与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所通行的规范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的实际情况,根据新闻出版总署有关鼓励制订新的规范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