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善与性恶: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文史哲》杂志人文高端论坛之五”述评

2015年5月1日至2日，“《文史哲》杂志人文高端论坛之五”在济南南郊举行，来自中国大陆及台湾高校的近三十位知名学者与会。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自由主义是西方政治哲学之大宗，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和标志，两者长期以来曾经势如冰火。自由主义者一度认为，儒学不止是专制制度的帮凶，更是这种制度的直接设计者。第一代港台新儒家曾致力于从“老内圣”开出“新外王”（民主和科学），但与此同时却又坚称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性。那么，如何界定这种独特性？

学术期刊的学术史角色建构——以《文史哲》的历史变迁为视角

《文史哲》以"百家争鸣"为办刊原则,勇于引领学术风尚,在波澜壮阔的当代中国学术画卷中绘就了浓墨重彩的篇章。而创刊伊始新意识形态在学术领域的流布与贯彻,学术研究范式的重大转换,以及之后在历次社会政治运动中的命运沉浮,也给这本学术期刊打上了深深的时代印痕。《文史哲》适可作为一个深具解剖意义的时代标本,由其所走过的风雨历程,探查和寻绎隐匿其中的学术史意义。

生态政治论

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绿色革命运动及其理论代言人从政治与生态相结合的角度阐明了一种宏观的、自觉的生态政治理论。生态政治具有三个生态层次，即政治体系内生态、政治－社会生态、政治－社会－自然生态；它与中国传统伦理政治有相通之处，但亦存在显见的本质差别；它与斗争政治不仅无共通之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相互对立的两极；它与民主政治密切相关，是对民主政治在新的视角上的补充、完善和发展。在民主基础上的生态政治是人类政治的未来走向，而协调与综合发展则是生态政治的价值追求。

东西方文化的千年“牵手”

东方文化曾经一度站在世界文化屋脊上 ,创造了令世人称羡的辉煌 ;近代以来起而代之的新的先进文化———西方文化 ,在导引人类不断逼近更高的物质文明的同时 ,也把人类诱入了危机四伏的文化困境。千年伊始 ,东西方文化的互补是世界新的先进文化的惟一出路 ,实现以东方文化为主导的东西方文化的千年“牵手” ,进而达到灵与肉的结合与互补 ,才能共同打造出新的世界先进文化。

文明的和谐——兼评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东方曾经一度站在世界文明屋脊上 ,也曾有过落日的凄凉。代之而起的西方文明 ,在与东方文明和大自然的较量中似乎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工业文明时代如日中天。然而 ,固有的征服欲和对抗情结 ,使得西方文明在导引人类不断逼近文明巅峰的同时 ,也把人类诱入了危机四伏的文明困境。西方的太阳眼看就要无可挽回地陨落了。千年伊始 ,文明正在面临着由工业文明到和谐文明的型式转换。通过打通东西方文明的互补管道 ,和谐文明的太阳有望再度升起在东方的地平线上。拯救人类的和谐文明之光 ,即将烛照大地。只有既熏染人类一颗海纳百川的博爱之心 ,又赋予人类一双威力无比的真理之手 ,实现以东方文明为主导的东西方文明的千年“牵手” ,才能共同打造出世界和谐文明高地。反观渺渺文明史 ,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曾经有过激烈的冲突 ,也曾经有过和谐的内需。从文明发展大势看 ,和谐将是二者关系的主流 ,冲突则是和谐大势下的冲突。和谐是金 ,冲突必自焚 ,和谐则双赢。亨廷顿从文明达尔文主义出发虚拟的文明冲突论在理论上逆文明潮流而动 ,在实践上则十分有害。

在学术与政治之间——以《文史哲》的历史变迁为个案

在我国高校社科学术期刊发展史上,《文史哲》作为一个典型模本,既见证了当代中国高校社科学术事业的风雨变迁历程,又映射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术与政治相互纠葛、影响与约制的复杂关系。坚持学术的独立性,保持期刊的独特风格和气度,在此前提下,探索、提炼和锻造公共学术话题,以自由讨论和百家争鸣的方式,回应现实社会政治需求和意识形态关切,进而在学术史上扮演一个更加积极、主动、自觉的角色,应当是六十余年来《文史哲》处理学术与政治之关系给高校社科学术期刊的启示。

论转型时期的国家能力与社会能力

在国家理念极强的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社会转型时期，传统的国家能力和社会能力，将面临新的变革和调整，二者的关系也将产生新的变化。与旧体制下国家能力的强化以社会能力的相应弱化为代价的状况不同，由于社会转型时期国家能力的强化以社会发展为目标，因此，转型时期国家能力与社会能力的关系，不再是此长彼消，而是相谐共进。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政治生态理论诉求

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国家与社会是一对矛盾体。考察政治体系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关系,必须充分虑及国家与社会这对矛盾体彼此间的结构变动、功能转换与力量消长,以及国家与社会间的历时性关系转换和共时性关系变奏,从中探寻社会体系与政治体系之间生态化关系建构的契合点,以期实现政治体系与社会体系的生态化和谐互动。

民主与法治:构建良好党内政治生态的两大制度基石

从政治生态学的角度来判断,一个政治体系,既能保护公民的自由和正当权利,维护公共利益而不滥权,又富有公共效率,基本上就是一个富有良好政治生态的现代政治体系。如此政治体系的养成,得之于对政治权力的必要限制,即把政治权力限于社会正义和公民权所设定的范围之内。而其限制方式和制度程序,一在民主,二在法治。二者有机融合,互为表里,缺一不可。无论从制度设计的科学性还是历史实践的进程来看,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都是社会与人性自然演进与优化构设在现时段的必然逻辑结果。民主与法治所内蕴的开放、阳光、公正的制度属性,以及因此而生发出的对于政治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功能,比起单纯的思想教育和道德训诫,显然更加富有制度性效率,更加符合构建"良好政治生态"的内在要求,更加符合人类进步的历史潮流和趋势,无疑代表着人类政治文化发展的愿景。只有民主和以之为前提的政治与法律制度设计,才能够在制度层面一揽子解决权力的来源、权力的制约这两个关涉政权合法性和正当性的根本性问题。在此大前提之下,我们所呼唤的良好政治生态,包括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必将如人所愿,自然地生发出来。

学术期刊评价:形式为王还是内容为本?

尊重学术期刊发展生态规律的评价体系,应当具备如下特点:内容评价而不是形式评价;非功利性评价而不是功利性评价;非可操纵性评价而不是可操纵性评价。只有通过发扬学术民主,以读者为主体所进行的评价,才是基于内容的、超越功利的、不可被操纵的评价方式。在当下量化评价体系强行介入学术与学术期刊评价,严重破坏学术生态,污染从业者学术良心的不良生态环境下,高校学术期刊界、社会科学院系统学术期刊界、党校系统学术期刊界三者之间亟需加强呼应与联动。在此基础上,最终形成一个以三大学术期刊系统为基础架构的学术期刊联合体或自治组织,统一思路,统一行动,协同进退,共同抵御行政性量化评价体系对于学术期刊的"格式化"侵扰与阉割,切断行政性量化评价体系与学术期刊界的"外溢性"权力联系,恢复学术期刊的独立性、主体性和学术尊严,还学术期刊界一片净土,让学术期刊回归学术、回归本真、回归"自然",为学术期刊评价的民主化扫清外部障碍。此一思路或动议倘若得以实施,不仅是对满目疮痍、伤痕累累的学术期刊界的自我救赎,更会是学术期刊界对于中国人文社科学术的拯救性贡献,必将在中国人文社科学术史上留下其深刻而不可磨灭的印痕。

社会建设中的现代政党——政党社会属性演化的新动向及由此所决定的党社关系

政党社会属性变移的一个典型表现是政党由阶级性政治组织向阶级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社会政治组织的转变,以及由此所决定的政党组织和政党观念的日益开放。在此背景下,党社关系已经或即将出现如下重要转变:政党由以阶级为基础向以社会为基础转变;政党由强调阶级利益向注重社会整体利益转变;政党由社会控制向社会协调转变。当前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以和谐社会建设和社会民主为主轴的社会主义公民社会呼之欲出。面对这样的社会新局面,中国共产党宜在社会性向度上积极探索,适时进行执政方式的变革,形成以交互性为互信原点的新型党社关系。这对于执政党拓展执政合法性,提升自身权威,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制度文明建设与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

制度文明是存在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的第三种文明形态。它包括社会基本制度的文明 ,也包含一定社会形态下具体政治、经济、文化、法律体制的文明。其实质是法治文明 ,因而具有民主、制度权威、平等与公正、宽容与大度的内在规定性。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 ,制度文明建设的核心是 ,通过制度创新 ,实现由人治文明向法治文明、由政治灌输文明向政治制度文明的转变。

贾谊赋论

贾谊是西汉初期杰出的政治家、政论家,也是杰出的骚赋作家。班固在《汉书·贾谊传》赞语里说:“谊亦天年早终,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这个看法不符合实际,是为以汉文帝为首的最高统治者排挤贾谊辩解。《史记》贾谊传明明写着:“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曰:‘雒(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

尚贤制抑或民主制？--“贤能政治”论争述评

新近一个时期,因应传统文化的全面复兴与文化"走出去"的现实需要,原本被束之高阁的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思想文化资源,得益于意识形态触媒的接引,而与当下时代发生了化合反应,重又走向思想文化论争的前沿,接受时代的检视、省察和创造性转换。恰值此时,国际思想文化市场的风向也发生了逆变,英美民粹主义思潮的意外涌起和政治自由主义的严重受挫,又为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思想文化资源的开掘,提供了全球性文化环境和难得际遇。也因此,相关学术讨论一时风生水起。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对话的异军突起,即得益于古今中西之思想资源在这一时代节点上的因缘际会。贝淡宁的贤能政治主张并非"在沙滩上起高楼",而是有其历史与思想文化基础,它是西方社群主义、精英主义基因与东方儒家政治文化资源的奇妙杂糅。这一理论主张所存在的致命缺陷,是既不能周延地解决权力来源合法性也即政治(程序)合法性这一根本性问题,也不能自足自洽地解决权力的制度性监督与制约难题,更无力提供根本性制度安排,以保护"少数派"的权利甚至基本人权不受侵害。本质上隶于总体性权力架构的贤能政治,其未来命运究当如何,取决于儒家政治哲学、中国道路以及民主政治之间的互动及其前景。

唐代三教并行政策的形成

唐代三教并行政策的形成寇养厚一这里首先说明三个问题。（一）关于“三教”。所谓“三教”，按一般说法，是指以孔子为教主的儒教（孔教）、以释迦牟尼为教主的佛教（释教）、以老子为教主的道教（老教）。佛教和道教都是名副其实的宗教，不存在争论。但孔子创立的儒学是...

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权力制约理论

在18世纪那场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中,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权力互相制约的理论,对人类政治学的发展和早发现代化国家政治民主化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研究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权力制约的政治理论,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政治民主化和防止政治权力的腐败,不仅有其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儒学儒教一体论

儒学既是一种学说，又是一种宗教。儒学与儒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有关儒学儒教的争论实际上并无多大意义。从其学的方面，儒学丰富和锻炼了中华民族的抽象思维，形成了中国的主流哲学。从其教的方面，儒教对普通中国百姓的衣食住行产生了根大的影响，在道德上也起到一定程度的指导作用。今天对儒学的继承，应该注意一些基本的做人准则，形成儒学的道德金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