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艺志》“越境”问题的再思考

关于地方志的“越境”问题,我在《新疆地方志》1990年第二期曾就《文艺志》所遇到的问题谈了几点看法,引起同行们不同的议论。因为这个问题直接关联着当前的修志工作,由于受到这些议论的教益,感到有进一步思考的必要。 我们知道,新疆从西汉神爵三年(前59年)建立西域都护府以来的两千多年中,新疆之“境”在历代的伸缩变化既多且大。为具体说明变化的实况,现抄引几段史料: “前汉西域都护统属地区:1.乌(禾宅):在阿富汗之巴达克山。2.难兜:在巴达克山西。3.大宛:在今费尔干。4.休循:在捐毒之西山中。”(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一章第五节)

杨增新主政时期的新疆实业

自明代以葡萄牙人为先锋打通往来于东方的海路交通以后,通过新疆的东西方的陆路交通被冷落以至基本废弃,逐步造成了新疆的孤立和封闭,经济和文化日趋落后。尽管欧洲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从农业和手工业经济转变到工业和机器制造业为主的第一次产业革命已在英国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