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著名景区旅游产品创新研究

“一流资源、二三流产品”是河北省著名景区面临的普遍现象,急需通过创新来提升景区竞争力。本文阐述了文对旅游产品创新基本理论,对河北省著名景区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河北省部分著名景区的旅游产品创新进行了研究,对各个景区提出了产品设计内容。

晚明文学复古思潮研究应充分重视文学社团

晚明,复社、几社成为文坛的主流,为革除公安、竟陵创作之弊端,在文坛掀起了复古思潮。而文学社团特殊的运作方式对此期文学复古思潮的盛行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文社把复古作为文学宗旨,从制度上进一步确立了文坛复古方向;文社社集宣扬文学复古,影响遍及全国;文社编选社稿往往将复古作为指导思想,分工合作的编选方式更有效地宣传了文学复古;社稿作者队伍的扩大,以及书商对社稿编选的参与,皆推动了文学复古思想的传播。因此,学术界对晚明文学复古思潮的研究就不能忽略文学社团因素。

汉、藏佛教演进路向之比较——兼论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法论原则对当代和谐社会建设的启迪意义

中国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共同体现了北传佛教的一般性特征,即以大乘佛教教义与经典的弘传为主,注重对佛法大义的领悟与发挥。但由于所面临的文化际遇及所处文化势位的差异,二者选择了不同的演进路向,并由此形成了各自独特的理论形态与组织结构特征。就整体思维特征而言,汉、藏两系佛教分别对印度佛教采取了不同的提问方式及继承发展模式。简言之,汉传佛教重佛之"心",由"心"而立"法";藏传佛教重佛之"法",由"法"而明"心"。由此,汉传佛教形成了重圆顿、重简捷、重灵活性的修持理念与教化风格,而藏传佛教则形成了重传承、重次第、重体系的教法特色。当前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有着重要的传统文化思想底蕴,同时,中国传统文化的演进历程及其理论精髓对于中国当代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绿牡丹》为科举文社讽刺剧的三点佐证

关于《绿牡丹》传奇的形成与思想主旨,目前学界争议较大,有人认为内阁首辅温体仁弟弟温育仁未能加入复社而托名吴炳撰写《绿牡丹》传奇讽刺,也有学者认为这部传奇非温育仁讽刺复社作,也非温育仁托吴炳作,创作于明万历四十四年。《绿牡丹》传奇是当时科举文人结社的真实反映,带有剧作者故意讽刺之意图,可以三个方面作为佐证:《绿牡丹》创作于无地无社的明代末年,并与一场科举弊案相关;文社宗旨"以文会友"与品评社艺的社集活动在剧中得以展现;社集舞弊,选文刻稿等科举文社活动内幕在剧中亦有揭露。明末科举文社的兴盛对戏曲创作的影响还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社集活动促进了戏曲小说的繁盛、文学家结社运动对戏曲小说的推动作用等,这都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绿牡丹》传奇正是科举文社兴盛的必然产物,既有真实性,又有讽刺性,以上三点即为佐证。

晚明文学社群的交流与传播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征集与出版社稿是晚明文学社群重要的交流方式之一,对文学具有重要影响,这主要表现在:社群为文人从事文学活动提供了交流平台,成为社群文人相互交流的媒介;社稿刊载社群文人作品,成为社群文人竞相阅读的对象。文学社群既以社集汇文,又以社稿慧人,从而扩大了文学作品的传播与接受,实现了作者与读者的一体化,其影响力甚至波及"海外"。大规模的社稿社集交流活动,促进了读者身份的转变,扩大了阅读群体。文学社群对文学的影响相对于其他影响文学发展的因素而言具有独特性。

历史时期河北雄安地区佛教的嬗变及其特点

河北雄安地区的祠庙信仰包括佛、道以及民间信仰,其中佛教出现较早,也最有影响。它兴起于后魏,主要集中在今安新县境,隋唐时期开始向雄县等地扩延。北宋建立后在辽宋对峙的背景下,佛教发展势头一度放缓。金之后,雄安地区成为畿辅之地和政治核心区,佛教迅猛发展,元明时期达至高潮。佛寺主要分布于乡野村坊,元朝时仍主要集中在雄县,明代时安新县境则有了较大恢复,虽然与雄县佛寺数量仍有差距,但差距已大为缩小,呈现出县域间大致均衡发展的态势。这一时期虽然名僧名寺较少,但它深入民众底层,与儒、道及民间信仰进一步融合,日益世俗化、民间化,是研究中国佛教民间化、世俗化的一个绝佳样本。

“文社经济繁荣说”是否一个假命题

明代末年文人社团为何在"江南"兴盛?学术界归因于江南繁荣昌盛的商品经济。这是经济繁荣促进文学兴盛的普遍规律,我们无意对此进行质疑,但对此也要作具体分析。我们知道,明代万历前期经过张居正的十年改革,社会经济再度呈现辉煌局面,但也未能阻止住明末社会全面衰退的历史命运。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江南经济是否仍然保持其繁盛的强劲态势?如果江南社会经济在明末社会全面衰退的大背景下也开始衰退,那么,"文社经济繁荣说"就有可能是一个假命题。对此,我们不得不辨。

建立和健全有序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运行机制

完善村民自治,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应着眼于建立科学规范的农村基层民主管理体制,实施党支部领导下的村民自治运行机制,推进支部工作规范化,村民自治制度化,民主监督程序化,把党支部工作、村民自治、民主监督有机地融于一个制度体系中。

抗战时期中国文学地理的基本格局——战时中国文学地理研究之二

伴随着抗日战争的进程,战时中国文学地理的变迁过程在时间和空间两个向度上同时进行,时间随着空间的变化而显示其作用,空间则在时间运行的轨道上证明它的价值。到了1942年前后,抗战时期中国文学地理的基本格局大体确定下来,此时,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三大文学地理区的主导政治力量先后加强了对文学艺术的规约和辖制,明显标志是各区域文学政策的先后出台。这些既排挤和压制异己之文学、又强力推行自己所需之文学的文艺政策,构成了三大区域文学生存方式和生产方式的现实环境。从此,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三大文学板块的主体特征得以凸显,各区域之间的文学界限愈益鲜明。

中国古文书学视阈下黑水城汉文文献整理范式与方法刍论——兼评孙继民等著《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孙继民先生等著《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一书为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整理的集大成之作,在文本整理的内容全面、释读准确、要素齐全、格式规范以及研究的深入性等方面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所体现的范式与方法可以具体概括为:宏观、整体地把握文献资料的意识和能力;敦煌吐鲁番文书整理研究范式的引入;整理与研究兼顾,以研究为旨归;集体研讨、分工合作。在黑水城文献发现110周年之际,在中国古文书学的视阈下对孙继民先生黑水城汉文文献整理的范式与方法加以审视和总结,对于方兴未艾的中国古文书学的未来走向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特别是对于其他文书断代、其他文书的整理也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抗战时期中国文学地理的艺术表征——战时中国文学地理研究之三

抗战时期中国文学地理的艺术表征主要体现在各个区域迥然不同的文学创作上,即最适宜这块文学土壤生长的那些艺术品种。各区域文学的主体艺术表征是在行政当局所制定的文艺政策这一大框架下,经过多种文学成分之间的冲突和碰撞,最后在达到某种平衡的基础上形成的,它取自区域统治者、文学家和读者三者需求的平均值,是它们相互妥协、接受和适应的产物。

重修龙泉寺碑记所见明代寺院经济

龙泉寺为高阳古刹,始修年代不详。明成化中,在文上人主持下进行了一次大规模重修。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信息中心收藏的《重修龙泉寺碑记》为研究明代小型佛寺的寺院经济提供了第一手资料,特别是其中龙泉寺承租民户土地进行经营的史实,可对寺院土地利用方式增加新的认识。另外,在明代限制寺院经济,严禁寺院土地买卖的背景下,龙泉寺购买土地是明代商品经济发展,土地买卖频繁的一个缩影。

现代古典主义批评视野中的文学与人生

现代古典主义批评视野中的文学与人生·李怀亮钱振文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一直存在着古典主义的批评倾向。从“学衡”派到“新月”派再到“京派”，虽然这些流派呈现出各种各样的面目，但是其总的倾向还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就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古典主义倾向。本文...

汉景帝时匈奴诸王入附考

汉景帝时徐卢等七王降汉封侯是汉匈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其意义不止于丞相周亚夫因之被免、朝廷内中枢权力的更迭,更在于标志着汉王朝对降附之外族政策的变化,即"初开封赏之科",对后世影响巨大。但诸典籍对此事不仅记载阙略,而且相互间抵牾之处颇多,《史记》《汉书》对降附者人数、姓名、身份、受封地望等的记载均有错舛,二书应相互参证,但相较而言《史记》讹误较少。徐卢等人虽然诸典籍均言为"王",但其实不过为匈奴部族之酋长,地位并不显赫,汉景帝对其封侯主要是出于政治上之考虑。而将其安置于涿郡、颍川等中原内地,反映了汉王朝对降附者的防范猜忌,这与汉武帝时代将降人置于边地、建立属国的方式有很大的不同,显示出不同时代汉匈之间力量的消长变化。

红娘现象与民族文化心理

近年来,有学者发现并提出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历史中的“红娘现象”,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在文学作品中,红娘由最初的无独立意义的人物形象,进而发展为性格鲜明的婢女,最终成为居于主人公地位的侠女,是与民族文化心理密切相关的。具体说,“张义”与 “节情”这两种民族文化心理相融合,是红娘不断膨化乃至越位的根本原因。

从现代西方艺术看黑格尔对艺术未来的预言

从现代西方艺术看黑格尔对艺术未来的预言何平，崔清明生活于１８世纪末１９世纪初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思想巨人黑格尔曾预言：艺术的地位将走向衰弱，艺术的灵魂将走向分裂，其精神最终将被哲学所代替①．他把艺术的发展分为象征型艺术、古典型艺术和浪漫型艺术三个阶...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情爱描写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情爱描写孙秀荣提起中国古代文学，人们往往想到唐诗宋词，想到明清小说，甚至想到先秦散文，想到元代杂剧，却很少想到魏晋南北朝。的确，魏晋南北朝不是产生文学高峰和文学巨人的时代，它既没有唐诗宋词那样举世瞩目的辉煌，也没有施耐庵、曹雪芹那...

黑水城文書所見西夏銀牌——兼論西夏制度的遼金來源

黑水城文獻中有一件編號爲俄Инв.No.315(2-1)的文書,提到了銀牌安排官。其中所反映的銀牌加官職的組合形式,顯示西夏銀牌已經突破了以前作爲信牌、宿衛牌、守禦牌等的限制,開始具有對應官員身份等級的職能。這是西夏職官體系適應由簡樸到繁複的客觀需要,也是與西夏中期以後制度大發展相吻合的。西夏銀牌之制遠承於遼,但很可能直接仿自於金,表明在宋制之外,西夏對遼金制度的吸收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方面,它是西夏制度多源結構的一個因子。

论骆宾基“歌颂光明”的小说创作

论骆宾基“歌颂光明”的小说创作李怀亮一骆宾基在解放后一些谈创作的文章中都强调在社会主义时代文学的主要任务不是暴露黑暗而是歌颂光明。他曾经打算写一组连续性的短篇小说，总题就叫“歌颂”。确实，他解放后创作的小说也从来没有一篇以揭露社会问题而引起过象《组织...

深思明辨 显隐发微——读《燕赵先秦思想家公孙龙、慎到、荀况研究》

由王永祥、潘志锋等先生合著的<燕赵先秦思想家公孙龙、慎到、荀况研究>一书,是河北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前不久已由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专著对先秦时期出生于赵国的三位思想家公孙龙、慎到、荀况的生平、著述、主要思想及历史影响等进行了系统的述评.全书17.6万字,篇幅虽不是很长,但取材严谨,论证充分,读后给人以厚重扎实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