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及其整合的功能

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先后经历了“天命观”、“儒家思想”、“三民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的嬗变;在新的历史时期,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和极端自由主义的挑战,使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我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引领多元、多样、多变的社会思潮,完成执政党对国家和社会新一轮的整合。

灾后重建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

汶川地震灾后的恢复重建工作,提供了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实践样本。灾后重建中极具中国特色的对口援建模式,只有在社会主义中国才能实现,宣示了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巨大作用。重建中排第一位的住房重建,不只是简单地修建住房、恢复原来的居住面貌,而是借重建契机把解决灾区群众住房问题与引导农民向城镇和农村新型社区集中结合起来,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体现了改革精神的时代创新。在重建项目顺利建成的同时,人们也在努力重建精神家园,重建工作者"荣"与"辱"的价值判断,构成了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宣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现实效应。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界定与秩序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既是理论上和实践中的一大突破,又给我们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本文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及其价值取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处阶段及其特征、市场经济秩序问题作一些肤浅的探讨,以求教于大家。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阶段界定 市场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是当前经济理论研究中一个尚无定论的问题。有的同志认为,市场经济不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形态,而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商品经济的高级形态;有的同志认为,市场经济是现代大生产条件下的商品经济;有的同志认为,市场是商品交换的场所,没有市场就没有商品,因此,市场经济就是商品经济。实际上。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建设的边界刍议

党内民主建设的功能限度,及其内在规定性和外在约束性,决定了党内民主建设的顺利推进,必须在合理的边界内运行。探讨党内民主建设的边界问题,一方面有利于科学认识坚守边界与超越边界的对立统一,为抵制各种极端民主化倾向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撑;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突破现有体制机制创新滞后所导致的发展瓶颈,从而进一步拓展其生长空间。在经济社会全面快速转型的历史时期,党内民主建设的边界:必须以有效化解党的执政风险、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为基本出发点;以成本可控为必要条件;以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促进党内和谐为前提;以遵守党纪党规和宪法法律为保障。努力实现坚守边界与超越边界的有机统一,从而有效提高党内民主建设的质量,不断推动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良性互动与共同发展。

执政党理性、公共理性与我国的政治现代化

现代公共理性应成为沟通、协调和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个人理性与国家理性、大众理性与精英理性的中介与桥梁。在现代社会里,执政党的活动只有置于公共领域的监督和批判之下,其决策和管理过程才更体现公共理性,即决策和管理具有公共性、民意性、正当性和合法性。执政党的现代化也是执政党由个体理性走向公共理性的过程。

落实党委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探讨

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决定了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落实党委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的主体责任,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维度,有利于实现对党内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源头治理,从而构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环境,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当前,落实党委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面临着部分党员领导干部主体意识与责任意识淡薄、党委主体责任与纪委监督责任混淆不清、主体能力不足与动力机制不完善等突出问题。党委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的有效落实,需要在把握反腐倡廉建设的新形势基础上,厘清主体责任、强化主体动力、提升主体能力,着力构建体系完备、运行通畅的长效机制。

双重边缘化:流动人口政治参与困境及其路径选择——基于成都市调研的思考

流动人口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而出现的庞大群体。根据国家计生委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预测到2050年流动人口规模可达到3.5亿左右。规模如此庞大的流动人口,其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是体现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指标。但流动人口在现阶段面临政治参与双重边缘化的问题,即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和流出地政治参与均边缘化。面对这一问题,我国政府在流动人口管理中要转变观念:实现从管理到服务;坚持统筹原则,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积极培育政治参与文化等。走出困境,提高流动人口政治参与质量,既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也会对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发展起到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现代西方国家执政党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经验和启示

现代西方国家执政党的主流意识形态主要有三种类型: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西方国家执政党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手段和特点是: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力求中间化,扩大党的纲领和政策的包容性,扩大党的社会基础;通过媒体宣传党的政策,消除负面影响和化解社会矛盾。西方国家执政党意识形态建设对我们的启示在于:不断完善政党政治的方法论,深化对执政党意识形态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拓展党的纲领政策的涵盖面;扩大和巩固党的群众基础;不断增强党的理论创新能力,开拓思想理论建设的新境界。

全球化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策略

在全球化进程中 ,其主线是经济全球化 ,我党应根据趋利避害的原则 ,带领人民积极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 ,以谋取和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 ;政治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集中表现 ,中国共产党要确保国家政治制度的安全、稳定 ,维护国家主权 ,增强国际地位 ;在文化全球化中 ,中国共产党应维护意识形态的安全 ,处理好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

学术期刊发展面临的几个问题

除了更为根本性的学术体制方面的问题外,当前学术期刊发展面临的问题主要在于:由于宪法、法规对学术自由权的具体内涵和外延缺乏明确界定,使学术期刊难以把握,致使学术自由缺乏充分的保障;由于盲目追求转载以及为创新而创新,一些学术期刊在竞争中迷失了方向,其价值目标发生了异化;当前学术期刊亟需价值回归,尤其在办刊理念上要有清晰定位,由追求外部的非学术的表面功夫回归到学术本位,回归到苦练内功,提高编辑素质,从而更好地实现学术期刊参与和推动学术创新的社会责任。

《地藏菩萨本愿经》综考

《地藏菩萨本愿经》在两宋时期已经相当流行。该经产生时代的上限大致在后晋天福年间(936-944);而其下限,应是在公元974年。该经为中土伪经的性质是确凿无疑的。其编撰人应是有着相当丰富的佛学知识并崇信地藏者。如果传本中将法灯作为翻译者并不完全是空穴来风的话,那么五代宋初金陵清凉的法灯禅师有很大的嫌疑,而《地藏菩萨像灵验记》的撰集者常谨的嫌疑更大。

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

邓小平理论 ,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科学成果 ,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的产生 ,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发展史上的自然逻辑。从客观上讲 ,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从主观上讲 ,是邓小平长期从事领导革命斗争 ,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同时 ,邓小平理论还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

中国共产党党代表任期制探索的历史沿革及启示

回顾我党党代表任期制探索的历程,有四个基本结论:一是党的领导集体重视是党代表任期制能够得到逐步发展的直接原因;二是社会经济利益的多元化是党代表任期制能够获得发展的持久动力;三是上下互动的方式是党代表任期制健康发展的最佳步骤;四是有序性与自主性统一是党代表任期制进一步完善的重要原则。

中国早期地藏信仰状况考论

地藏菩萨之名虽然可能早在三国时期已传入中国,但倡导地藏信仰的经典则是在6世纪初以后才在中国出现的。目前我们所知隋前地藏信仰的资料均出自唐人之手,并不可信;隋及唐初(581650)的地藏信仰状况则庶几可征。从文献记载来看,隋及唐初的70年中已有地藏造像出现,但数量少,并且分布不广,可能是它们今天在石窟遗迹及出土造像碑中不见踪迹的原因,而这又与三阶教人对造像的态度有关。相反,称念地藏名号在当时则是一种较为普遍的信仰行为。故与后世的地藏信仰相比,早期的地藏信仰表现出以称念地藏名号为主的特点。不过这一特点又常常被以造像为中心的偶像崇拜研究所忽略,因而导致人们长期以来对这一时段的地藏信仰状况认识模糊。

保障农村党员权利的价值、问题及对策

保障农村党员权利具有重要的价值,有利于增强村级党组织的吸引力,有利于加强对村级干部的监督、纯洁党的队伍,有利于发展基层党内民主。当前,保障农村党员权利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党员的知情权实现还不够充分,党员的参与权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部分党员的选举权还没有完全落实到位,部分党员的监督权有名无实。为进一步保障农村党员的基本权利,要加大宣传教育,提高广大农村党员的权利意识,提高保障党员权利的政策措施的可执行性,建立和完善侵犯党员权利的责任追究机制,充分利用现代远程教育方式,加大对农村党员的培训。

抵制·渴慕·操纵——论唐代士族对科举的多重态度

产生于隋代的科举制度在唐代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成为此后封建国家简拔人才的主要制度。对于这一新生事物，唐王朝社会各阶层表现出种种不同态度，其中士族阶层的态度最值得注意。士族对科举的态度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抵制与攻击、羡慕与渴求、把持与操纵。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士族阶层不可避免的衰落、转化以及它的反抗、挣扎，对于我们认识唐代的政治格局与政治斗争、社会结构与社会风尚。

中国共产党党代表任期制理论与实践探索的历史考察

中国共产党党代表任期制理论与实践探索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可以分为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八大前后、改革开放新时期三个阶段。总结党代表任期制理论与实践探索的基本历程,有三个基本结论:一是党的领导集体的重视,是党代表任期制能够得到逐步发展的直接原因;二是社会经济利益的多元化是党代表任期制能够获得发展的持久动力;三是上下互动是党代表任期制健康发展的最佳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