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庄子》及《管子》稷下道家性超善恶论

《老子》《庄子》及《管子》稷下道家在论述人性善、恶方面,属于同一类型。《老子》《庄子》以"道""德"为人性,认为世俗的善、恶不但不是人性,而且伤性害命,因此主张性超善恶论。《管子》稷下道家一方面继承了《老子》《庄子》以"道""德"为人性的思路,另一方面又发展和完善了它们的人性论思想,认为义、礼、法由"道""德"所生,是"道""德"在人道的表现,因此它与《老子》《庄子》一样,都主张人性超越世俗的善恶,或称之人性纯善论。

《管子》“一体之治”论

《管子》“一体之治”论王京龙“一体之治”，是《管子》书中治国思想的基本的理论归结。这样说的根据大致上有以下几点：《管子》一书以霸诸侯、匡天下为政治目的，这一政治目的基本要求在于匡正诸侯竞强，弱肉强食的社会政治秩序。用此，这需要一个宏观统一的治国思想观...

《马王堆汉墓帛书》校读《管子》

《马王堆汉墓帛书》中的《春秋事语》及《黄帝四经》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管子》的部分篇章内容。以此来校读《管子》,既可以用出土文献为《管子》原文及前贤正确结论提供直接证据,又能够订证《管子》原文误讹及前人解释之误,还能为有争议的问题提供新的资料或思考角度。

论史官与《管子》的形成

《管子》形成的时间较长,大致经历了春秋时的初步形成时期、战国末的主体形成时期,西汉末的最终定稿时期三个阶段。《管子》在产生过程中具有明显的官方参与性质。《管子》中主要人物管仲的特殊身份——齐相以及《管子》的官方参与性质,都与史官密切相关。这些都决定了史官在《管子》的产生过程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因此本文分春秋、战国、西汉末年三个阶段来论述史官在《管子》的成书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期进一步加深对《管子》的研究。

读《〈管子〉学史》

作为《〈管子〉学史》的鉴定人之一,我较早地阅读了耿振东博士的大著。现在《〈管子〉学史》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此,将我的鉴定意见与推荐出版建议合二为一,权作一篇读后感,以表示祝贺之意。山西省社会科学院耿振东博士主持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管子〉学史》,我仔细阅读之后,认为这是一部及时添补国内外《管子》史学研究空白的力作,可喜可贺。《管子》是我国第一部百科全书式著作,内容丰富,真知卓见随手可拾。以这样一部著作作为研究对象,其历史文化意义不言自喻。

《管子》的理财之策

《管子》的理财目标是富国富民、称霸诸侯,基本原则"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取之无形,予之有形",财政收入的基本来源主要是租税和国家经营事业的经济收入,另外还以权谋获取国家急需的社会财富。

《管子》情性论

《管子》以治国为核心的人性论是以人生而就有的本能即情性为人性,可称之为情性论。《管子》情性论以满足君主、百姓情性,即以治国安邦为核心。它与孟子、荀子、告子等人性论思想相比,具有鲜明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其一,《管子》情性论关注的重点是君主、百姓所拥有的与生俱来的本能,并非探讨人性的善恶,属于西周、春秋时期传统的人性论;其二,《管子》情性论以治国为核心,并非以提高道德、实现理想人格为重点。

《管子》的德法并重思想:一个比较的视角

春秋、战国时期,管仲及管子学派根据当时礼坏乐崩、社会动荡、战争频繁的社会实情,提出了德法并重的治国思想。《管子》认为德是治理国家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之一,它既包括礼、义、廉、耻、仁等众多道德范畴,又具有道德、品行、施惠于民等具体含义。《管子》对德、法两者关系的处理,既不像儒家那样重德轻法,也不像法家那样重法轻德,而是提出了德、法并重的思想。它既吸收了儒、法两家治世的长处,又克服了两家的短处,因此才有德法并重思想的产生。

试论“数目字管理”在管子经济实践中之应用

黄仁宇的"数目字管理"理论在管子经济实践中的应用,集中体现在统计学、财政管理、货币通胀管理、信用契约和战略规划等方面。管子的经验对当代市场经济社会有更深远的意义。

齐国音乐艺术探析

齐国音乐艺术是我国古代音乐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音乐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无论是独具特色的民间音乐、恢宏灵变的宫廷音乐,还是工艺精美的乐器及制作工艺理论,都充分体现了齐国音乐艺术的成就,并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特别是系统完善的齐国音乐理论体系,作为中国古代音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成为中华音乐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影响中国音乐思想与实践长达数千年,而且也为丰富和发展我国及世界传统音乐文化做出了突出贡献。

齐国服饰艺术初探

齐国的服饰艺术是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服饰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由形制、色彩、纹饰、质料、佩饰等所构成的服饰形式美,充分体现出齐国服饰鲜明的地域特征和艺术特色,特别是"度爵而制服"、"上以为政,下以为俗"、"礼乐"与"实用"结合和"错采镂金,雕绘满眼"的服饰审美观,不仅承袭了儒家礼乐文化精髓,也对丰富和发展我国传统服饰文化起了重要作用,并影响中国服饰审美理论与服饰艺术实践长达数千年。

古代最早的丝织业中心——谈齐国“冠带衣履天下”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植桑、养蚕,缫丝、织绸的国家,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是唯一的这样一个国家。据史书记载,我国最早出现的丝织中心,可以追溯到2500年前左右,即春秋时代以临淄为中心的齐鲁地区。齐国生产的“冰纨、绮绣、纯丽”等高档精细丝织品,不仅做到了国内“人民多文采布帛”,能够充分自给,而且还大量输出,畅销各地,以致于“天下之人冠带衣履皆仰齐地”,即《史记》、《汉书》所称道的齐“冠带衣履天下”。

王符的司法思想

王符作为一个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思想家,十分关注现实问题,也非常关注政治法律问题,对司法问题也进行了全面思考。他从"天人合策"的角度论证了司法的形而上根据"天道",并认为用司法手段对犯罪的惩治不仅是恢复受损的人间秩序,同时也是恢复受损的自然秩序。他认为司法的作用在于除暴安良、"劝善消恶",司法的最高目标在于"致太平";虽然他认为治乱世可用重刑,但仍将司法定位于辅助德化,即所谓"尊德礼而卑刑罚"。他认为司法官员应当具有谨慎、正直、清廉的品质,做到"平赏罚而无阿私",追求"政平讼治"的境界,通过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促成社会和谐。

稷下学宫与黄老之学述论

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的文化中心,稷下诸子百家的学术争鸣、文化的交流融合与齐国适宜的社会环境促成了黄老学派在稷下的诞生,成书于战国中后期稷下学宫的《黄老帛书》是黄老学派的代表作品。

秦人起源与早期秦文化特色

秦人的祖先来自东方,他们以"玄鸟"为图腾,始居地大概在今山东省境内。自夏末至西周末年,秦人祖先分成几次或几批由东方徙居到西方,迁徙路线大致上是从今天的山东迁到山西,再由山西迁到陕西,最后再定居在甘肃东部一带。可以说秦人祖先出自东夷之地,但扎根于西戎。由秦人祖先创造的早秦文化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从文化之源流看,它以东夷文化为张本,并融合了舜禹华夏文化、夏文化、未知夷狄文化、商文化、西垂的戎文化、周文化等文化因素。从文化基调来看,早秦文化始终没有融进主流,边缘化的处境成就了秦文化,并且锻造秦文化的独特的个性和品质。

《六韬》书名辨析

本文认为前人对《六韬》书名的解释有误。“”（韬）章是古代军队的九章之一，它标志着军事行动的开始。所谓六韬，即是以六种不同的兽皮制成的其上绘有不同纹章图案的武器袋。其涵义一是示军威，二是别行伍。历史典籍中先后著录的《金版六》、《周史六》、《太公六韬》与今传本《六韬》，实际上是同一部书在不同时代的称谓。无论书名、作者名怎样变化，具有军事象征意义，反映此书内涵实质的武器袋一词始终没有改变，文、武、龙、虎、豹。

简论稷下诸子学派

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的文化中心和百家争鸣的舞台,当时著名的诸子学派大都曾经在这个舞台上一展风采。其中黄老学派、阴阳五行学派、墨家学派、名家学派、纵横家学派、儒家学派是其主要代表。

重新认识《六韬》的资料价值

自宋以来诸多的史家,考据学家都认为《六韬》是后人伪托之作,近人张心澂《伪书通考》采录众家之说,甚至判其为“全书伪”的古书之一种。这些都直接影响了人们对《六韬》资料价值的认识。银雀山汉墓出土《六韬》残简证实其确实是先秦古籍。但由于前人提出的疑问较多,成书年代与作者均未详,(今学者多断此书为战国人作品)

历时性:整理上古史料的一种方法——“吕”“莒”二国存灭考异

姜太公所出的吕国地望何在?先秦时期莒国存灭的轨迹如何?学术界一直争讼不已,甚至夹杂有对《史记》记载的质疑。通过综合考察各类史料间的内在联系,发现导致此类问题发生有共性原因,就是在《史记》等史乘指向的时空关系中迷失了方向,把本来历时态存在的信息理解成了共时态。如果对现有材料进行合理的时间排序,仍可勾勒出较为完整的历史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