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化单位获取企业资助问题的探讨

如何看待企业对文化单位的资助,是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及文化管理体制改革中一个看法颇不一致的问题。本文拟在对上海目前这种双边关系的状况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作一些探讨,供有关方面参考。

我的三次文学选择

我与外国文学的接触相当早。我自幼接受的是中国传统的家学,6岁便开始诵读唐诗宋词和古代散文。但管教我的父亲青年时代曾与陈望道先生一起在复旦大学工作,他教我古诗古文仅仅是为了我“将来能在字纸篓里找文章”,所以一旦指导我阅读中国古典小说、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的同时,便有计划地安排我阅读外国文学作品了。第一部便是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夏丐尊先生译的。这部日记体的短篇集选得好极了。不仅内容切近我的生活,译者的文风,和我几乎没有半分界限。从此我与外国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只是因为当时我们处偏僻的村镇,

学习韬奋精神 真诚面对读者

2005年11月5日,是伟大的爱国者、杰出的新闻出版家、社会活动家邹韬奋同志诞生110周年纪念日,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中国韬奋基金会、上海市记者协会、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和上海韬奋纪念馆联合主办了上海市纪念韬奋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会议由市新闻出版局局长孙顒主持。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柳斌杰、市委副书记殷一璀出席座谈会并讲话。副市长杨晓渡、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宋超以及三联书店老同志、韬奋奖获得者等新闻出版界代表共300人出席会议。现将会议有关内容刊载如下。

我们,以及田野

我们四个上海的女学生,说是初中毕业,其实没读过多少书,而我们被称作“知识青年”。我们从各自的家里走出来,提着旅行袋、箱子(里面是一年四季的日常用品),在哭哭啼啼的亲人目送下上了火车。此时,站台上锣鼓喧天,十二月的寒风吹刮着红旗和标语条幅(上面写着豪言壮语),发出鞭子似的声音。

我和爸爸同岁

1我64岁了。我爸爸也只活到64岁。我和爸爸同岁。有时候想起爸爸,想起那些具体的事情,我常常会想到自己:在这个年纪,我在干什么呢?爸爸去世那年,我29岁。爸爸29岁的时候,在福建永安。这也是我猜的,因为我姐姐出生在永安,她出生那年,爸爸30岁。那是抗战时期,永安是国民政府福建省政府的战时所在地。爸爸是中国银行的职员,带着家眷随银行在浙闽山区过着动荡的日子。比起一般的逃难民众,处境或许应该算还不错。我的祖父三十多岁就病故了。

小说难写

很久没写小说了,是觉得小说难写。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学写小说。那时候最关心的是社会问题。中国刚刚从"文革"中挣脱出来,噩梦时代不堪回首,却还是要回首,只为了不再噩梦重现。文学界努力摆脱政治的束缚,但关心的,其实还是政治。当时很多洛阳纸贵的小说,其实都是用形象的语言来说出许多人想说的话,起了为众人代言的作用。

名家出题

我一直觉得中国的学生比较缺乏冒险精神,这也许与家长、社会对独生子女的过度呵护有关。其实,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一定是有冒险事件的发生或发生的可能的,将这些事件的前因后果记录下来,或从更深层面加以思考,对于他们心理的健全和生存能力的增强都不无益处。这个题目既可叙事,又可议论,自由度较大,学生应该有较多的有趣内容可写。这也是我一贯的观点:作文是要在自由的、有话说、有空间可发挥的状态下才可能写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