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遍疆土万千里 采撷文化续瑰宝——和云峰《中国少数民族民间音乐与舞蹈》读后

和云峰撰《中国少数民族民间音乐与舞蹈》作为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一部重要著述,在四十余万文字的编纂体例上附以205个谱例、155幅图片、53个音频和35个视频,呈现出五位一体的立体化著书范式。该著萃取各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之精要,兼顾历时层面的文化发展脉络和共时层面的文化空间特征,在诸多显性音乐事象的立论基础上,阐释了背后的多重文化隐喻及逻辑生成机理。文章着重从该著体现出的“架构新颖、理路明晰”“方法融贯、内容详确”“新论有理、新辩有据”三个方面的核心特征予以审视,窥探并抽绎当下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基本路径和多重向度,以期在新的时代语境下,为相关撰写工程构筑更多科研进阶的学术透镜和思想津梁。

“音乐”·“文化”·“人”:民族音乐学研究的三个层次

作为艺术属性的音乐形态分析是民族音乐学的学科本位,且是学科研究的基础层次。关注“文化中的音乐研究”是深度解读音乐结构与意义生成(文本与语境)的重要阶段,是学科研究的中介层次。通过音乐与文化语境的互动关系思考,探究作为音乐文本建构与意义阐释者的“人”隐含的深层文化逻辑与社会结构,从而最终实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终极目标,即对于“人”的综合研究,这是民族音乐学学科研究的最高层次。民族音乐学关注的“音乐-文化-人”的三个研究层次,既不是学科研究的“去音乐化”,也不是学科身份属性的自我迷失,而是从另一个视角重新审视“文本与语境”互动关系中的“人”构建文化意义之网背后所隐含的社会文化逻辑。

文化非本质主义·主体性·自我民族志——民族音乐学研究的三个重要学术观念

“文化非本质主义”“主体性”“自我民族志”研究是民族音乐学田野工作与案头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三个研究观念。坚持“文化非本质主义”思维,要求民族音乐学研究者动态地看待传统音乐的文化身份建构与变迁现象。恪守民族音乐文化的“主体性”原则,就是指民族音乐学田野工作观念要以“地方性知识”为研究原则,用“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看待“他者”的文化观,而不是以研究者的主观思维或者“欧洲音乐文化中心论”思维去干涉“他者”真实的音乐文化生活。运用“自我民族志”研究理念,不但有助于洞悉民族音乐学学者的研究观念的转型历程,而且对于开展学者学术理念的自我反思与批判工作具有积极意义。文章基于上述三种学术观念,结合作者多年来民族音乐学田野工作和学术研究经历,重点针对如何看待“传统的发明”这一概念,就民族音乐文化研究的“本真性”问题、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主体性”思考以及“自我民族志”思维对民族音乐学学者研究观念的影响等问题展开初步讨论。

2020年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热点现象述评

2020年中国民族音乐学呈现以下研究特点:将音乐文本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与当下的表演语境中的音乐文本生成过程研究,尤其运用结构主义与符号学、表演民族志等诸多跨学科理论针对音乐本体形态的生成过程与表演实践展开简化还原分析;以中国与东南亚跨界族群为切入点,关注跨界族群音乐研究对象的边界拓展研究,重新审视世界主义语境中的跨界族群音乐概念的批判性思维;关注经济与文化全球化背景中的民俗节庆音乐文化身份的重建与文化认同的"阶序性"互动关系研究,以及音乐的"族群性"与文化认同问题;将音乐文本置于传统书面历史文献与口述历史文献语境中,结合全面的扎实的田野考察工作进行历史与田野互视性质的"接通"研究。

论民族音乐学的“再研究”

民族音乐学“再研究”(或称“重新研究”)指同一学者针对相同田野点展开的重访或追踪式调查研究,还指不同学者在不同时期对同一音乐事象开展的“再研究”。它不但折射出同一或不同学者研究观念、研究方法、研究视域的阶段性调整,而且反映出研究对象在不同时空维度中的历时性变迁轨迹。民族音乐学“再研究”不是“炒剩饭”、不是“重复研究”,而是面对相同音乐事象展开的持续性、跨越时空维度的“重新研究”。对同一个音乐事象展开的“再研究”,能对其在不同时段或在多个音乐民族志考察个案之间建立起比较的研究视野,梳理出某一音乐事象相对完整与真实的音乐生活样貌。当下,中国民族音乐学界的“再研究”应关注“三后”(“后集成”“后非遗”“后疫情”)时代传统乐舞在表演语境、表演形态、社会文化功能等方面出现的文化变迁,以及学者在不同时期由于“知识树”结构调整导致的研究视域、研究方法、研究视角、问题意识转矩与拓展等等相关问题。

区域国别视域中的泰国优勉瑶民间礼俗传世唱本的在地化表达——基于对中、老、泰《盘王大歌》的比较分析

作为一个世界性离散族群,东南亚优勉瑶的生产生活方式、饮食习惯、居住环境、宗教信仰、民俗活动、语言以及传统音乐呈现出典型的“在地化”特征。具有“汉字文化圈”类属的泰国优勉瑶民间礼俗唱本(《盘王大歌》)唱词结构书写与音声特征,因其处于多元宗教文化圈历史发展情境中,由此导致优勉瑶传统音乐出现某种程度的“涵化”现象,即:在基于对其母文化“濡化”基础上充分吸收了泰国“大传统”与现代并存的多种宗教文化,呈现出互融、多元、包容现象。通过中、老、泰东南亚三国优勉瑶《盘王大歌》唱词语言与音乐的比较研究可见,优勉瑶在与泰国主流文化、跨族群间互动与交流后,呈现出典型的音乐变迁行为,其主要是通过书写“家先单”“祖书”的传统与举办传统仪式来强化鲜明的族群迁徙历史记忆与深刻的文化身份认同。与此同时,泰北部分优勉瑶宗教信仰的基督教化、佛教化现象导致其民俗仪式唱本语言传承环链出现部分断裂,致使优勉瑶民间礼俗仪式唱本的“原生性”传承现状堪忧。

觅古寻今,闻乐踏路--比较研究视野中的怀化阳戏考察

通过考察荆坪古村、中方古驿道,以考证活态的文化如何通过流域、古道生成多点的历史记忆,以及对怀化阳戏剧团的访谈,了解阳戏的历史渊源和在不同地域的唱腔异同,分析得出南、北路阳戏之间唱腔和表演所呈现的差异性,是因其与不同地方的民间乐舞的不断融合、渗透,受地方语言、民俗、文化、信仰影响的产物,体现了流域文化在异地传播的互动、交融过程及涵化现象。最后阐释了怀化阳戏的传承过程是以历史记忆为基石的兼容创造、以区域文化为底色的地方认同、以表演实践为媒介的动态书写过程。

非遗·自媒体·语境:传统音乐表演的建构与生成

“非遗”与“自媒体”的联姻既导致传统音乐表演语境、艺术形态与文化象征隐喻的变迁,又造成“演—观”主体互动交流空间的再生成或重构现象。“非遗”语境中的自媒体转向主要呈现出两个阶段:即表演文本的重构与重构的表演文本。第一阶段是“非遗”表演的建构过程,第二阶段为“非遗”表演生成的产物。表演过程主要由“情景语境”“文化语境”两种因素构成,前者侧重于表演者的“即时性”构建,后者注重乐舞生成过程的“惯常性”呈现。以原样重复或变化性反复的音乐与唱词结构形成的“套语”形式(程式性)是传统音乐(尤其南方族群)表演构建的主要特征之一。音乐表演过程中“演—观”两个参与主体的互动效果与音乐文本内容的解读多是与表演“语境”有关,它不但是一种“言说”模式,而且更是象征隐喻链条生成的意义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