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界研究中国社区宗教传统的主要动态

从本质上讲,西方学界对中国社区宗教传统(communal religious traditions)的研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始具雏形,八九十年代后则以迅猛的速度发展起来。在广泛收集资料之外,学者们也开始思索用什么样的分析结构来进一步阐释社会与宗教活动的相关性。对于宗教在社区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学者们形成了如下共识:地方崇拜是权力的三角形网络中心(包括官员、精英和神职人员)中的一个主要节点,中国社区宗教传统的历史一直与国家政策、制定政策的皇帝和高级官员以及处理政策执行问题的地方官员和精英们有着无法摆脱的联系;而现代政府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则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中国现代时期政府和宗教之间关系的变化和连续性问题由此成为争辩的一大焦点。有关中国宗教传统最早的研究中就有一些是围绕教派主义运动展开的,另外一个长期令西方人感兴趣的话题则是中国的秘密会社,众多学者在这些领域内也贡献出了有价值的论著。

清代浙江黄茶与宫廷用度

黄茶为清宫烹制奶茶的原料,产于浙江绍兴一带。康熙年间,订浙江进贡黄茶9千余斤,是全国贡茶数量最多的。浙江茶商领茶引,提拨约6千两银充当内务府的茶果盈余银。乾隆时,因茶商金台短报茶引,浙江巡抚主张商人领引制度改为官办,其盈余贮藩库充公。清朝擅长以多元文化统治各民族。奶茶原是蒙古人饮食,清朝皇帝以黄茶烹制奶茶,宴请蒙古王公,并赏赐之。蒙古、西藏信奉藏传佛教,其仪轨中黄茶更是不可或缺。黄茶是蒙古上层社会喜爱的茶品,与下层社会喝的砖茶有所区别。黄茶在蒙古、华北地区的销售量不断扩大,每年由14万道茶引增加为21万道。朝贡体制也带动了商业的发展。

清前期打箭炉关税对西藏寺院的赞助

打箭炉是四川进入西藏的门户,设有税关。雍正五年(1727年),准噶尔部骚扰西藏。次年,雍正皇帝将七世达赖喇嘛移居噶达城,并造惠远庙为其居住、诵经之所。雍正皇帝拨银十万两,仿西藏本佛庙建造,殿堂楼房一千余间,又为平房四百余间,赐额曰“惠远”。雍正八年(1730年),寺成,七世达赖喇嘛移居惠远庙。此后惠远庙屡次修缮皆来自打箭炉的税关经费支出。清朝赏赐喇嘛茶叶和银两亦来自打箭炉税关经费。雍正三年(1725年)奉谕旨:每年赏给达赖喇嘛茶叶5000斤、班禅额尔德尼茶叶2500斤。又赏给达赖喇嘛、班禅之徒众驮运茶叶脚价银200两。再者,乾隆三年(1738年)起,皇帝增添赏给达赖喇嘛徒众等银5000两。总之,打箭炉税关支付达赖喇嘛茶叶脚价银、赏银与七世达赖喇嘛的惠远庙的修建费和喇嘛盘费等。打箭炉税关供给银两是一般常关较为少见的现象,可谓四川地区税关的特色之一。

清代陕甘官茶与归化“私茶”之争议

康熙至乾隆年间,清朝开疆拓土,地方用度增加,税源扩充不易,清廷针对陕甘地区和蒙古地区的财政支出加在商人身上,但两地商人的负担却有差异。陕甘地区,清准战争期间,雍正皇帝为筹集财源而提高陕甘官茶税课,商人也须捐助官员办公杂支,以致每道茶引高达4.44两。这些政策到战争结束都没废止。因此,陕甘商人赴新疆贸易成本高昂。蒙古地区,归化商人请领理藩院部票交0.2两,即可前往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及各部落贸易。由于绥远城将军疏于管理理藩院部票,以致归化商人时常没领部票或一票使用多年,游走蒙古及新疆各处。归化私茶价比陕甘官茶价低廉许多,故引发归化私茶侵犯陕甘官茶之争议。归化私茶与陕甘官茶的纠葛在左宗棠改革之前一直没有解决。新疆官员认为归化商人在新疆贩售湖南安化各类茶种,具有安边、便民、通商及裕课的作用;故清廷长期默许归化私茶贩售新疆,不只增加地方税收,也活络城市经济。

启蒙还是浪漫?——重评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功与过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背景不是理性的启蒙精神,而是一场推动革命与救亡的浪漫主义风潮,因救亡而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不遗余力,此一强烈的反传统文化批判,并不基于理性,而是出于激情。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主张全盘西化,后来改为充分西化,全面抨击传统,高唱文学革命,宣称文言为"死文字",以白话取代文言,类此议题莫不见到浪漫情调。文艺复兴在欧洲的实质内容是经过中古黑暗时期的学术复苏,是欧洲文化自身的复兴,而胡适所谓"中国文艺复兴",则是现代化(实即西化)进程的结果,从引进西方的物质文明如船舰、器械等,到采用西方政治制度,以及最后精神上的全面西化,而以文学革命为先导。胡适高唱充分西化,其有心于国家的进步与繁荣,固无可疑,然其无心之过,在于只见当前西方的科技文明,对整个西方文化的认识有所不足,昧于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差异。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回顾前尘,不宜一味表扬胡适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功绩,也应论其过失,始足以吸取教训,以历史的后见之明鉴往知来。

罕都事件及其对清初川滇藏区的影响

罕都是固实汗(guushi han)之孙．也是青海和硕特南向扩张的主要人物一他曾使固实汗获取极佳的声名并大力地扩展格鲁派的势力。这样的一个人何以会走向格鲁派的对立面，并因此导发了青海和硕特的内乱，无疑是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本文试就汉、藏文中的史料，说明本事件的来龙去脉，并探讨其影响。

《西洋药书》与康熙朝宫廷西洋药物知识刍议

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之满文本《西洋药书》,据传是传教士白晋、张诚所著。过往对于《西洋药书》之研究,并未建立在全译的基础上。《西洋药书》实载药方48种,其中42种于该书中重复介绍一次,但重复部分所载内容不完全相同。过往清宫档案并没详述西洋药方之药效与使用方法,《西洋药书》可补足这方面的缺失。将《西洋药书》与清宫档案比较,可见清宫中对药物之使用并不完全按照《西洋药书》实施。部分药物之样态、药效与《西洋药书》所载不同,可推测某些药物是共用了某些名称或词根,但不一定是相同药物。《西洋药书》各章节之笔迹、内容,甚至用语都有差异,是未来研究其成书过程的线索。

消失的浙派与晚明的多重“古代”

本文从晚明苏州片及延续此传统的清宫本《清明上河图》出发,发现在它们所反映的当时的特色商业活动中,街上古董铺内所陈设的热门画作居然多是被学者认为已经消失的浙派或与浙派宫廷风格相关的画作,这岂非与我们对晚明以降以董其昌南北宗论为正统的画史理解有很大的冲突吗?本文由此并置明清浙派品评的转向、晚明集册的出现,以及苏州片所反映的市场需求等来谈晚明各种文化势力对于建立“古代”谱系的竞争。

胡适与1930年代北京大学的改革与纷争——兼论林损辞职事件

胡适在1930年代参与北京大学的改革,引起了一系列纷争。特别是在1934年因北大国文系教授林损“请辞”,竟让胡适集谤汇讥。事实上,胡适透过具体建制里的人事择汰以推动中国现代科学及学术之发展,固有争议,却是理有应然。

“俗世化”理论是否适用于近代中国

从西方发展出的"俗世化主流权威论述的霸权"在今日已逐渐受到挑战。"俗世"并不是一个与宗教、神圣等截然相对的概念,它与自由、人权、民主化、现代性、知识范畴、终极关怀等议题密切相关。同时,俗世化的过程也并非一往直前,而是折冲、反复,具有多重的历史背景。"俗世化"理论引发学界之争论与反省,是近代中国思想变迁的一个重要面向。近代中国俗世化的讨论与五四话语的出现,以及新儒家等人文主义学者对五四启蒙思想的反省与批判密切相关。五四话语的支持者接受单纯的俗世化理论,认为随着现代化(民主、科学与物质生活的进步)的发展,宗教、迷信逐渐衰微;反五四论述则质疑以此观点认识历史传统及由此提出未来中国的蓝图。余英时与墨子刻均继承新儒家所开创的"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的对照,思索轴心文明建立之后,中西文化之差异及其对近代中国"俗世化"历程之影响。

清宫窃盗案之分析

本文依据清宫内务府档案分析内务府窃盗案。文章主要分析盗内府财物、监守自盗、积匪猾盗、销赃等案例,并依据这些案例来探讨清廷的监督管理。清廷对盗窃案件非常重视,刑罚通常非常严厉,包括杖毙、流放到黑龙江、打牲乌拉、伊犁等边疆地区。盗窃案件处罚的另一个特点是集体处罚,惩罚于肇事者及其家人和同事身上。本文的结论是,虽然皇室的行政部门在18世纪有所增长,但管理部门并没有严格管控,因此盗窃案件在这种情况下盛行。

巴黎和会(1919)中的胡惟德与中国外交--两种既有权力位阶的体现者

近年对巴黎和会的研究成果已十分杰出,惟仍着重于整体历程或顾维钧等较突出者的认识,胡惟德等隐身幕后却仍有一定表现的人物,仍常受到忽略。然而透过对胡惟德在和会相关举措的理解,加以探讨其意义并与时代背景相较,即可能借之思考此在中国外交史上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即使胡惟德在巴黎和会时的表现未必有何明显之"影响",终究仍能"体现"整体环境中的部分面向,故而也有探究价值。因此,本文拟借用权力位阶(hierarchy)的理论,探讨胡惟德在此期间之行事能够展现出何种涉及权力位阶概念的性质,并借以检视当时中国外交的特色,及中国外交官世代与巴黎和会此一重大外交事件之间彼此所能相互体现的趋势或内在性质状况。

两千年间的“佛”与“国”：传统中国对西方货币领袖头像的认知

世界史中的货币图案大抵可分为西方的希腊、罗马体系与东方的中华体系。西方体系有政治领袖头像,东方则无之。虽然《史记》中已有安息大宛之货币有政治领袖头像的记载,但直到1912年,中国才有孙中山下令在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及流通币上"刊第一期大总统肖像"。这一变化影响至今。在约两千年间,中国传统货币上的图案以文字为主,偶有图像,未及国家领袖头像。中国传统货币上的年号,难以让庶民一目了然,历朝铜钱或外国铜钱与本朝铜钱一并流通。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试图仿铸外国银币,仍未仿铸领袖头像。相对而言,公元1世纪之后,佛教广泛流播中国,佛像深入民间,而清代中国亦以"佛"称外国银币上的领袖头像。孙中山在传统中国的货币文化中引进国家领导人头像,就国家想象而言,是一个革命性的发展。本研究将由深入庶民日常生活的货币图案指出,在宗教治理现象同样浓厚的传统中国与西方,中国的国家意象相对西方较为模糊;相对以往个别有关传统中国国家观念或佛像的研究,本研究指出传统中国有关佛祖与国家信仰的深浅之别。

启蒙还是浪漫?——重评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功与过

在百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胡适扬一代风潮,提倡白话、批判传统、主张西化、宣传自由与民主,足称文化英雄。但他虽名满天下,谤亦随之,其谤亦多由其盛名而来。今胡适辞世已逾半世纪,放眼裁量,由宏观追溯往事,作理性的检讨,从而客观评其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