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中商会与洛克菲勒家族

山中商会创立于1910年,曾经是横跨欧美亚三大洲的古董大鳄,亦是20世纪初外国人开设于中国境内的最大古董商,其核心人物就是山中定次郎。本文运用笔者在日美两国公立与私立档案机构收集到的山中商会日本总公司及美国各分店职员与小约翰·洛克菲勒夫妇之间来往的书信和公司简报为第一手史料,并配以精美的珍贵图片,考察20世纪初期如佛教雕刻那样的中国艺术瑰宝如何流转到世界各地,最终流入大富豪宅邸的过程。目前这些中国艺术品除进入海内外各大博物馆和美术馆以外,绝大部分依然频现于各大拍卖行、古董店,甚至民间的各个角落。由此,本文将会为读者揭开山中商会艺术品交易的一个侧面。

《上海博物館藏甲骨文字》辨僞舉例

《上海博物館藏甲骨文字》刊布了該館藏甲骨,由於其來源並非考古發掘,僞片混入在所難免。於濮茅左先生的“序”中,已列舉出52片僞刻及習刻,然而尚有24片抄自其他著録的僞刻品。本文將其與原著録拓片相對照,辨明僞刻的方式。

伯希和与内藤湖南

伯希和与内藤湖南是两位在20世纪东洋史研究中留下诸多业绩的汉学界泰斗,对敦煌学研究的贡献尤为卓著。从很早开始,他们便对彼此有所耳闻,但直到1924年夏,内藤赴欧视察访书之际,两人才终于碰面,并建立了密切的学术交流关系。本文依据法、日两国收藏的第一手史料及大量珍贵照片,在追寻连接两位学者共同点的同时,亦考察围绕敦煌古文献的研究,他们之间所展开的互动关系。

江藩《漢學師承記》纂著史實索隱

江藩《漢學師承記》係一紀傳體的斷代學術史,江氏以傳記形式,將清嘉慶中葉以前具代表性的“漢學”者彙爲一編,每傳各記其生平事迹、師承交游、著作情況,以及主要學術創見等,藉以呈現清代“漢學”發皇、流衍的概況。本文主要目的,一則考證《漢學師承記》的纂輯年代,並揭示江藩纂著此書隱微的心曲;次則分析江藩的纂著意圖和成書背景,並探討其書與阮元纂修《儒林傳》的關係;三則考證江藩刻意將黄宗羲、顧炎武二傳編列卷末的隱衷等數事,鈎沈索隱,提出新的論述,並對現行諸説提出商榷,以備知人論世之義。

个体与结构之间:黄金时期晚清出版史的述说方式

本文是《晚清的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以报刊出版为中心的讨论》作者本人对前面两篇书评中涉及的要点和问题进行的回应,分享了最初写作时的构想,并期待学界在新史料和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共同努力,在晚清报刊出版史研究领域提出更多的新观点、新成果。

甲骨文“龟”(舅)字补说

甲中有一怪字“■”,其字形有“■”“■”“■”等形體,周忠兵依據相關辭例將這些不同字形都認为是同一個字。然而周忠兵並没有指出“■”字具體對應到現代漢字中的哪一個字,對於其含義也還没有進一步考證。劉釗曾懷疑“■”可對應到“龜”字,我在《甲骨綴合棄編--釋文與考釋》第三十七組的說明文字中亦曾懷疑“■”字是“■”(龜)的省略。本文從相關字形與周忠兵的研究出發,爬梳相關諸字“■”“■”“■”“■”“■”,證明“■”字就是“龜”字。雖然“■”可具體對應到後世的“龜”字,不過其意義在商代已不再帶有“龜”的詞義,而是假借為同音的“舅”,是表示“伊尹舅示”之異體分工專用字形。備管如此,這個分工並不成功,其他表示伊尹詞義的“龜”“犰”(■)仍然並行於甲骨文中,這使得“■”字最後未能流傳而消失。

《漢學師承記》駢枝

江藩《漢學師承記》係一紀傳體之斷代學術史,全書共正傳四十人,附傳十七人。江氏以紀傳形式,將清嘉慶中葉以前具代表性之漢學者彙爲一編,各記其學行出處、師承交游、著撰緒論,藉以呈現清代漢學發皇流衍之概況。是書近有日本近藤光男及北京大學漆永祥兩家注解。二氏殫見洽聞,於江書所涉語典、事典,靡不博稽旁考,所釋原原本本,幾無隱滯之義矣。余向讀江書,略有疏記。今就二家所不及詳,或間有微失處,條録三十六事,亦古人“舊學商量加邃密”之意云爾。

反思历史与关怀现实的学者--历史学家王明珂专访

王明珂教授以其深厚的历史学功底和丰富的民族志田野经验,对西南少数民族,尤其是川西北羌族作了多年的考察和研究。近年来他的史学和人类学的互证方法,社会记忆、结构性叙事、表征、文类、社会场景和历史心性等方面的独到的研究,渐为中国史学界和人类学界所熟知。王明珂教授在访谈中,回顾了他在哈佛大学的受教经历,对典范史学的概念和方法的存疑,以及他在岷江上游的考察和史语所的工作经历,并且从其著述经历中阐释了他的史学和人类学跨学科的研究取向,这对目前中国历史人类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典范与异例:羌族田野的例子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与定量分析相比,质性研究往往被认为缺乏客观性,因为无论是研究者还是他们的信息提供者/互动者都受到各种他们看不到或没有意识到的“规范”的高度影响。本文认为,质性研究者可以将这种认知困境转化为积极的力量和机会。作者以羌族田野研究和其他研究为例,提出了一种质性研究的方法,其前提是社会、文化(和其他)各种规范常被“编码”在当代人的书面、口头和社会行动等表征之中,在此前提基础上,人们能够通过关注不完全受相关规范导引的“异例”来解码这些表征。将研究焦点转移在规范和异例之间,质性研究者不仅可以更好地了解很久以前的和遥远的“他者”,还可以更好地了解他们自己。

關於“薊丘之植,植於汶篁”的解釋

歷來對“薊丘之植,植於汶篁”的解釋雖有諸多分岐,但共同點是將“植”單純視爲某種植物(竹類),觀點不同之處在於竹子究竟是從薊丘跟著軍隊到齊國汶水流域種植,抑或是將齊國汶水流域的竹子當成戰利品移植回薊丘的差别。本文從褚伯秀所引的范無隱之説,注意到陳寅恪先生《“薊丘之植,植於汶篁”之最簡易解釋》一文可能有誤,並試著提出新的解釋。作者認爲“薊丘之植,植於汶篁”應該是將燕國薊丘的社樹種植到齊國的國境以爲邊界,關於“邊界”這一點,東晋的徐廣注中也曾稍稍提及。但爲何上述觀點並未傳續下去?俞樾、章太炎、錢玄同、楊樹達、陳寅恪等近代學者都未曾見及或採用。作者認爲古書在傳印,或古代知識在遞傳的過程中,作了“偏差的選擇”,故在歷史研究時對歷史上的人、事作“全景式”的設想是要小心的謬誤。

士人家族与地方主义：以明州为例

近来西方宋史学界有一种倾向，将南宋的士大夫“明清化”，强调他们将事业发展的重心由中央转向地方，由朝廷大臣（statesmen）变为社会贤达（gentlemen），他们全力投入地方事务，维护地方利益，

北宋评价武人标准再认识

有谓鉴于五代武人乱政,北宋乃重文轻武。这个说法至少有两点启人疑窦:第一,太祖自己以武人君临天下,却为何不信任其他的武人能够治理地方?其中有无为了争权夺利,而跟重文轻武并无太大关系?第二,太祖的理由,如“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纵使能够成立,但究竟是“全部”或只是“部分”的真相?

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新史学＂的碰撞

中国与西方向来被认为两种最具历史意识的文明，彼此的交流史不绝书，但却各自发展出别有特色的史学，隔绝竞达数千年之久。③这种情形直迄清代末年方有改观。始自20世纪之初，凡是志在打倒固有史学、开辟新局的史家，均资“新史学”为名号，以正当化其揭竿起义的事为；这种文化现象在中、外均层出不穷，殊值留意。不料于此，中西史学终于有了一个汇聚点。

“亮岛爷爷”的海峡考古情--陈仲玉先生访谈录

黄运明:陈先生,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第一个问题是,您是怎么走上考古这条路的呢?陈仲玉:怎么会走上考古这条路这个问题,对我来说还很复杂的,说来话长,这里只能长话短说了。我1953年高中毕业.那时候的台湾,考大学非常困难。整个台湾只有一所大学,就是台湾大学,其他全部都是学院。

秦代迁陵县志初稿——里耶秦简所见秦的占领支配与驻屯军

前言秦统一后如何支配新占领地?对于这个问题,关注向来仅集中于郡县的设置、秦法的适用等占领统治的行政面向,军事力量的活用几乎无所议论。确实,统一后不过十余年,关外要地即一举陷落于反叛军之手,不免让人怀疑秦对占领地的军事控制力的有效性。这恐怕是军事面向受到忽视的原因之一。然而大栉敦弘却以此事实为线索,探究秦的统治战略。大栉注目的是“城壁堕坏”政策,即破坏占领地的都市城壁,借以防止反叛的政策。大栉指出。

被遮蔽的学者——朱文藻其人其学述要

朱文藻(1735-1806),清代乾嘉时期杭州地区知名学者,《清史列传》卷七十二有传.朱氏并无赫赫功名,前后十余次乡试,无所遇合,以一衿终老.他挟笔砚为衣食,以代人校书、编书、撰述为事,著作可考者,多达四、五十种.“委托代工”者,包括名公巨卿王杰、阮元、王昶,及著名金石学者黄易等.历来学界甚少关注“学术生态”底层——生员(秀才)的社会角色和生存处境.本文拟藉由朱文藻的个案研究,发掘、揭示清代下层知识人的科举困境、生活状态和学术代工的实景,期为清学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北宋司法参军毛滂与饶州安太守的法律对决

前言司法参军是知州的重要属僚,初步决定一个裁判能否符合公平、公正、公义和公论。他们的法律素养和操守影响司法质量甚大,包龙图也靠他们才能成就“青天”之事功,其重要性可见一斑。以往对司法参军的专题研究甚少,且多重制度。唐代有薛军的《唐代的司户参军事和司法参军事》(1990),指出司法参军的职责是“掌律令格式,鞫狱定刑。

錢坫遺文小集

錢坫(1744-1806),字獻之,號十蘭,江蘇嘉定人。乾隆甲午副貢,官乾州州判。錢氏為乾嘉吳派著名學者,苦志深研,尤長於故訓、舆地之學,撰著甚豐。惜未有文集行世,學行事迹,歲月莫考。今掇拾放佚,從群書采獲,共輯錄遺文二十七篇,附詞一闋,合為《錢坫遺文小集》,雖存文無多,然發微詣極,可覘其學蘊。

秦漢帝國的文書傳遞手段

本文致力於辨析出土文獻所見文書傳遞手段之異同與發展。指出秦及漢初“以郵行”和“以縣次行”是最主要的文書傳遞手段,兩者皆為步遞,然而“以郵行”由專责郵人承擔,藉由密集設站、隨到隨傳,而達成更高效率之傳遞。漢代傳遞手段最關鍵的發展是馬遞的重要性逐漸提升。西漢中期以後“驛馬行”至少可連結邊地與中央,用來傳遞璽書、上書、軍書等最重要文書,東漢以後亦在内地普及化與制度化。“驛馬行”可視為“以郵行”的發展,“縣次行”也出現馬遞之“縣次吏馬行”,但是否密集設站、隨到隨傳仍決定兩者的傳遞速度差異。此外尚可見“以亭行”,可連結至不在幹道上的官署,又有專人送達、逐站傳閱等傳遞方式。最後,本文强調傳遞手段與傳遞次序不應加以混淆。“以道次行”屬傳遞次序.指定,故與“以郵行”等傅遞手段指定並不衡突。

对里耶秦简《迁陵吏志》的另一种假设

前言里耶秦简9-633《迁陵吏志》记载的秦代迁陵县的官僚编制,是官僚制度史的重要资料。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县吏名目虽明见于里耶秦简的其他文件,却没有被纳入《迁陵吏志》中。对此,水间大辅与孙闻博等学者已尝试解释,指出其中可能存在泛称或专名的差别;并推测有些职务没有被统计进《迁陵吏志》中。个人拜读后,在深感钦佩之余,也被启发了一些不同的想法。谨以小文略述浅见,就教于各方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