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道在世界文明史中的意义

蜀道在中国古代交通格局中有重要的地位。蜀道的开通对于克服秦岭、巴山阻障,实现南北早期文明的沟通,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在世界文明生成的初期,蜀道成为交通开发史中的特例。上古时期关中与巴蜀这两个“天府”由蜀道连通,也为统一的秦帝国的诞生准备了条件。而秦帝国出现于世界东方,改变了全球史的格局。蜀道成为战国、秦及西汉“大关中”出现的基础,而“大关中”即所谓“山西”“关西”,曾经是世界东方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蜀道联系秦汉行政中枢咸阳-长安与西南地方,继续延伸,则有“西夷西”国际道路的开拓,形成“西南丝绸之路”以及通过“枸酱”之路与南海丝路起点番禺、徐闻、合浦的连通。而汉简所见敦煌“之蜀”道路,也可以理解为西北丝绸之路的支线。由此也实现了丝绸之路河西路段与蜀道交通系统的曲折关联。蜀道研究因而也应当被作为对世界文明进程显示出重要意义的丝绸之路史考察的主题之一。

敦煌悬泉置简文“宛酒擔二”解说

汉代丝绸之路史的相关知识包括大宛国“蒲陶酒”的生产和消费。张骞出使带回来的信息以及可能直接的物种引入,影响了汉代社会的饮食生活。据说“蒲陶”在关中汉帝国文化重心地区得以引种,不过,河西简文似未见与“蒲陶”和“蒲陶酒”直接相关的字样。悬泉置汉简有“宛酒擔二”简文。“宛酒”大致可以排除内地酒产地方品牌的可能,大略可以判定为大宛国酒产,而以“蒲陶酒”的可能性尤大。“擔”可能是酒的包装转运方式,也可能是储酒器。“宛酒擔二”简文,为考察“蒲陶酒”自西亚至东亚的丝路行旅,即一种果品和一种酒品的远途传播,提供了认识和说明的新的学术条件。

河西出土汉代纺织品的色彩与丝路史的关系

汉武帝时期列置河西四郡,打通西域道路之后,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意义更为显著。对于汉代丝路贸易具体方式的考察,限于资料缺乏,推进颇有难度。结合出土汉简资料与遗址发掘收获了解河西地区民间市场的中原织品,可以增进对于当时丝绸之路经济与文化功能的认识。中原制作染色织品史称“缯采”或“采缯”,服务于上层社会,也通过贸易等方式,满足外域需求。士卒贳卖衣物,是汉代中原织品流向河西的特殊形式。出土汉简简文与汉代遗址发掘获得的实物资料可以证实相关现象。通过烽燧遗址考古发掘出土色彩多样的纺织品,对照汉代制度“公主、贵人、妃以上,嫁娶得服锦绮罗縠缯,采十二色”与“特进、列侯以上锦缯,采十二色”等制度规定,可以推知这些多彩的纺织业产品不大可能为戍卒自己使用,而具有贩运“远国”的商品的性质。汉简所见河西军人服用多为“皁”“白”色衣物,也证实了这一点。而西汉南洋航路也有“杂缯”输出的明确记载。相关现象也可以说明汉代纺织生产的水准,以及当时社会的审美意识。而西来毛织品多种色彩的发现,也可以增进我们对丝绸之路贸易实际情形的认识。

张骞“浮槎”故事的生成与传播

汉武帝时代,在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入新境界的背景下,张骞出使西域,走访远国异族,以“凿空”“使绝国”功绩,得封博望侯。张骞因奉使成功而史上留名。“张骞浮槎”“博望访星”传说,则反映了张骞及其功业在民间历史记忆中的地位。“浮槎”神异故事与织女以及严君平相关的情节,和丝绸之路史形成曲折的联系,其生成与传播,或许也可以理解为对远国异族文化神秘感觉的体现。后来“张骞浮槎”亦诗亦画,以多种艺术形式多所表现。对于“浮槎”故事演变的分析,也可以从一个特殊视角考察丝绸之路开通产生的社会文化影响。

令史与秦及汉初的县乡行政

秦及汉初,县的组织架构已形成曹、官两分格局。县乡行政呈现为县廷与作为诸官之一的乡之间的政务往来。而“廷—官”模式进入实际运作层面时,令史在县乡行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令史居于县廷之内,“直”曹审计乡官事务;另一方面,令史又常被外派至乡,监督县下的物资出入、商品买卖与业务处理。进而,令史还直接参与乡官事务。户籍的编造、使用,副本的呈县保管、再使用,背后都有令史的身影。为维持乡官运转,令史甚至可因故代理乡部啬夫。秦及汉初的县,不仅通过廷内、廷外差遣令史,实现县廷与乡官政务的有效连接,而且赋予了令史审计、监督、参与、代理等自上而下、自外及内的诸多职任,从而强化了县廷对下属诸乡的行政控制。令史在县乡行政中的活跃,又为理解西汉中期“掾”的出现提供了重要启示。

秦汉交通工程的经济史与社会史考察

继承秦人“好兴事”传统,秦代以“车同轨”为目标的交通工程追求宏大规模。从交通规划而言,汉代制度因循秦制,重要的交通建设由最高执政集团决策。对工程成本每多认真核计,则体现出国家经济管理的历史性进步。从社会史视角观察,民众的态度,受到执政者的重视,并影响到交通工程的启动和施行。秦汉交通工程多取军事化管理方式,可能首先基于对效率的考虑,或许也有避免过多冲击社会经济秩序和影响民生的动机。交通工程刻石纪功的传统,注重“用功”数额的记录,自汉代起历时长久,也自有制度史和社会史的缘由。

度量衡制颁行与秦汉国家权力

秦汉度量衡制的统一及推行,对帝国确立及巩固意义重大。受文献记载之限,相关研究须充分结合实物材料。度量衡制关涉律历礼乐、君主权威、行政管理,反映秦汉国家权力的展开。"度""量""权衡"之中,"度"是基础,与钟律直接相关,与礼乐发生联系,体现王朝的政治合法性。度量衡制凸显皇帝权威,这一特征在秦代较两汉、新莽更为突出。平阙之制可溯至秦,更集中于秦二世时期。度量衡制的运作管理,是认识帝国统治技术、控制实态的重要途径。度量衡器区分标准器与实用器,在地方推行中材质多样、形制多样、结合方式多样,因用途需要还存在功能分类。度量衡在日常管理中,允许实用器存在一定误差,注重完善检校制度,使用保管量衡官器的法律规定严格烦琐。

论墨学技术理念与秦文化的关系——以“连弩”为标本

秦始皇海上出行的故事中可见以“连弩”“射杀”海上“巨鱼”的情节。秦军重视“弩”,“连弩”很可能已用于实战。《汉书·艺文志》有“《望远连弩射法具》十五篇”,应是有关“连弩射法”的军事教程或训练条令。汉代军事史也有使用“连弩”的战例。《墨子·备高临》说到“连弩”形制,似与一般的“射兵”不同。墨学之“秦墨”的社会存在和文化影响,可以通过有关“连弩”的考察从一个侧面有所说明。《墨子》“连弩”说体现的技术追求和科学理念的实用主义倾向值得注意。这种倾向与秦文化基本风格的一致性,也有必要深入考论并详尽说明。

汉代中原的“胡毡”:民族文化交融的见证

汉代丝绸之路开通,促进了民族文化交流。来自草原民族的“毡”,成为中原社会生活用物。“毡”以羊毛等辗轧制成,北地胡人传统以为御寒用物。多有历史文化信息表明,汉代中原社会曾经比较普遍地使用“毡”。典型史例有王褒“荷毡被毳”、曹操“青毡床,褥”、曹丕“以毡为殿”故事等。悬泉置汉简所见“亶舉”,则是“旃藕”即“茵,车中蓐”用“毡”的文物证明。《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旃席千具”“亦比千乘之家”之说,体.现“毡”的价值以及当时社会普遍对“毡”的看重。对中原社会生活中“胡毡”的考察,可以深化丝绸之路史的研究,对于民族关系史和经济史、生活史,也可以增益新的知识。“胡毡”,可以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进程中体现积极意义的物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