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微风簇浪,散作满河星——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引进电视剧的断想

在2019年的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中,以上海为背景的“夺冠”篇,采用了间接叙事的手法,把镜头对准了上海弄堂街坊邻居一起看女排比赛直播的情境,来重现20世纪80年代全民欢腾共为女排喝彩的国民记忆。这让银幕前同样经历过“挤挤一堂”看电视的上海人倍感亲切。历数关于电视的集体记忆,在动不动就全民空巷的电视时代里,一定少不了那些经典的人物或符号:它是许文强迎风掠起的白围巾,它是杰森·西弗一家其乐融融的全家福合影,它是莉香系在站台栏杆上完治的手帕……虽然所处的世界.

以小剧场戏剧为镜,谈小剧场戏曲的发展之路

上海的小剧场戏曲展演已经走过了6年,2020年举办的第六届展演正式升格为“中国小剧场戏曲展演”,挂上了“国字号”,具有了更明确的行业标杆意义。从2015年到2020年,这个年度性的戏曲活动越来越受到全国戏剧界的重视,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从业者参与,生机勃勃,未来可期。在笔者看来,业界之所以对“小戏节”投注格外的热情与关注,最重要的珍惜这个平台所具有的开放自由的姿态,和有现实意义的艺术追求和办节目标—它鼓励更多戏曲人,尤其是青年戏剧人的探索创新,使小剧场戏曲成为大剧场戏曲演出之外的有效补充和练兵之地。

奏响时代的红色主旋律——上海音乐舞蹈红色主旋律创作巡礼

奏响时代最强音,谱写时代新华章。2021年,在迎接和庆祝建党百年的重要时间节点上,上海文艺界不忘初心,践行使命,积极担当作为,传承红色基因,推出了一大批以“建党百年”为主题的舞台新创作品,种类涵盖音乐、舞蹈、话剧、京剧、昆剧、沪剧、越剧、淮剧等多种艺术形式,多层次、多维度、多面向地展示了上海红色文化中的丰富内涵。

高雅艺术大讨论

蓝凡(上海艺术研究所研究员、本刊主编) 非常感谢诸位前来参加这次“高雅艺术大讨论”的座谈会。随着中国面向三个接轨——与市场经济接轨、与世界文化接轨、与二十一世纪接轨的加速,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文化艺术已越来越成为人们探讨的问题。目前,在理论界和文艺界,对高雅艺术的提法存在着种种不同的看法,诸如高雅艺术的内涵界定是什么?它是指作品的风格和格调,还是指艺术的样式?

经典的意义——名著改编一席谈

赵莱静:中外经典名著在进入现代社会后,愈来愈成为近年来戏剧舞台的热点现象,除了私人书房性质的阅读外,在公众舞台上出现了一个如何被现代人重新加以认识的问题,有剧作者宣称他反对“古董”,因此要用现代思想或现代观念来改造古典名著,以此观念指导的经典名著的改编和再创作,既有受欢迎的,亦有杳无声息的。

答读者

这次摘登的几封来信,除了对本刊提出意见之外,还有对当前戏剧界的一些情况提出自己的见解.戏,是演给大家看的。

有光有戏——戏曲与电影

中国戏曲与中国的电影渊源甚久,这两种艺术形式从中国电影诞生伊始就有了很深的连接。戏曲一直是中国电影的重要宝库,不但是电影题材和内容的源泉,更是与电影相结合成为了中国电影一种特有形式,那就是戏曲电影。多年来,就如何将戏曲搬上银幕,学界有各种各样的论点和观点。今天的社会,尤其是年轻人对于传统文化认知渴望逐渐提升,对于传统艺术来说是利好,和年轻人对话是重要的一步,感受到它的美了,传统艺术就会继续留下来。本次活动邀请吴群、王培雷、朱蓓蕾三位以戏曲电影为话题,探讨戏曲电影的历史和现状。

石库门里的海派艺术——“大李”和“小李”的艺术创想

剪纸艺术大师李守白一直致力于海派剪纸的发展和传承,如今他的女儿李诗忆也加入到这项事业中来。从对这对父女的采访中可以发现,不同的经历和时代影响着他们对于艺术、艺术教育的看法和理解,从中也折射出海派非遗项目在上海城市文化中的发展和变革。

平庸研究读不懂《廉吏于成龙》--评一种对西方文化臣服的戏剧研究

本文是对《戏剧艺术》2009年第3期吕效平先生文章《论戏剧不可或缺的个人性、精神性和悲剧性与喜剧性》的商榷。文章认为,新编京剧《廉吏于成龙》承继的是中国戏曲传统的规律、理念和思维方式的艺术品,不是西方式的话剧,吕文用黑格尔关于正剧的理念来评价中国当代的戏曲,显然并不合适,不必把中国京剧装进黑格尔"正剧观"套套。《廉吏于成龙》的戏剧冲突是追求更高层次的性格冲突方面的成功实践,创作者的聪明和高明之处,正是在善于运用和推进性格冲突而不是推进事件来完成创作过程。《廉吏于成龙》不是"平庸"之作,硬用黑格尔的戏剧观来衡量和评价中国当代京剧,这是一种对西方的文化臣服,这种"平庸"的研究读不懂《廉吏于成龙》。

麒艺精神与当代上海文化建设

周信芳自7岁从艺以来,在他60多年艺术生涯中共演绎了近600出剧目(包括传统老戏、改编整理和原创剧目,折子戏、单本戏、连台本戏),演出场次超过1.5万场,塑造人物形象上百个(包括老生、花脸。

尊重殊途期许同归--谈古体诗词与新诗的生存与发展

显然不能把“白话诗”、“自由体”与新诗完全等同起来，否则就会产生“新诗在中国古代早就有了”的错觉，再配以从先秦“诗经》、汉唐乐府、宋词元曲直到清竹枝词的一长串作品单，从而将古体诗词与新诗的本质差异轻轻抹去。如果我们不认为文学是一座游离于时代与社会之外的象牙塔，那就须充分正视百年来崛起的新诗，在倡导“白话”、崇尚“自由”的口号下汹涌喷溅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潮流。正是这股潮流，决定了新诗的性质与历代的“白话诗”具有本质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