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蛙》研讨会综述

2011年9月25日,＂莫言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蛙》研讨会＂在著名作家莫言的故乡山东省高密市举行。本次会议是2011第二届中国（高密）红高粱文化节重要内容之一,是在中共高密市委、高密市政府的支持下,由市委宣传部、高密莫言研究会具体组织承办。来自山东省内高校、省作协、省文联、省社科院以及省内媒体单位的专家、学者、记者四十余人应邀与会研讨,会议由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莫言研究会顾问杨守森主持。

论数量型农业向质量数量结合型农业的转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各项农村经济政策的落实,农业生产获得了迅速发展。到1984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8,100多亿斤,人均占有粮食达到800斤,第一次达到世界平均粮食占有水平,棉花总产量达到1.1亿担,人均占有11斤,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并且不少地区出现了农民“卖粮难”、“卖棉难”、“卖猪难”等问题,这是否说明我们的农副产品已多得不得了了呢?回答是否定的。应该说,我国人民只是温饱问题基本解决,“粮多”、“棉多”等,只是一种低水平的过剩。正如赵紫阳总理所讲“这种情况是原来我们所没有想到的。我们对农业结构的改变,对农业内部各个方面的协调发展,对农业应当逐步地由量到质的转化,缺乏足够的认识。”

从高密“四宝”的齐鲁文化底蕴考察历史传统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意义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高密剪纸、扑灰年画、泥塑和茂腔地方戏,是传统文化根植民间发育生成的艺术瑰宝,其草创成熟与长久传承,得益于齐鲁大地丰厚的历史文化土壤。高密“四宝”在长久的历史流传过程形成广泛的群众基础,成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助力当地经济文化兴盛。探寻其深蕴的齐鲁文化之源,发掘其传统精髓的神韵魅力,不仅对文化产业健康发展有着积极意义,而且也是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文化自信心的有效途径。

关于鲁迅中医观的几个问题

在中国文化复兴的历史背景下,准确认识和理解鲁迅的中医观,成为当下鲁迅思想研究中备受重视的课题。在这个课题的研究中,至今存在三种观点,一是鲁迅全盘否定中医说;二是鲁迅前期否定和反对中医,后期由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克服了思想的片面性,转变为肯定中医,即前后期转变说;三是最近有研究者提出鲁迅批判中医前后期不同策略演变说。梳理有关研究文献,细读鲁迅文本可以发现,所谓鲁迅反对和否定中医的结论,是未经严密论证的,之所以长期就这一非科学结论在低层次上重复论争,既有以往研究史上真正学术探讨缺失的问题,也一直存在着对鲁迅中医批判的过度阐释问题。

我国公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实现机制探究

公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作为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重要内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在要求与实践方式,是提升人民生活品质的重要途径。当前公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中还存在参与主体、参与渠道、参与程度等方面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公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效果,亟需不断完善公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实现机制,包括利益机制、组织机制、决策机制、监督机制和协调机制。

绝地天通与祀于天位

"绝地天通"见于《尚书·周书·吕刑》和《国语·楚语》。徐旭生先生将其纳入宗教发展史的进程中进行解读,认为此是上古时期颛顼进行的宗教改革,巫觋由此变成少数人的事业。"绝地天通"对应巫觋专业化的观点,影响深远。结合文献和考古学材料分析,绝地天通发生在夏代之前的证据不充分。《尚书·吕刑》是"绝地天通"最原始的记载,本意是使周天子垄断祭天权力,进而形成等级化的礼法制度,并最终实现尊王的政治目的。《国语·楚语》关于"绝地天通"的记载,是借《吕刑》阐发东周时人的观点,专论神人关系,不牵涉天人关系,因而不能当成《吕刑》的注解,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凤雏三号基址与高青陈庄西周天坛,是周人祭天的天位,证明西周初年天子与诸侯都具有祭天的权力,"绝地天通"思想最早出现在周穆王时期,与《吕刑》的记载相吻合。

大数据时代学术期刊数字化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大数据时代,来自数字化潮流的挑战使得学术期刊正经历着一场革命,这场始于传播,进而扩展至整个编辑出版流程的革命,使得学术期刊将经历从纸质媒介为载体到以大型数据库和数据平台为传播平台的转变。数字化提高了学术信息传播的速度,搭建了编读写沟通的桥梁,推动了学术期刊评价体系的科学化。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面对新媒体、新技术的冲击,学术期刊在面对历史机遇的同时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例如版权问题、数字化人才短缺、技术问题等等,所以学术期刊要在深刻认识自身的基础上,积极采取策略,加快推进数字化的进程。

社会科学期刊强化质量管理的核心及其运作

纵观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文化事业发展的大趋势,我们正经历一场全面深刻的转型与变革。在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大背景下,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诸层面从总体上显示出由动态的纷杂向静态的有序过渡的趋势。这是中国社会科学文化事业发展的跨世纪转折,为社会科学期刊强化质量管理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众所周知,我国现在已经成为期刊大国,目前已有正式社会科学期刊3800种。社会科学期刊数量迅速扩容,要求质量管理必须同步进行。为此,国家新闻出版署最近发布了《社会科学期刊质量管理标准》(简称《标准》)的通知。《标准》的颁布。

“化性起伪”中的政治诉求——荀子伦理政治思想中的难题

荀子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着眼于实际的人性状况和政治经验来理解和看待政治,并试图为政治、国家权力等进行辩护的思想家。他将道德看做是国家权力之自我维护的基本要素,由此拒绝承认诸如权力的自我谋划等等所有那些不属于道德范畴但却属于国家、政治、权力等政治学概念的东西。这意味着,力图为政治辩护的思想展开过程中实际上却取消了政治,与此相应,道德本身也由于仅仅被归结为一种合乎礼法的政治生活而遭到扭曲。政治如何平衡它与道德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个贯穿于政治思想史的难题,最终也没有真正以一种明确的问题意识进入荀子的思想视界。

约稿函

《东岳论丛》是山东社会科学院主办，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大型人文社会科学综合性学术期刊，主要栏目有文学研究、历史研究、哲学研究、经济研究、社会学研究、政治学研究、文化产业研究、管理研究、法学研究等。本刊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应用性研究和前瞻性研究，既重视传统学科，又重视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尤其侧重前沿性综合性跟踪性研究。本刊入选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欢迎各位专家、学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赐稿。

新媒体时代学术传播范式嬗变与编辑主体角色重塑

新媒体时代的学术传播范式和评价体系等都发生着重要变化,学术传播不断"跨界",日益走向全球化、大数据化与定制化。学术编辑作为学术传播流程中的重要主体,面临开放性学术视野、新媒体传播思维及技能与高效能职业素质的新挑战。为了应对这种挑战,学术编辑需要自觉地进行主体角色重塑,在编辑实践中守正创新:以工匠精神切实提高编辑效率,更加精益求精;以服务意识不断完善内容建设,整合学术传播资源;以经纪人观念提升职业素养,增强学术研究传播效果;以主体责任做好学术传播把关人,推动学术服务于社会发展和国家话语体系建设。

多变不定的叙述者:新时期小说的“后现代”叙事特征

新时期小说创作开始在小说叙事的"怎么写"和"写"本身上下功夫时,对于文本的叙述者以及叙事角度的可能性开拓,成为作者们颇为偏爱的一种实现创新的途径。因此,较传统主流文学而言,新时期小说对叙述者的设置及其讲述的构建,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和不定性。这是新时期小说呈现出的带有"后现代"印记的叙事特征之一。

《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案中的鲁迅与顾颉刚

鲁迅研究领域不乏公众感兴趣而长期未曾深入研究的问题,这主要因本领域只关注宏大叙事的思维习惯所致,有些论者却归因于“神化”鲁迅的政治需要而为贤者讳的护短。《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案和鲁迅与顾颉刚的交恶就属此类,世纪之交由顾颉刚著作出版再度提起并引起关注。实际上就事件发生、发展到事实上结束的过程看,“抄袭”案在其发生之时就已结案:顾颉刚和陈西滢尽管私下、公开都断定鲁迅抄袭,但他们自始至终只有“剽窃”“蓝本”之类含糊说词,拿不出充分必要的证据。如此,当时的学术界、特别是中国小说研究领域自然会有公论。“抄袭案”之所以发生,表面是私人事件,实则是“女师大风潮”中支持和反对学生运动的两派斗争。将其看作个人恩怨,从顾颉刚和陈西滢一面的确如此,顾颉刚之“告陈通伯”鲁迅“剿袭盐谷温”,目的不是维护学术道德、严肃学术规范,而是帮朋友攻击论敌;陈西滢对鲁迅的人身攻击,是为暗护凌叔华。从鲁迅一面则更多体现公心:鲁迅是从私人事件观察社会人心黑暗,将论敌射来的暗箭用作反击利器,帮同一战阵中的伙伴打赢一场硬仗,同时洗刷冤枉、维护了个人名誉。鲁迅的反击,其动机、目的和效果都非仅限于私人恩怨,而是社会批判。

鲁迅与尼采及并未过时的“文化现代性”——张钊贻教授访谈录

澳大利亚籍华人学者张钊贻教授,是海外著名鲁迅研究专家,早年"沉迷鲁迅、尼采二十年",对鲁迅与尼采的研究做出切实贡献,近年来主要关注鲁迅研究领域诸多重点难点问题,其研究极具启发借鉴意义。山东社会科学院曹振华研究员对张钊贻教授的专访,从其独特的早年求学经历、教育背景探寻其学术倾向和风格形成,并结合张教授学术成就与影响,针对当下鲁迅研究热点问题,如鲁迅对中西文化传统的批判继承、鲁迅与尼采影响研究、鲁迅与中国左翼文艺问题、鲁迅文化精神与中国文化复兴等展开。

时代使命与文学主题——评《延安答卷》的非虚构写作

厉彦林的《延安答卷——脱贫漫记》,是展现延安脱贫攻坚壮举的新作。作者从广泛深入细致的调查入手,以纪实的写作方法,通过真实再现延安打赢生态保护和脱贫攻坚一个战场两场战役的全过程,总结中国反贫困实践的创新经验,探寻中国经验对于全球减贫事业的意义。本书的创作,从田野调查到具体写作方法,体现着非虚构写作的典型特征;而作者把握重大题材和表现时代主题的气魄和笔力,以及深入发掘现实变革社会动因和历史底蕴的思想追求,又处处显露着拓展非虚构写作文体疆域的可贵努力。

中华传统文化的具象化传播

近年来陆续出现了一批策划精心、制作精良的电视节目,包括中央电视台的《舌尖上的中国》、《客从何处来》、《我在故宫修文物》、《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等等。这些类型各异的原创性节目能够不约而同地博得众人喝彩,有一个突出的共同特点就是:走具有开创性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具象化传播之路,为电视节目在新的技术条件、社会语境下的多元化发展方向,探索一条行之有效且扎实长远的宽阔路径。

关于鲁迅中医观的几个问题

在中国文化复兴的历史背景下,准确认识和理解鲁迅的中医观,成为当下鲁迅思想研究中备受重视的课题。在这个课题的研究中,至今存在三种观点,一是鲁迅全盘否定中医说;二是鲁迅前期否定和反对中医,后期由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克服了思想的片面性,转变为肯定中医,即前后期转变说;三是最近有研究者提出鲁迅批判中医前后期不同策略演变说。梳理有关研究文献,细读鲁迅文本可以发现,所谓鲁迅反对和否定中医的结论,是未经严密论证的,之所以长期就这一非科学结论在低层次上重复论争,既有以往研究史上真正学术探讨缺失的问题,也一直存在着对鲁迅中医批判的过度阐释问题。

法律制度的实证化与儒家的政治道德主义传统——儒法之争中的政治学和法理学问题

长期以来,人们往往习惯于站在儒家的道德主义立场上对法家思想进行道德批判,欠缺对这种道德批判是否公正的反思。重要的是,批判的热情妨碍了人们去发现这样一个重要的法理学事实:法家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们在实际的政治-法律领域和思想领域为之努力的核心就是推动法律制度的实证化。而法律制度的实证化本身,对于今天的中国具有重要意义。法家拒绝承认个人道德与政治之间具有某种必然的因果关联,进而拒绝用道德取代国家政治,反对政治道德主义倾向。对于法家人物来说,国家的政治与法治乃是个人道德及社会道德风尚的结构性前提。儒家思想的批判性及其对人性的倡扬,显现了独特的光辉;与之相较,法家的思想存在狭隘之处,但也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周易参同契》研究的开新之作——《<周易参同契>研究》评介

对于魏伯阳所撰《周易参同契》（以下简称（《参同契》），研究者向来不轻易加以问津。究其原因：一是该书“词韵皆古，奥雅难通”，连朱熹这样的儒学大家也认为该书“艰深之词，使人难晓”。二是该书既被道教奉为“万古丹经王”，又“假借爻象，以论作丹之事”（东晋葛洪语），属于易、道会通的著作，倘若研究者没有易学和丹道文化的功底，将难以解读和研究《参同契》。就此而言，马宗军先生所著《〈周易参同契〉研究》一书（2013年10月由齐鲁书社出版发行）值得瞩目。该书除《导论》外，凡六章，417千字。除了表现出“扎实的专业功底和为学术研究不计得失，勇于付出、执着追求的可贵精神”（见《序二》）外，还在该项成果中有若干写作亮点和创新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