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談古籍整理的底本選擇——以《儒藏》“精華編”宋人文集爲例

底本選擇是古籍整理的基礎性工作,關係到古籍整理的成敗。就宋人文集而言,大多在宋代當朝結集付梓,以宋本爲底本,無疑最接近文集原貌,是最爲理想的選擇。但以往整理本由於種種局限,採用四庫本及其他明清諸本者居多。《儒藏》“精華編”在整理校點宋人文集時,慎重選定底本,大量利用了前人未能採用過的宋元舊本及明清精善版本。傳世有完整宋本者儘可能以宋本爲底本;没有宋本的則大都選用最早的足本或精校之本;已有代表性整理本者,收入“精華編”的同時,又對底本校本重作核校,糾謬補缺,力争爲學界提供一批接近文集原貌、文字可靠、校勘精善的古籍整理成果。

以全本《儒藏》编纂助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刻,编纂《儒藏》是盛世修典传统在当代的体现,被饶宗颐先生誉为“三藏添新典,时中协太和”.目前,《儒藏》“精华编”梦数字化工作已经完成,典的普及提供便利.

《儒藏》编纂随劄(其二)——目录版本、标点文字七则

本文由《儒藏》编纂实践遇到的问题引出七条札记,涉及目录、版本、标点和文字学。关于目录学,以朱熹《论孟精义》和朱彝尊《经义考》为例讨论了书名名贵相应的实际情况,特别探讨了别集与独撰类丛书的疑似和交叉。版本学的首条延续《随札(其一)》关于注疏合刻的话题,指出宋代建刻十行本有相当一部分早于黄唐所刊八行本《毛诗》和《礼记》;建刻十行本之所以带《释文》,是因为同时期刊行的经注即有带《释文》者,因此习惯上认为的先有注与疏之合刻再有注疏与《释文》之合刻的过程是不尽合乎历史的。次条围绕着版本的非正文信息,提出新排古籍宜恢复卷内页码,探讨了卷端题、版心等文字信息的重要性;提出翻弘治本和康熙本《四书或问》的《论》《孟》部分均不宜著录为三十四卷,还提出《孟子》分'上孟''下孟'盖始自明代稍晚的时期。关于标点符号,探论了注文中特定类型之书名号的标法,提出尖角式书名号与汉字横排并不相关,而是出于方便铅活字排版的需要。关于文字学,通过三组例子提出甄别异体字与通过改换偏旁形成之分化字的必要性和复杂性。

关于《儒藏》工程意义的再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正逐步实践由革命党向执政党方向的转型。中国社会在政治上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在经济上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而在文化上,如何实现从以批判为特徵的空想主义向以建设为重点的现实主义转变,是值得认真探究的重大问题。而《儒藏》工程正是我们国家为传承中华文明和弘扬民族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文化上所采取的一项建设性的重大举措。

《儒藏》编纂随劄——目录版本校勘六则

本札记涉及目录版本者三,涉及校勘者三。涉及目录版本者以十三经注疏合刻本的书题、注疏撰人题为主题,讨论了十三经注疏因合刻而造成的书名困惑以及注疏撰人题的递嬗过程,指出合刻过程中书名经历了由单疏之名改题'注疏'、注疏撰人题经历了由单疏本之题与经注本之题的简单拼合,到因书名改题'注疏'而相应将疏撰人题调后与注撰人题并列,并将疏撰人由'某某撰'改题'某某疏',且削去结衔的过程。这些递嬗过程可以折射出今天习以为常的注疏合刻在性质上与丛书、与集注的异同。最后附带指出皇侃《论语义疏》从日传抄本转为刻本的过程中刻意模仿了注疏合刻的晚期风格,因此刻本改题《论语集解义疏》非谓皇疏名此,而意谓'论语集解'和'论语义疏',在语义上相当于'论语注疏'。涉及校勘者通过几个生动、典型的例子强调异文正误的判断宜慎而又慎,指出四库本《四书或问》多妄改,还提示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直接受到武英殿本十三经注疏所附《考证》的影响。

注疏合会的三种模式——《儒藏》编纂随劄(其三)

在写本时代,合会经注文与疏文,除了以十三经注疏合刻为代表之连缀模式外,还出现过另外两套方案:简单平列的两栏模式基本没有流行,打散模式尽管水乳交融,却存在破坏单疏结构的风险。本文重点探讨了以日传钞本《论语义疏》为代表之打散模式的优缺点,并提出了改进的构想。《唐律疏议》可能从来就没有单疏,这提示我们打散模式也可能是单疏之出文直接标举经注全文而非其起讫的结果。文章最后讨论了合会注疏时保持经注疏文之层次区别的几种手段——提行低格/小字不提行、朱墨笔,以及文字标识。

法藏改造十玄门原因探析

华严宗的十玄门有古十玄、新十玄的说法,古十玄创自智俨,而新十玄见于澄观的《华严经疏钞》。澄观的新十玄实源于法藏《探玄记》。古十玄转为新十玄亦完成于法藏。在法藏的著作中,多采用古十玄,但在《探玄记》中则改造古十玄成新十玄。新十玄与古十玄的不同不仅仅体现在顺序的变化上,更有古十玄两门的删去,与新十玄两门的新增。学者们对法藏删去古十玄唯心一门,提出了或贬低唯识学说,或阐扬一乘圆教等种种猜测。本文则进一步指出,法藏打造的新十玄本质上是排除古十玄中理事无碍的内容,将新十玄全体改造成事事无碍的义涵。法藏或许并非完全意识到这一点。但继承法藏新十玄的澄观正是在此种意义上使用的,从而为我们发现新十玄本质上为事事无碍思想提供了的启发与证据。

儒学人文精神的现代意义

我想,一个民族的复兴和它的文化复兴应该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中国文化的复兴,特别是儒学的复兴,也应该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从中国文化发展的情况来看,儒学是源远流长的。进入21世纪以来。

基于非参数贝叶斯模型和深度学习的古文分词研究

古汉语文本中,汉字通常连续书写,词与词之间没有明显的分割标记,为现代人理解古文乃至文化传承带来许多障碍。自动分词是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基础任务之一。主流的自动分词方法需要大量人工分词语料训练,费时费力,古文分词语料获取尤其困难,限制了主流自动分词方法的应用。该文将非参数贝叶斯模型与BERT(Bidirectional Encoder Representations from Transformers)深度学习语言建模方法相结合,进行古文分词研究。在《左传》数据集上,该文提出的无监督多阶段迭代训练分词方法获得的F1值为93.28%;仅使用500句分词语料进行弱监督训练时,F1值可达95.55%,高于前人使用6/7语料(约36 000句)进行有监督训练的结果;使用相同规模训练语料时,该文方法获得的F1值为97.40%,为当前最优结果。此外,该文方法还具有较好的泛化能力,模型代码已开源发布。

八行本《周易注疏》的原版与修补版

八行注疏本为我国注疏合刻之始,其中《周易注疏》今有两个传本存世,一为未经修补的原版印本,一为宋、元两代递修的后印本。论文考察了两个印本之间版刻、文字上的差异,指出修补后印本既有修订原版讹误之处,亦有新增之讹误。

戴震解经方法论发微——以《与是仲明论学书》为中心

乾嘉考据学派的解经方法论以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为代表。借助哲学诠释学和现代语言学理论,可以揭示出《论学书》诠经纲领严密的结构和广阔的理论适应性。戴震清醒地意识到经书传达道这一逻辑预设,将经书作为平息争论的权威依据,故而采取专力于客观性解经的策略。戴震讲究以简驭繁(识断),更重视观点与材料的密合无间(精审);《论学书》的"由字以通其辞"是从抽象的字演绎到特定文本的语义解释,宋学家和古典诠释学一直错觉为归纳。《论学书》未对"由辞以通其道"作充分展开,但江永、戴震富有语用学意味的"以心相遇"说表明知人论世只是以意逆志的实施细则。《论学书》所述其师江永的"淹博"、"识断"、"精审"深具诠释学循环之精神实质;尽管戴震想通过"经典"来终止无休止的论争,却忘记自身已在动摇"字典"的权威。

《周礼注疏校勘记》“惠校本”及其他

《周礼注疏校勘记》重要校本"惠校本"的异文来源包括宋刻八行本及余仁仲本异文,也包括少量其他版本来源或他校、理校之异文;而在《校勘记》中,"惠校本"与"余本"分立,夹杂"惠校宋本"、"宋本"之称,主要体现的是宋刻八行本的异文。由于《校勘记》仅据校本而未能亲见宋刻八行本,其对八行本的利用有一定局限。

八行本《周礼疏》不同印本的文字差异

本文比较了宋刻八行本《周礼疏》不同印本的文字差异,指出北京大学(下文简称"北大")藏早期印本较多保留了原刻面貌,也有刻工偶误;国家图书馆(下文简称"国图")及台北故宫藏后印本既有校订原刻之处,亦有误改及新的刊刻讹误。此外还探讨了民国间董康影印及影刻八行本《周礼疏》的底本问题以及阮元《周礼注疏校勘记》所引惠校本异文来源问题等,以为读者利用八行本《周礼疏》之参考。

《易传》对戴震《原善》的影响

《易传》对戴震《原善》在义理和话语两方面都具有明显而深刻的影响。《系辞》"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与"一阴一阳之谓道"分别为程朱和戴震建立各自的本体论提供了话语支撑。程朱与戴震从各自的哲学立场出发,对《系辞》的"继善成性"提出了相似实则完全不同的解释。"生生"和"易简"都是《原善》重要的话语、命题和范畴,前者尤为戴震义理学的基石。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三书理学史料来源初考

戴震的《孟子私淑录》《绪言》和《孟子字义疏证》对宋明理学做了彻底清算。考察其明确引用宋明理学家的言论系直接依据何种文献,可作为全面评价戴震对宋明理学之把握程度的参考。经考察,戴震写作《疏证》系列三书时大量依据了明《性理大全》,此外也使用了《近思录》和《西山读书记》;具体到《近思录》,戴震很可能用的是宋叶采注而非其师江永注;至于有关陆王的材料,则多出自明陈建《学蔀通辨》。尽管使用二手资料并不影响戴震哲学的历史地位,但对其评骘宋学特别是陆王心学的学术严肃性必然会打折扣,所以戴震在写作《疏证》时已有意掩盖其使用二手资料的痕迹。《性理大全》除了给戴震提供论辩的资料外,在立目、编排上或许也对《疏证》有所启发。

《论语·里仁》篇“吾道一以贯之”章的诠释问题

《论语·里仁》篇孔子告曾子曰"吾道一以贯之",而曾子转以告门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一以贯之"与"忠恕"之间是何关系,忠、恕之间又是何关系,从王弼到程朱,再到清代诸儒,历来的解释观点不一。而《中庸》"忠恕违道不远"的记载,又与曾子"忠恕而已"的说法不一致,诸家注释于此也颇有异同。本文认为,要厘清这些关系和矛盾,需要注意文本话语背景的变化,需要从义理上整体把握文本的意义,不应拘泥于文本之文词。

韩婴孟学思想探析——再论《韩诗外传》与孟荀的关系问题

西汉韩婴之《韩诗外传》杂采先秦之经子传说以说《诗》,其中援引最多的当数《荀子》,以致前人多认为《韩诗》为"《荀卿子》之别子"。实则就《韩诗外传》一书来看,韩婴固然在诸多方面受荀子影响,但也吸收了孟子的很多观点,表现出一定的尊孟意识。韩婴在人性论、法先圣等问题上都体现了其兼综孟荀的倾向。在权变观、井田制等观点上则与孟子思想一脉相承。《外传》袭取《荀子》"非十二子"之论而删非思孟之文;引《荀子·儒效篇》而删去"法后王"一段均是出于其尊孟意识,亦是其自身思想倾向之合理要求。

“经之至者道也”—戴震通经求道的权威主义策略及现实关怀

戴震清醒意识到经书传达道这一逻辑预设,将五经四书作为平息争论的权威依据,故而采取了专力于客观性解经的策略。因此方东树提醒经书与"里巷话言、官牍文书"不同时,并未把握到戴学自身的脉络。但戴震并非没有体认求道的进路,因为前理解包含对语言文字的理解和对世界的理解两大部分,其中后者是前者的前提和归宿。这是戴震有时将典章制度列为解经的前提条件,而在《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和《古经解钩沉序》二文中却作为经书唯一所指的根本原因。当典章制度作为经书唯一所指时,戴震可谓比宋明理学家更为激进的体认主义者。

清代《文选》学概述

清代是《文选》学最为繁荣的时期,政治上源于清政府的导向,学术上是因为考据学的兴起、李善注的阙失,文化上根源于骈体文的兴盛。清代《文选》学呈现出与往代《文选》学不同的特点:以小学释"选学";运用多种方法,系统综合研究《文选》;运用新思维,与现实相结合来评价研究《文选》。虽然清代《文选》学成为"显学",但是它仍然存在版本受限、严重因袭等不足。

老一辈学者的读书生活——以季羡林、王元化先生为例

2009年7月11日，当代中国两住学术泰斗——季羡林和任继愈同日辞世。在这个需要大师的国度，在这个大师稀缺的年代，一天之内竟然陨落两颗学术巨星，这是中国文化界灰暗而哀伤的一天。因为他们不仅是北大精神的代表，更是执着体认中国文化和精神的象征。痛悼之下，不禁让人又怀念起去年5月9日在上海辞世的王元化先生。同为当代国学的象征性人物，他们的相继辞世不仅是国学领域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更预示了大师云集的20世纪已毅然决然地渐行渐远。也许只有不断追忆他们曾经的学术生涯，才能为今天接续上一世纪的思想盛世。为此，我刊特刊登季羡林先生关门弟子、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近两年在全国多个读书论坛上的演讲《老一辈学者的读书生活——以季羡林、王元化为例》。在当今中国的学术界，季羡林和王元化是两位大师级的人物。季先生的学问敦厚笃实．王先生则相对活跃善辩一些。他们都是当代中国知识份子的楷模。阅读“老一辈学者的读书生活”．回味且深思他们读书与生活二者交融的人生历程，这其中，我们想传达的不仅仅是一种读书的理念和实践．更是老一辈学者真实、自然的人生态度。这也正如季羡林的学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谢冕对季先生的评价：“他是那样的普通，普通得无法和周围的人加以区分。他如同一滴最平凡的水珠，无声地消融在大江大河的激流之中；他如同一粒最平凡的泥土，加入了无比浑厚的黄土地的浑重之中。伟大无须装饰，也不可形容，伟大只能是它自身。”虽然是对其老师的评价．但用来表达对于像任继愈、王元化等大家的感悟依然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