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期刊主题宣传的丰富内涵与使命担当

新时代学术期刊的高质量发展,要放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放在中国与世界两个大局中考量,聚焦社会变革,与时代同频共振,体现国家意志和国家主体性,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发挥智库作用,提供决策咨询。毫无疑问,学术期刊的高质量发展不能离开主题宣传,但学术期刊的主题宣传不同于新闻媒体,有其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使命担当。

综合性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的特色建设

在我国现行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管理体制下,包括高校学报在内的为数不少的综合性人社科学术期刊,尽管因其面目雷同、缺乏特色等缺陷而为人们所诟病,但我以为,综合性人文社科学术期刊,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不可能完全取消的,不可能被其他形式的学术刊物完全取代的.正因为此,如何对此进行特色建设、如何对此加强管理改革,就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十分紧迫、而且是长期面临的任务.我们就我们北大学报的一些思考和做法,谈谈几点体会.

关于人文社科期刊导向管理的若干思考

人文社科期刊导向管理指的是通过管理导向保证期刊正确的政治方向、学术导向和价值取向,其实质是要正确处理好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这是由哲学社会科学“有补于治道”的本质属性决定的。我们要建构一种“中国特色”的、基于集体主义和人民主体性的哲学社会科学.正确处理好学术与政治,学术话语、政治话语(官方)与民间话语(大众),学术与智库的关系,通过学习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系列重要讲话等多种途径,提高导向管理水平。

关于学术管理的若干思考

1．科研管理与科研评价体制的改革。学术管理的基本职能包括：组织、指导、协调学术活动；制定学术规范；开展学术评价；做出学术决策；开展学术咨询；研究指导学术道德建设等等。长期以来，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我国学术管理存在着弱化、

构建与社会利益相容的激励制度

人们通过各种各样的组织构成社会，企业只是公民之间为了得到合作收益而结合起来的一种组织形式。中国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包括最近十几年的国有企业民营化，都是为了发挥社会组织和社会个体在创新上的信息优势。在此意义上，企业利益和社会利益是协调的。但是超过一定限度后，二者之间在技术上就可以相互替代（trade—off），企业追求自我利益的行为可能造成对公众利益的侵蚀。

言论、家法与文本:南宋殿试对策平议

宋室南渡以后,重要的政治事件和政治动向,往往在进士科殿试对策中有所反映.殿试策文中虽多有谄谀之言,却也不乏直言谠论,此是一种言论.直言虽然往往受到权相与考官的忌惮与压制,但在士人清流中却能够伸张士气,激扬士风.高宗绍兴二年(1132)、绍兴二十七年(1157)两次殿试,张九成、王十朋二人分别得到拔擢,这两次取士策略被宁宗、理宗朝李鸣复、徐龟年称为高宗朝“家法”,虞俦、刘克庄等对此也推崇备至,这些言论为南渡以来皇帝直言取士的政治姿态定下正面基调.类似这种将先朝家法总结为国家取士的衡量标准,用以规范当朝科举与言路,此又是一种言论.廷试对策内容既是政论,就须留意措辞.说什么,如何说,这方面文本载体的意义也有所呈现.如何在规定的文体中陈述政见、用文学的语言与形式,表达出微婉、深稳的政治话语,是策文作者必须考虑的问题.

行状文本书写与历史真实的显隐——以朱熹《张浚行状》为例

朱熹为张浚所作行状,对张浚的过度褒扬,对与张浚本人直接相关的富平、符离之败、淮西兵变事件的曲笔,为后人尤其是清人所诟病。行状的文体因素不可忽略,出于盖棺论定的意图,行状必然指向虚美隐恶。除了相关材料的缺乏所致偏听因素以外,由学说上的紧密联系、同样的主战立场而致的心理事实使得《张浚行状》的褒美几乎是没有其他可能性的选择。朱熹晚年的态度比较复杂,尽管懊悔率尔为文,在一些事情的具体看法上,他并未在了解更多细节后推翻前说,而是仍与《张浚行状》保持一致,如对于淮西兵变的偶然性、张浚早年对李纲的弹劾等等,不受当时舆论的影响,而是坚持自己的判断。以某篇行状中的叙述来证明某段史实是危险的,需要比较不同史书、家传、碑志、笔记等史料,互参之后才有可能得出审慎的判断。

试论两汉豪强地主坞壁

两汉时期,在豪强地主的庄园中(包括其势力范围内)出现了一种新的建筑,史称"坞壁".这种建筑不是一般的重堂高阁式宅院,而是一种具有军事性质的建筑.坞壁早在先秦时期已经出现,那时主要是国家军队的驻防场所,是为适应国与国或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战争而修建的.它出现于民间,即作为豪强地主的军事设施,是在西汉后期.本文拟就两汉时期豪强地主坞壁的产生和发展,坞壁的形式及其内部组织,以及它对两汉社会的影响等,谈谈自己的初步意见.

宋代碑志中的徽宗朝舍法与新学

教育背景与科名经历是宋人立身从事的起点,也是宋代碑志常涉及的话题。北宋末至南宋前期对徽宗朝三舍法以及新学的评价,是不能逾越的一段。北宋末处于新学笼罩下,此时期的碑志常常褒赞舍法能够一刬科举之弊。而南宋前期批判新学与舍法的碑志作者,多属湖湘学、闽学、婺学学派,均系洛学所分,对新学极为贬斥,但其中亦有分野。即便是反新学,南宋士人在评价舍法时往往有不同指向。将国家覆灭根源追溯至新学以至舍法下的士风,是南宋前期的常见态度。但也有另一种看法,即认为舍法是前朝官学繁荣的表现,往往能网罗英俊之士。在文体的规约之下,在知人论世之间,碑志文有所规避或者发挥。相关碑志也折射出宋代学术史与官学教育的评价问题。

詞臣生活與宋調書寫——論南宋詞科士人的詩歌

宋代詞科是爲選拔起草制誥人才而設立的科目,始設於哲宗紹聖時期,初名宏詞科,大觀年間改稱詞學兼茂科,高宗紹興三年開始固定爲博學宏詞科,試以十二種應用文體。南渡以後,詞科的繁榮帶動了四六文寫作的繁榮,詞科出身士人如孫覿、“三洪”(洪适、洪遵、洪邁)、周必大、吕祖謙、真德秀等均是南宋的四六大家。作爲一個時間跨度較長的文學群體,詞科士人之文以典雅博贍爲風格,以潤色宏業爲旨稱,以四六爲主,兼及散文,推動了南宋應用文的繁榮。詞科士人在詩歌方面並無專習,也無統一的詩歌宗旨與流派,但南宋詞科士人中,北宋末中詞科的孫覿、李正民、劉才邵南渡後皆存詩多首。

詞科之學與王應麟的通儒情結

宋季大儒王應麟既博通於儒學,同時也精於詞科之學.《玉海》與《詞學指南》的編纂,既是詞學成果的集中體現,也是他藉以實現'通儒'理想中詞學部分的媒介.王應麟雖研習詞科與駢文,但他並不以此爲目的,而是重在經史百籍的貫穿與致用.從其學術思想的主體方面來看,他著重通過'道問學'的踐履,實現集大成式的知識集中化、細密化的導向.這種多重的知識背景,也昭示著南宋後期一種新的知識類型已臻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