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期刊主编笔谈:学习习近平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

《文史哲》杂志创刊70周年之际,2021年5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高度肯定《文史哲》创刊70年来取得的非凡成绩,同时对坚持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锻造高品质学术期刊提出了殷切期望,在学术界和学术期刊界引发热烈反响。

深耕厚植 笃行致远——简谈《文史哲》的办刊经验

办刊理念的高下,决定一本期刊的运势。如果对七十余年来《文史哲》的办刊路径与理念予以凝练,那就是坚持“长期主义”原则,着眼于“潜结构”和“长时段”,倾力于学术史价值及其追求。从办刊策略来看,期刊影响力取决于内容的集中度。围绕集中度做文章,获取人文学界话语权,无疑就抓住了办好学术期刊的“牛鼻子”。围绕主打专题栏目这一核心,进行“归核化”经营,即构建以主打重头栏目为轴心的同心多元体系,形成围绕同心圆之圆点的集束簇及其向心力,从而完成期刊自身的特色化与个性化定位,不失为一种积极而能动的办刊理念与策略选择。而所谓期刊风格或特色,一言以蔽之,就是“不可取代性”;没有人能够无视或取代你的存在,就是你最为根本的个性和特色。对此办刊风格予以代际传承与遵循,进而形成传统,便会最终达至“以个性塑就品牌,以品牌张扬个性”的化境。

学术期刊的学术史价值及其追求--基于《文史哲》的办刊实践

新中国成立之初,新创办期刊极为少见,学术理论性期刊只有几家一一《新建设》《学习》《文史哲》,以及之后的《史学月刊》。《新建设》和《学习》在“文革”初期停刊后再没有复刊。与之不同的是,《文史哲》虽经历两次停刊的坎珂,但停刊和由此造成的间隔无论长短,随后又接续新命,绵延至今七十余载而不绝,几与共和国同龄,近乎全程参与因而见证了新中国人文学术发展的风雨历程。从这层意义上说来,它在新中国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界乃至人文学界,更在新中国人文学术发展史上,无疑具有标本意义。

《文史哲》办刊的学术性与时代性成因的历史回顾

《文史哲》自1951年5月创刊以来,有了长足的发展,表现出了巨大的潜力。学术性与时代性的办刊宗旨是《文史哲》成功立刊、闻名于世的本源所在。“预”学术潮流的使命感是《文史哲》始终走在人文学术研究前沿,引领学术潮流的动力引擎;谨记“知出乎争”的办刊理念,是《文史哲》不断推出新的学术论点和社会热点问题的活力源泉;恪守专家办刊的传统则是《文史哲》永葆学术性和时代性的生命之源。

《文史哲》杂志的特色化建设和国际化努力

一、《文史哲》杂志特色化建设 对于学术期刊来说，特色是什么？用一句话来概况，就是“不可取代性”。在学术界和学术期刊界，没有人能够无视或取代你的存在，就是期刊最根本的特色，也是立刊之本。由此而言，所谓特色化建设，就是从期刊的风格定位、选题策划，到栏目设计、内在质量，全部朝着“不可取代性”的方向去进行主观努力的过程。循着这样的轨迹去努力了、实践了，期刊特色的形成，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人文学术的时代性与办刊基因承传锤炼——《文史哲》办刊历程综论

《文史哲》的办刊基因可以概括为“让古典资源与时代精神深沉互动,从古典深海浮出时代水面”。这一基因,初步奠定于“十七年”时期所扮演的趋时的文史论战推动者角色。第二次复刊(1973)至20世纪末,在解放思想与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文史哲》努力于“现代化=西方化”与“文化保守主义”之间寻找“中道”,形成了主打不温不火的中国古典人文学术研究的风格。这段历程进一步锤炼了前述办刊基因,使得以主编为代表的《文史哲》人对何为“古典资源”与“时代精神”有了更具纵深感和广阔度的体认,从而在21世纪前十年领先大流“半步”,预见当今中国文化发展的战略调整。凭借领先“半步”的预见,《文史哲》编辑部在过去十余年间,通过推动儒学价值重估、与《中华读书报》联袂评选发布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创办《文史哲》国际版(英文版)等措施,较为自觉而突出地参与了以“重建中国主体意识”为特征且目前仍在深刻演进中的学术大转型。

平台式策划与引领式策划

充当发表平台与引领学术发展是学术期刊的两项重要功能,其发挥离不开有效的策划。从办刊必然策划这一基本事实出发,学术期刊的上述两项功能分别对应平台式策划与引领式策划。平台式策划以有容乃大和文优则发为基本特征,但其中并非没有引领,而是内含散点透视式引领。引领式策划是学术期刊与办刊人主观能动性的极大体现,引领式策划绝不应该以打造“一言堂”为指归,而应通过充当焦点透视式的发表平台保持其学术公器本质。平台式策划与引领式策划可以优势互补,只要运用得当,都是学术界需要的正当策划。

中国哲学研究须进一步摆脱三个“心结”——在《当代儒学》创刊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非常荣幸参加“儒家思想之现状与展望”学术研讨会暨《当代儒学》创刊十周年座谈会。我首先要代表我所在的工作单位《文史哲》编辑部,向《当代儒学》和《当代儒学》的编者与作者们致以同道的祝贺。这一祝贺是“实”的,不是“虚”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通过上午和下午聆听各位嘉宾的发言,我再一次认识到:《当代儒学》乃是针对一段时期以来中国哲学研究界“只述不作”的状况而创刊,她的“初心”是振作儒学的创造性研究。

狄百瑞学派与儒学的国际化

作为西方“新儒家”思想(Neo-Confucianism)的开拓者之一1,狄百瑞2一生际遇都与此紧密相连。自18岁迈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起,狄百瑞就以研究黄宗羲思想为切入点开始了对中国思想史变迁内涵和价值的重新评估。不仅他自身学术研究的重心在此,而且他以“与斯人之徒”的精神自我激励.

人的现代化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西方发达国家的人的现代化，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的近代野蛮和人的异化的基础上的。人的现代化包括人的思想观念的现代化、人的思维方式的现代化、人的人格品质的现代化和人的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吸收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人的现代化的文明成果，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必然性。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看本土话语体系建构

就近年来本土话语体系构建过程中所呈现出的态势来看,我们对于优秀传统资源的继承与时代性转换,相比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无疑判若云泥,有长足的进步;但与此同时,我们对于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所凝练出的、为绝大多数文明形态所共同认可的思想成果,抱持的却并非宽容与开放的接纳态度,而是日益趋于排斥与自我封闭,甚至不免有"文化孤立主义"之嫌。这与我们所倡导的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的理念主张,形成鲜明的对照。在全球化时代,普遍主义以全球性共同文明为分析问题的逻辑基点,以共性为前提看待个性,以普遍性为前提看待特殊性,以全球性知识为前提看待"地方性知识",因此,便在二者之间建立起有机生态联系。而与之对垒的特殊主义方法论,片面强调"地方性知识"的独特性,以至于忘记了特殊性赖以立身的共性与"共通性知识"。如果我们不能够秉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宽容开放理念,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宽阔胸怀,去筹划有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建构,而是仍以陈旧思维方式去回应新时代的话语体系建构欲求,无疑会导致"名新实旧"。

中国话语形成之路:西方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和儒家思想的社会科学化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形成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范式,是中国学术界同仁所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历史使命。基于百年来中国社会之发展事实和中国学术之演化现状,构建哲学社会科学中国范式之途径有二:一是对五四之后一百年来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进行本土化、中国化的处理与过滤,在呈现、概括本土经验、中国经验的过程中构建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范式。二是从“与世界接轨”到“与传统接轨”,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即对中华传统文化、儒家思想进行社会科学化处理与冶炼,使其重新理论化、概念化、体系化,以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概言之,西方社会科学的中国化和儒家思想的社会科学化以及二者的有机结合,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必由之路。

学术期刊的学术史价值及其追求——基于《文史哲》的办刊实践

办刊理念的高下,决定一本期刊的运势。如果对七十余年来《文史哲》的办刊路径与理念予以凝练,那就是坚持“长期主义”原则,着眼于“潜结构”和“长时段”,倾力于学术史价值及其追求。从办刊策略来看,期刊影响力取决于内容的集中度。围绕集中度做文章,获取学术话语权,无疑就抓住了办好学术期刊的“牛鼻子”。围绕主打专题栏目这一核心,进行“归核化”经营,即构建以主打重头栏目为轴心的同心多元体系,形成围绕同心圆之圆点的集束簇及其向心力,从而完成期刊自身的特色化与个性化定位,不失为一种积极而能动的办刊理念与策略选择。而所谓期刊风格或特色,一言以蔽之,就是“不可取代性”;没有人能够无视或取代一刊的存在,就是其最为根本的个性和特色。对此办刊风格予以代际传承与遵循,进而形成传统,便会最终达致“以个性塑就品牌,以品牌张扬个性”的化境。

论“学者办刊”——围绕“高品质的学术期刊就是要坚守初心、引领创新”展开

“学者办刊”与“学刊引领学术潮流”只是夸夸其谈,还是势在必行?中国学术期刊界过去40余年来的“编辑职业化”历程,倾向于割裂学刊编辑的学者与编校者身份,却又无法有效概括学刊编辑的工作实质,在打破“编研一体”原有格局的同时,造成了学刊编辑学术素养降低、办刊责任被迫向学者(客串编辑)转让的尴尬局面。学刊界有识之士因而呼吁“编辑学者化”“学而优方编”“学术期刊及其编辑重新回归学术界”。近来,“高品质的学术期刊就是要坚守初心、引领创新”和“提升学术引领能力”的鼓励与要求,更是一跃成为主流学刊界的高阶追求。如何名副其实地实践这一追求?“学者办刊”是基本前提。将学刊的平台优势转化为办刊主体进行学术动态调研、洞察学术大势、进行选题策划、组织学术活动、推介优秀研究成果的能力和条件,是关键所在。为此,有抱负的学术期刊宜:(1)为“学者办刊”“引领学术潮流”扫除思想观念障碍;(2)通过“编校分离”让学刊专职编辑(学术编辑/学者编辑)有余裕习练学术、深入学界;(3)设置学刊专职编辑(学术编辑/学者编辑)主持“实用编委”工作室的机制,通过成规模、有组织的团队式调研不断积聚“引领学术潮流”“引领创新”的资质和点子;(4)举宏观学术理念大旗与推动具体新知探索相统一。学术期刊人应在这四个方面咬定青山久久为功。

牡丹梅花之地位升降与宋代政教精神的嬗变

在中华文化象喻系统里,花卉一直占有重要位置,对花卉的书写总是展现出一定时期的士人心态和审美观念,从中又折射出整个社会的文化心理以及国家的政教精神。北宋时的牡丹书写超越了其本来象征皇家尊贵的单纯意义范畴,具有了对皇权应然的期许,彰显出帝王与民同乐、共享太平的意义,是当时内圣外王政教精神的具象化呈现。随着仁宗亲政之后锐意革新,政教精神也发生改变,牡丹作为盛世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在主流话语中的地位受到挑战且日益旁落。南渡之后,理学的滋长与传播赋予士人以清白自守和抱道慎独的精神追求。其时,南方触目而见的梅花因其种种特性日益引起士大夫文人的注意,经过意识形态的深入影响和社会文化的不断塑造,文学书写中的梅花形象被赋予孤独自守与凌霜傲雪等文化内涵,这不仅契合了南宋政教精神所强调的夷夏之防以及举国崇尚的在艰难中负重致远的精神,也成为士大夫文人寄托其道德理想和人格追求的习惯性表达。

新时代呼唤一场新的“思想大解放运动”

回望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无疑仍处于大转型的历史时期与区间,和大转型的总体进程之中。也因此,这同时也是一个社会思潮与价值取向趋于多元多样甚至是极化与撕裂的历史时期。对立与极化的撕裂态势的加剧,直接的社会原因,在于社会各阶层未能公平地分享改革红利。其深层因由,则在于政治与思想文化领域的徘徊。只有深入意识形态与宏观决策场景予以考察社会思潮所呈现出的传统与现代、新与旧、左与右的冲突,才可得到一定程度的解释。以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为契机,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所走过的历程予以梳理和反思,进而寻找与形塑达成社会共识的最牢靠、最广泛的观念基础,形成社会共识的最大公约数,由此逐步化解观念领域的极端对立化状况,实现全社会的思想大和解,不失为一条可行的认知路径。甚至,我们不妨把它定义为"第二次思想大解放运动"。

着眼长时段学术史价值 超越功利性目标追寻

始终坚守人文性、古典性和高端性的办刊风格与既定传统,不为时风所动,不为编辑人员的代际更替所扰;坚持学术的独立性品格,超越功利性目标追寻,着意于长时段学术史价值;在保持期刊的独特风格和气度的前提下,探索、提炼和锻造公共学术话题;以自由讨论和百家争鸣的方式,回应现实社会政治需求和意识形态关切;以传统与现代交融会通的方式,不断创造学术的新未来,进而在长时段学术史上扮演更加积极、主动而自觉的角色,以期引领学术研究之潮流,应当是《文史哲》70年来所积累的基本经验,也是其一以贯之地奉行和坚守的办刊理念,更是其历七十载而常青的根本价值依循。

书肆诞生与书商作用边缘化

我国书商自西汉后期诞生后,受国家推行重农抑商,特别是"市籍"(直到北宋才废除)的制约,他们与所有职业商人一起,都沦为排除在我国主流社会以外的边缘群体。再加上士商对立与自给自足的社会经济,致使书商没有能力也没有条件自建作坊从事书籍生产,书商因为不掌握作坊生产的新书资源,不可能从事新书的收购、仓储、销售这类书籍发行业务,自汉至唐一直如此。本文认为,自汉至唐的上千年间,我国书籍在公众间流通的主要渠道或主要方式始终是读者传写,书商或书肆业务始终以经营旧书为主,故称"书商作用边缘化"。当今学界几乎一致认为,汉代书商开始建立发行业,唐代书商建立了发达的发行业,这种观点并无事实根据,乃臆测而已。

综合性学术期刊所面对的挑战及其回应

对于学术期刊尤其是综合性人文社科学术期刊而言,一个公理性的办刊原则是:影响力取决于集中度。抓住“集中度”做文章,无疑就抓住了办好学术期刊的“牛鼻子”。在综合性人文社科期刊的办刊理念上,宜进行以主打栏目为核心的归核化经营,即构建以主打栏目为轴心的“同心多元体系”,形成围绕同心圆之圆点的“集束簇”及向心力,从而完成期刊自身的特色化与个性化定位。而在概念范畴上,则可将“同心多元体系”“归核化经营”“专题设计集束簇”视为衡量综合性学术期刊有机化办刊程度的概念性工具。

从豪杰到圣贤:宋诗中“丈夫”形象的意义新变

在宋代文治政策和文化氛围的影响下,前代诗歌中“英雄”“丈夫”这类偏重豪壮雄杰的粗线条人格类型,转变为宋诗中博雅深邃、坚守道德的圣贤君子形象,领袖群英的豪杰人物逐渐褪去其本来面目,其人格内涵被置换为沉潜弘毅和清直自守。在宋诗构建的语境中,“丈夫”往往呈现出和“贤者”相近的意义,展示出“丈夫”形象全新的意蕴内涵。宋诗中的理想“丈夫”往往能够领悟圣贤心传,向着体味心灵境界的内在精神世界开拓;站在儒家思想立场上,破除欲望诱惑、支撑自我道德人格体认;在道德人格支撑下,对自我人生价值充满自信,呈现出一种舒适从容、清刚潇洒的精神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