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学研究:路在何方(续)

目前我国的编辑学研究,在宏观方面,诸如它的定义、学科性质、学科体系及其范畴、研究对象及其内容、学科分类等,均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和明显的分歧。而且这些争论和分歧正在逐步深入。我们认为,任何学科的建设和发展,都离不开学术讨论和争鸣的开展,编辑学研究所以能不断地深入发展,也与不同观点的讨论和争鸣逐步展开密切相关。编辑学是一门研究编辑原理和业务的科学。它着重研究编辑活动的性质、功能和发展规律,编辑活动与社会生活的联系,特别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网络等文化领域的编辑实践过程、工作的一般原理和特殊要求,以及编辑组织、编辑队伍、编辑管理等课题。研究和创立编辑学的目的应当是为了系统、科学地总结人类通过编辑手段来缔构文化的历史,研究编辑活动的发展及其规律,以便进一步推动我国编辑学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科学研究,优化人类文化功能,并以此来提高出版物的质量,繁荣社会文化,促进科技的进步与发展。为此,我刊特别约请了编辑学研究领域的几位专家、学者,在此对编辑学研究的几个问题发表议论。几位专家、学者的议论见地独到、观点新颖、论证严密、阐述深刻,有时代感、新鲜感,当然也不乏相互争论。思想交锋,相信他们的议论会对编辑学研究的人士大有裨益,会引起颇多启示。同时,我们也欢迎社会各界人士发表各自见解,我刊将择优发表。

默默奉献的编辑人生——记编辑出版人方厚枢

近日拜读了方厚枢先生《听老编辑讲那动人的故事——〈编辑之歌〉编辑札记》（载《出版发行研究》2009年第2期）一文,得知方先生的近况：八十有二高龄的他仍在为主编《编辑之歌——怀念远去的英才》文集的工作忙碌。

出版物质量问题的现状及其应对策略

图书是思维形象成果的产品,任何一本书都是独具特色的"这一个",这种特征使得图书的"制造、生产"无法套用工业化流水线的生产模式。就出版行业而言,一方面,"欲速则不达",慢工出细活的共识毋庸置疑,要想保障图书质量,时间成本是不可忽略的重要环节;另一方面,以品种、总量规模的扩张来提升盈利效能,已成为加快发展步伐的不二之选,出版节奏慢,出版周期长,必然会造成产能下降(或在竞争中处于劣势),进而影响发货、回款,影响到整体经营、运作的续航。对于处于快速变动发展时代中的出版行业而言,此两者之间的难以兼顾或平衡,共同构成了当前出版物质量问题的底色,甚至是影响出版行业深入发展的关键所在。虽说我们已是每年出版品种规模高达38万种的出版大国,却大而不强,从学术著作到大众读物,在对外文化交流中的影响力难以尽如人意;我们有各种监管政策机制,"无错不成书"却也能打着"存在即是合理"的旗号而名正言顺;我们在不断深化出版行业的企业化、市场化改革,出版市场主体呈现日益多元,但随之而来的浮躁之风,却使从业人员素质下滑,导致出版物结构性过剩与短缺、低水平重复出版等问题不断出现。对于出版行业而言,现在究竟是最好的时代,还是最坏的时代?新形势下,我们应该如何以正确的认知和理性的思考,重新审视当前出版物存在的质量问题,并研究切实可行的应对策略呢?本期沙龙中,四位嘉宾结合当前我国出版行业的整体发展情况和发展趋势,从不同的角度,针对出版物存在的质量问题进行了剖析,并就解决方式提出了各自的见解和思路。

中国儿童文学图书“走出去”的现状、障碍和解决之道

文化属于全人类,版权贸易的输出是提升一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而儿童文学被认为是最具有世界性的文学,是最容易"走出去"的文化产品。2005年,国家确立了"走出去"发展战略,在"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的全力推动下,中国童书出版"走出去"也由自发进入自觉,引进与输出比差逐年缩小,很多出版社在年度选题出版计划中都有针对海外市场需求专题策划的产品。尽管这些年来,我们也不乏像杨红樱的《淘气包马小跳》、曹文轩的《草房子》、秦文君的《男生贾里》这样能够在销售排行榜上与《哈利·波特》《冒险小虎队》等引进版超级畅销书平分秋色的经典畅销书,但总体上,这些成绩与中国的原创儿童文学的大繁荣大发展仍有着较大的差距。当前的现实是,在中国出版"走出去"当中,中国的儿童文学图书"走出去"的现状并不尽如人意,这与中国作为一个儿童文学出版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虽然并不能排斥由于语言、文化、审美习惯、价值观念的不同,甚至西方文化优越心态下的对中国当代文化"歧视"等所造成的中外文化交流障碍的影响,但这确实也反映了我国当前的原创儿童文学,在作品水平、作家实力、出版社品牌等方面都有待提升的现实。时值北京图书博览会召开在即,本刊邀请业界相关人士,探讨有关中国儿童文学图书"走出去"的现状、障碍,以及促进中国儿童文学图书"走出去"的对策,希望透过这个块面的思考和建言,对中国图书的"走出去"有所助益。

农村售书点为何难以生存?——以山西新华书店为例

建立农村图书发行网点曾是几代人的梦想,多年来也做过尝试,却事与愿违,不得善终,其中的原因很多。本文的重点在于,以史为鉴,探索新形势下的农村图书发行建设途径。

改革是三十年发行业的主旋律

回顾我国发行业三十年的改革历程,介绍推动我国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相关政策,说明改革是我国三十年发行业的主旋律。

组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是整合更要融合(下)

在大部制改革中,组建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有"四个有利于"可以证明组建的意义:"有利于减少职责交叉,提高管理效率,落实管理责任;有利于统筹推动报刊、出版社、通讯社、电台电视台和互联网等新媒体发展,加快构建现代传播体系,提高文化传播能力;有利于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做大做强,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有利于整合新闻出版和广播影视领域公共服务资源,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质量和水平",然而业界的反应冰火两重天,本刊上一期已经有过讨论,专家们也从不同角度阐释了自己的看法,观点独到,受到读者普遍关注。接踵而至的许多问题还在世界和学界中存在疑虑,比如媒体跨界经营,是否都能受惠、传统媒体"等死"与"找死"的悖论如何解开、机构改革有没有继续改革的必要,本期继续请学界和业界的专家给以精彩分析。(以上专家按姓氏笔画排序)

为“本刊视点”点赞

期刊有卷首语，不稀罕：能为卷首语起个好栏名，不容易。 《村委主任》的卷首语为“本刊视点”，很别致，也很有特点。

数字出版,提升传统出版业态新途径

2010年被业界认为是中国的"数字出版元年"或"中国电子书元年",数字出版产业发展迅猛。事实上,中国数字出版的整体规模从2000年的15.9亿元发展到2006年的200亿元,2007年的360亿元,2008年的530亿元人民币,2009年的整体收入则达795亿元以上,首次超过我国传统书报刊出版物的总产值,3年的平均增长速度达到56.2%,10年间,我国内地的数字网络出版产值规模累计增加了45倍以上,这是传统媒体不可企及的发展速度。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8年文化蓝皮书"预测显示:2020年,我国数字出版销售额将占到整个出版产业的50%;2030年,90%的图书都将出版网络版本。而其影响和规模带给我们的已不仅仅是一组组数据的震撼,数字出版实际上是文化与科技的一场变革,出版史上的又一次进化。从甲骨文、竹简到丝帛,从丝帛到纸张,从雕版印刷到活字印刷,从铅字排版印刷到电脑排版胶版印刷,直到目前热议并将会对出版行业产生剧烈影响的数字技术与数字出版,每一次重大的技术进步都会带来文化交流上的空前发展,也会使相关行业的生产方式与生产过程产生巨大变化。现在,我们已经看到数字出版对传统出版的冲击和挑战,并关注数字与传统的革命性交锋,思考什么是真正的数字出版?每一次交锋给出版产业会带来什么颠覆性的革命?如何认真面对传统向数字转型过程中产生的矛盾或问题、编辑出版工作者角色和功能的转变等等新课题。为此,本刊特邀业界专家、学者,以及在一线践行的相关编辑,共话数字出版,共论现代技术条件下的编辑出版工作。

数字阅读带来国民阅读行为的变化

鉴于中国国民阅读率低于世界发达国家的现实,近年来,有识之士积极倡导全民阅读,以期改变国民读书少的现状,进而推动民族素质之提高。2013年4月,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第十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2012年,我国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39本,连续7年保持提升,但仍低于韩国的11本、法国的8.4本、日本的8.5本、美国的7本。为鼓励阅读,原新闻出版总署发布了年度好书,启动了"书香之家"推荐活动,旨在引导阅读,向社会提供更多优质读物。同时,《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已列入国家立法计划,并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

数字出版标准,真的要来了

作为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而诞生的新型出版业态——数字出版在现代信息产业、出版业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产值规模更是突飞猛进。但众所周知,数字出版标准不统一带来的资源浪费、信息孤岛等问题一再让业内人士焦灼,标准的滞后更是成为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短板,成为我们向出版强国转变进程的"心中之瘤"。为了加快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管理部门于近两年来陆续出台多项政策,继《数字出版标准体系研究报告》发布,我国数字出版标准化的整体框架基本形成后,2012年数字出版标准建设全面推进。多项出版物应用标准已出版并发布,4项数字出版格式标准、12项电子书内容标准、手机出版系列标准等进一步加快制订工作,数字出版内容质量的检测规范与标准的制订也开始启动。这都意味着我国数字出版的规范化程度正在不断加深。而面对标准化带来的震荡或新格局,参与这场数字出版标准化进程的主人公,又将会怎样想、怎样做?为此,我们特别邀请了研究院、出版企业和数字技术企业的代表,为我们解读他们眼中的标准,分享他们在经历标准化变革中的心态、策略及对标准出台后的期许和建议。

出版人:国人对你的期许没有变(上)

出版改制已经有了时间表、线路图,改制大潮已渐行渐近,大潮之下,会推助什么,会淹没什么,出版人心存许多期待。在事业单位体制下的企业运作对出版单位来说并不陌生,但完全在市场经济的海洋里游泳,对今日的出版人而言还是无章可循的;但有一点我们是明白的,无论体制如何变化,出版人的文化责任和文化使命是不会变的,国人对出版人的期许是不会变的。回首企业化运作的几年,出版人在完成使命的征途上有过辛劳也流过汗水,有过困惑也存在过焦虑,如何在新的体制下更好地担负起出版人的责任,就此我刊邀请了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总经理王建辉及总编辑周百义、山西出版集团总经理齐峰及副总经理琚林勇、中国少儿报刊协会会长海飞、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胡守文、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苏州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吴培华、东方出版公司中心总经理祝君波、读者杂志社副总编辑张笑阳、江苏科技出版社编辑蔡克难等人就一些备受出版界关注的话题进行了座谈。也许他们的答案会让我们茅塞顿开,我们期待着出版的精彩和高潮的到来,期待着出版人能走得更远、更长。就此次谈话的内容,本刊将分上下两部分于本期及下期连续刊载,敬请关注。

传统期刊的新课题

期刊由于其周期快于图书,内容深于报纸曾被业界称为"朝阳产业"之一,随着新媒体的发展,新技术的不断更新,传统期刊的这些优势已不再明显,如今已被冠为"夕阳产业"。在做这期沙龙前,我带着问题与几个做传统期刊的同行聊起了工作感受,他们的第一句话几乎惊人的一致:"难,太难了,做刊物太难了"。偶尔听到一句"还行",我就会精神为之一振,愿闻其详。言"难"与言"不难",其实面对的是同一环境,只是看到的面不同,有人看到压力,有人看到机遇。无论他们言压力还是言机遇,都是传统期刊面临的新课题、新难题,为此我刊特组织了这期沙龙,特邀了新闻出版总署新闻报刊司副司长张泽青以及一批业界部分有特色的报刊人,共话传统期刊的新出路。但愿传统期刊面临的难题因为有了他们的睿智而不再难解。

出版的危机与应对

经过长时间的高速发展,出版已进入一个饱和期、缓增期,既往积累或新近出现的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发展的瓶颈有客观,也有主观的原由;突破发展的瓶颈,有主动,也有被动的因素。就出版业发展的瓶颈问题,以及如何突破之,本刊邀请业内专家为此一叙。

合作 互利 共赢——探索国有与民营未来出版之路径

2010年,许多国有出版单位与民营出版公司的成功合作,为"合作、互利、共赢"做了很好的诠释。比如在教育出版领域,江西省出版集团所属的江西教育出版社与广东认真企业有限公司合作成立广州出版中心;时代出版旗下的安徽教育出版社与"王迈迈英语"联手打造时代迈迈教育出版传媒(武汉)公司;湖北九通电子音像出版社与湖北黄鹤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合资组建湖北和谐号传媒有限公司;北京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北京九洲英才图书策划有限公司共同投资组建京版北教控股有限公司。同样,在大众出版领域,也不乏国有与民营合作的范例,如凤凰出版传媒旗下的译林出版社,完成了对鹏飞一力公司的股权收购,组建了凤凰一力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北京凤凰联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分别出资,重组重庆凤凰决定图书传媒有限公司和天津凤凰空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为此,本刊策划了这期"沙龙",旨在探讨国有出版单位与民营出版公司在运作方式和经营方式上的不同,为国有出版单位与民营出版公司探寻出一条合作和发展的道路。

面临大变局:实体书店如何应对之

2010年7月20日,开业已16年之久的广州三联书店突然宣布停业。该店设在广州购书中心内,起初在三楼,租赁期满后搬至六楼,但六楼客流稀少,于是他们不得不选择停业。实际上,面临困境的并非这一家书店。年初,北京中关村的"第三极大厦"招牌被卸下,据公开资料显示,这家打着"全球最大全品种书店"旗号的店,在3年多的时间里,亏损近8000万元。相同命运者还有席殊书屋,这个曾是全国最大的书店连锁企业,高峰时门店遍及30多个省区市的400多个城市,如今,600多家加盟店或倒闭或更换招牌;而名噪一时的明君书店、思考乐书局也相继黯然收场。同年8月,2000平方米的北京三联韬奋图书中心将2000平方米的店面缩减一半,把二楼租给了雕刻时光咖啡馆。随之而来,"拯救晓风书屋""挽救季风书园"之类的活动竟成常态。来自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书业商会的数据显示,在过去的10年时间里,有将近五成的民营书店倒闭,而倒闭趋势还在加剧。有人甚至预言,七八年之后,现在市面上的实体书店的80%～85%将会倒闭。"批量死亡""集体衰落""倒闭大潮"之类的冰冷词汇,近来正被频频用来形容实体书店的消失。时下,实体书店究竟面临着怎样的压力和挑战?书业的未来路在何方?书店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空间,思想艺术的交流平台,政府和社会是否应给予作为文化符号的书店多一些关注和扶持,而不是完全将其交与市场?就此话题,本刊记者采访了业内有关人士。

教材改革牵动中国出版

2001年,教育部启动教材多元化改革,《中小学教材编写审定管理暂行办法》颁布施行,其中一项就是向全国所有出版单位、个人、团体开放中小学教材的编写权。同年,国务院也提出要改革"单一渠道"的发行体制,引入新华书店以外的发行机构参与教材的发行,中小学教材的出版发行要面向全国招标。教材内容出版与发行权的开放,对出版界的影响可谓大矣。而在此之前,我国中小学教材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一家出版。当时,由于物流不发达,长途运输很难保证每个学生在开学前拿到教材,于是人民教育出版社把教材制成胶片,分发到各地出版单位,由当地负责印刷和供货。各地出版单位须将教材总价的3%至4%,作为"租型费"上缴给人民教育出版社。本期我们关注的话题是"教材改革与中国出版"。之所以将"教材改革"与"中国出版"一起拉来说事,实在是基于"教材"与中国出版之间长期存在的这种根本性的、斩不断理还乱的、随你浮沉、伴君荣枯的"鱼水关系"。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中小学教材出版市场的利润每年至少有300亿元。为了论述的方便,本期论题中的"教材"主要是指中小学教材。

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将为新闻出版业发展带来春天——专访新闻出版总署出版产业发展司司长、总署改革办主任范卫平

新闻出版体制改革作为整个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03年开展改革试点工作以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和部署,改革的力度不断加大,改革的进度不断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