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博物馆是关乎知识还是关乎情感?

本期杂志的一篇文章从艺术实验的角度,呈现泰特美术馆化身情感工厂的过程,也批判了如今艺术类博物馆的艺术经济。值得注意的是,博物馆究竟是关于情感还是关乎知识,似乎是与博物馆制度同样古老的问题。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们凸显博物馆教育、启迪创造的理性功能,但也没有忘记其愉悦人心的作用。如果把眼光放入更悠久的时间尺度,古希腊的“缪斯神庙”(即西文“museum”一词的本意)

博物馆、侨民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性

本文涉及博物馆建构有关迁徙和侨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笔者探讨可持续性的文化维度,审视迁徙语境且尤其在国际迁徙语境下活传统的动态,并思考博物馆所用的各种参与思路。我认为,依托于生态博物馆学原则的协作计划以及我所描述的通过捐助进行的参与,能够提供团结移民背景群体的新方式。我把探讨限定在与欧洲移民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的问题,并主张,通过录制、记载、保护侨民非物质遗产并使其保持鲜活,博物馆可以增进这些人群的自尊,可以增进社会和谐。

精确科学如何有利于博物馆运营?

本期杂志以著名的荷兰凡·高博物馆为切入点,再次展现了应用心理学对于博物馆参观者的观察方式,呈现出成人与儿童艺术欣赏过程的差别。精确科学在博物馆领域的运用早已不是新鲜事,且不说杂志文章所属领域的文章也已形成了长长的文献清单—要知道这个领域已相当“小众”,使用先进传感器探知观众参观行为的实验同样不胜枚举,例如近期意大利博洛尼亚诸多博物馆参与的项目。

社论 博物馆与文学的结合

本期内容探讨了博物馆与文学的关系。尽管博物馆的定义并无定论,藏品所代表的物质性毕竟是博物馆明显的特征,这就给文学这一非物质遗产的展示带来了挑战。正如本期一篇文章所示,欧洲各地的博物馆用文学旅游景点、讲解阐释、物质与非物质博物馆展陈相结合、借助周边景观等方式,尽量让受众——尤其是对文学作品不熟悉的受众——能够无障碍地亲近文学遗产。不过,这样的努力也加剧了另一篇文章指出的问题,文学博物馆的吸引力往往来自作家的人生及其创造的想象或物质的现实,而非来自其文本。这也解释了文学类博物馆为何总与景观游览和体验紧密结合。

亟需变革的博物馆

自疫情爆发以来,博物馆界经历了严峻考验。在防控政策的背景下,参观者带来的收入显然已经无法维持,对于没有足够公共资金支持的博物馆,这意味着存亡之秋,而即便对于基本运营资金有保障的博物馆,原本可用于组织丰富活动的资金也会无处筹措。博物馆的经济模式正受到巨大挑战,而走回老路亦非出路,因为这无疑在重复疫情前就已经很严重的过度旅游问题。

博物馆:如何拥抱数字化?

从20世纪末开始,数字化既是整个社会技术进步的主题,也成为博物馆技术创新的主题。数字技术重新定义了博物馆业务的方方面面:从藏品信息系统、保护系统,到研究、展览、教育、宣传。人们曾对数字化的前景充满乐观想象,认为全球学术可以连成整体,知识可向所有人开放,在线参观会完全取代线下展览……但经过四分之一个世纪,当热情渐渐过去,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数字化的局限性,尽管又开始对其他数字化选项怀抱热情:学术成果依旧在很大程度上价格不菲,并不完全开放.

博物馆的力量

现代博物馆成型于启蒙时代。思想家和学者们对博物馆充满期待,既希望其成为国家名片、带来经济利益,又期望其开启民智,有利于探索新知。可以说,现代博物馆从一开始就是紧跟时代潮流、充满力量的机构。博物馆承接科学革命的浪潮,借用古典知识传统中的“缪斯圣地”概念,一方面成为知识搜集和探索的场所,一扫传统收藏活动的随意性;另一方面慷慨地向大众敞开大门,既成为教育方式并启迪艺术创作,也成为新的生活方式。牛津的阿什莫尔博物馆成为大学学术的延伸,大英博物馆由皇家学会会长斯隆奠基,搜集了大量自然标本和奇物,德意志、意大利乃至俄罗斯原本深藏秘府的古物和艺术品向公众敞开大门。在那个理想主义的年代,博物馆被寄予厚望,肩负着推动社会进步的重任。

民族志博物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追根溯源

西方世界的民族志博物馆植根于16和17世纪奇物柜的历史以及18和19世纪的工业博览会。随着物质藏品从异域器物陈列转变为各种教育展览,它们与非物质遗产侧面重新结合,以讲述更完整的故事。在本文中,欧洲民族志博物馆的历史和动力得到追溯,影响了其与非物质遗产关系的几个组分也得到探讨。

社论 博物馆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本期杂志特别探讨了近年来国内外都很重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问题。所载的文章给了我们看待这个问题的新思路。对非遗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历史上过于重视器物的倾向进行纠正。任何器物的真正价值都在于其背后的知识、故事,这本是不言自明的。但在殖民主义等背景下,器物所处环境的改变(从制作使用地到了保存展示地)往往令人遗忘了它们原本的故事,参观者在将眼前的东西强行归类理解时,往往意识不到自己多么受到现在惯常的观念框架的限制。

在文森特·凡·高博物馆看画:儿童与成人的眼动形态

在本研究中,我们审视了在阿姆斯特丹凡·高博物馆观看5幅凡·高画作的儿童与成人的眼动行为。研究的目的是确定参与者审美体验早期阶段中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注意过程的作用。自下而上过程的特点是确定每幅画作的重点。自上而下的处理首先让参与者自由观看画作,随后提供每幅画的背景信息,然后让他们再看一次画作。重点分析显示出儿童和成人眼动行为的不同,以及这两个阶段的不同。对儿童而言,自由观看阶段的头5次注视与画作在视觉上的突出特征紧密关联—这表明自下而上因素的重要作用。而在第二阶段,在儿童接收到背景信息后,自上而下因素起到更突出的作用。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成人被观察到的形态在两个阶段相似,这表明自下而上过程在他们观看绘画时不起主要作用。在第二个阶段,儿童和成人都花更多时间观看背景信息提到的区域。这一效应在成人那里比在儿童那里水平更高,这确认了这样的观点,即成人在看画时远比儿童更依赖自上而下的处理过程。

共同挑战?关于美国与德国博物馆的跨大西洋视野

如今,博物馆是对话、探究和接触的场所,它们提供了学习、追问和发现的平台。为探讨这些话题并鼓励关于这些问题的跨文化对话,富布赖特委员会(Fulbright Germany)和莱布尼茨协会(Leibniz Association)与位于华盛顿的史密森尼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合作举办了为期4天的研讨会“博物馆策展人和教育者跨大西洋研讨会:作为社会言说和学习空间的博物馆”(Transatlantic Seminar for Museum Curators and Educators:Museums as Spaces for Social Discourse and Learning)。2019年11月的4天时间里,会议聚集了26名在博物馆或纪念地等类似机构工作的德国和美国策展人。

博物馆与非物质遗产:一种“非常规”关系的活力

非物质遗产的概念在收藏、展览制作和与社群合作等领域会对博物馆产生重大影响。依托于胡珀-格林希尔(2000)展望的“后博物馆”模式,某些非物质遗产概念影响博物馆实践的方式在此得到检验。围绕博物馆与非物质遗产关系的局限和关切得到了分析,未来的挑战被指明。希望本文将提供实用洞见,并有助于解释非物质遗产概念如何能有利于围绕“后博物馆”的讨论。其目的在于,所探讨的问题可以提高有关非物质遗产影响的意识,并邀请博物馆将其关切从器物本身延伸到器物所固有的人文元素。

用社会学理解博物馆受众:面貌、与博物馆关系、参观行为、动机、体验与身体

要更好地了解博物馆参观者,社会学是绕不开的学科,本讲概括社会学如何从多种角度看待受众:他们是谁,他们与博物馆的关系,他们如何在馆内行为又为何要去博物馆,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体验,以及他们的身体如何受到影响。

信息:博物馆的脊梁

人类自古以来就有聚集“无用”之物的传统,这恐怕也是人与动物的区别所在。很难想象蜜蜂不去囤积花粉而是雕塑,而人会让物承担实用以外的功能。例如新石器时代的中华先人留给我们不可胜数的容器,但这些很难说是实用器,尤其其上还有内涵如此丰富的装饰,这些恐怕更多在表现当时祖先的精神世界。为了展现权力、信仰、思想、审美、认同,古代文明都有聚集器物的习惯。只不过,这些行为与现代博物馆只是形似。这并不是说现代博物馆不再借助藏品去彰显上述精神价值,而是在一个基础上去彰显,这个基础就是器物的保存和研究。

博物馆展览中的文学遗产:识别其在欧洲语境中的主要挑战

文学遗产呈现出物质和非物质元素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一繁复的二元性给策展人带来挑战,策展人必然试图通过展览语言传播这一非物质本质。本文在结构上基于一个分为两个阶段的研究过程,试图识别博物馆语境中文学遗产增值和传播面临的主要挑战。首先,与来自加泰罗尼亚和俄罗斯的文学遗产和博物馆学专家的访谈被用以识别设计文学遗产展览和管理文学遗产中心时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其次,三家欧洲著名文学博物馆的网站得到分析,以检视这些层面是否和如何被这些博物馆处理并被呈现给潜在参观者。结果显示,首先,文学遗产的二元性在展览的设计中至关重要;其次,人性化调和、文学旅游和推广等概念对于找到传播和可视化文学遗产非物质意义的新战略很重要。

新时代博物馆资金来源

本文试图列举当前博物馆的各种典型的资金来源;随后概述近几十年博物馆的市场转向对其资金来源的影响,以对当前资金来源图景的成因略作解释;最后试图结合捐赠这一比较特殊的资金来源,以及近期刚刚提出的“第三次分配”概念,粗略设想一下新时代中国博物馆可能可以开拓的新资金来源,并指出需要避免的问题。

在实验的涡轮机中:泰特现代美术馆与集体行为的新依据

艺术实验以及用以定义它的概念,自前卫时代以来已经经历了大幅度变化,但实验仍然部分得到批评界的支持。本文聚焦近期在装置和行为艺术领域的实验,以及这些作品可以如何围绕美学实验通过其与我们当代感觉中枢复杂且往往带有冲突的关系提供的批判杠杆为我们带来启发。我们依托于泰特现代美术馆为联合利华系列(2000—2012)委托创作的某些最杰出的装置和行为的案例,试图理解伟大的前卫所想象的实验的批判性如何被在景观体制内工作的艺术家扭曲和重新发明,同时又忠实于实验的敏锐精神。我们的首要意图是返回德比的约瑟夫·赖特的伟大油画《关于空气泵中的鸟的实验》(1768)等作品所体现的科学与艺术实验的语义配对,从而探索实验的实证主义遗产。我们将类似朵丽丝·萨尔赛多的《示播列》(2008)和蒂诺·塞加尔的《这些联系》(2012)的作品置入漫长的历史和批判视野,试图突出实验的一个仍旧相对探索不足的侧面:在其与批判知识关系中的有形性和感觉的侧面。我们让实验依赖于感觉和思考或经验和概念之间的微妙的张力,以试图展示当代实验如何重新发明了这样的张力。联合利华系列的作品被放在了博物馆机器及其吸引经济的中心位置,突出了通常将感觉束缚在一个复杂批判立场的感觉经济。这些作品与文化产业强加的感觉体制合作又与之对立,形成复杂的经验寓意,参观者在这些寓意中的体验迈向了差别化的处世模式。我们主张,尤其是其集体逻辑在私与公、感觉和团体文化的连接点上让我们捕捉我们当前的视觉性和体验的体制。

欧洲的文学遗产地:一个综述

本文带读者踏上一段旅程,游览全欧洲的文学遗产地,从纪念卡萨诺瓦的捷克杜赫佐夫开始,直到位于伦敦附近特威克纳姆的沃波尔的草莓山庄结束。文章探讨了纪念易卜生(奥斯陆)、佩索阿(里斯本)、夏夏(西西里的拉卡尔穆托)和洛蒂(伊斯坦布尔和罗什福尔)的博物馆,以及奥尔汗·帕慕克的纯真博物馆(伊斯坦布尔)。其目的是确认什么样的博物馆学策略在这些新近落成或重组的文学记忆地居于统治地位,并理解这些策略如何回应当今对于文化遗产意味着什么,以及其纪念可以被如何成功架构和组织的评估。对这些博物馆学现实的分析显示,多数当代文学记忆地点并不聚焦于其纪念的作家的文本遗产,而是令人想见其人生和其作品突出的想象世界。这一超越文本的策略包含了对人物的虚构存在的唤起,以及作为建筑的博物馆现实的扩展,将博物馆与其周边城市景观和自然景观相联系。这也由此更加凸显了博物馆的档案职责,这些职责如今被委托给了博物馆的专门部分,这些部分仍有大量空间可被用于纸质作品的展示,且不必侵占用于唤起真实和虚拟文学人生的博物馆空间。

美术馆中的诗人:为图说而记录

本文记载了编纂一本有关视觉艺术的诗集的经验,以及此举受到有关其资金来源的机构处境影响的方式。艺术与人文研究理事会之所以支持创意写作,是基于这样一种观念,即创意写作应被视作一种实践导向研究的形式。提供支持的案例因此强调了围绕艺术的写作方式如何也可能形成一种创意实践和批判思考的题材,而作者既提供了一个批判性的前言,也提供了在此语境下的一篇批判性的文章。一个牵涉图说的计划却让创意行动的创意组分和批判组分之间的关系成了极为尖锐的焦点,而作者发现自己处于这样一个计划中,理事会对于创意写作的理解居于这个计划的核心。本文考察一篇—本身混合了批判散文和诗歌的—不寻常的批判文本的阅读何以影响了被创作的诗歌中正在上演的智性张力,从而导致了两难的结果:批判散文被纳入被抒情化的散文-诗歌,而批判散文遭到摈弃,可批判散文原本是记录实践导向创意过程的恰当载体。

器物习惯的一个侧面:老普林尼、受众和政治

本文思考一部古典技术文献、老普林尼的《自然史》背后的动机,从而看待“器物习惯”的一个侧面。这部文献是一部知识的“百科全书”,研究自然界中的或人类制作的东西等器物,从而涵盖了各种主题和思路。在普林尼看来,这些现象有如此多共同点,足以从整体上被看待,构成了皇帝提图斯(公元79-81年在位)统治下的罗马世界的资源大全,而该书正是献给这位皇帝的。在普林尼看来,这部知识集是一项政绩。《自然史》打破有生命物和无生命物的区别、人类制造物和自然状态物的区别,始终强调器物和知识搜集的政治动机,成了思考“器物习惯”和政治对收藏影响的起点。两个例证得到探讨:一所剑桥的学院收藏的一件贝宁“青铜器”,以及赠送给19世纪欧洲列强的3头长颈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