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外部经验 拓展香港贸易新格局——基于若干跨境电商枢纽城市案例的比较研究

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外部环境的变化,正视跨境电子商务所带来的挑战,是中国香港进出口贸易行业在数字经济时代以变求存的必然选择。通过比较分析亚太地区三个跨境电子商务重要节点城市——新加坡、深圳、东京发现,对于中国香港而言,发展跨境电子商务不仅需要重视企业的主体作用,更需要把握国内外贸易发展大势积极打造成跨境电商国际枢纽城市。文章提出中国香港要与大型平台合作开发更全面更综合的“电子商务助推包”等支持型工具、充分对接国内供应链体系、尝试形成“数据规则”方面的差异化优势等对策建议,以期为中国香港发展跨境电子商务、重塑贸易新格局提供有益思考。

宪政发展与“一国两制”法治实践

澳门特区成立十年来在不同领域、不同层面都较好地展示出新体新制、新人新事、新作风新思维,较好地展示出"一国两制"载体功能。体现"一国两制"的特别行政区制度已成为国家基本政治制度之一。特别行政区的法治是"一国两制"新型法治。在特别行政区,政府和居民都是"一国两制"法治的载体。面对全新形势、全新时代,倡导"一国两制"文明、构建责任社会具有现实意义。维护共同性,维护大方向、大原则与有效发挥特殊性和灵活性是一致的,把"一国两制"载体的功能充分加以发挥,是新时代新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

中央对特别行政区直接行使的权力的分类研究

根据我国宪法和港澳基本法的规范及其实施过程中形成的宪制惯例,中央对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具有直接行使的权力,这主要包括中央对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定的特区设置权和实行制度的决定权、基本法的制定修改和解释权、对特区高度自治的授予权和监督权、对港澳的具主权性的地域管辖和居民管理权、与港澳有关的防务和外交权、重要人事任免权、特区与国内其他地区关系的协调权和特区进入紧急状态的处置权等十个方面的内容。对此加强梳理和研究,必定能不仅完全明晓国家治理特区的法定职权,而且能将国家管治特区的制度规范和行为方式进一步常态化、法治化,从而为"一国两制"方针下中央和特区关系的日益和谐顺畅、为其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作出贡献。

“一国两制”下中央对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

《"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提出的全面管治权概念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全面管治权"的概念,可以表述为我国在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下中央对所有地方的所有事务进行管辖和治理的权力。中央拥有对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是基于我国对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主权而产生的。中央的全面管治权,与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不仅不矛盾,而且相辅相成,共同构成特别行政区治理体系的整体。应当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和探索特别行政区治理体系的完善和巩固。

初论新时代港澳“一国两制”实践的新特征、新思路

本文提出了港澳"一国两制"实践进入新时代的观点,并从目标宗旨、指导原则、工作重点、发展方向等角度描述了其核心特征,从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地位、宪制基础、中央和特区权力、人心回归等方面展示了其战略布局,指出必须在宪法和基本法的共同规定中去达致中央全面管治权和特区高度自治权的有机和谐,巩固中央全面管治权和特区高度自治权的有机和谐的制度体系。基于实践的新要求,应立足于解决国家认同制度建设、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消除经济、社会建设的制度障碍和对重大问题的调研准备等现实工作。

一国两制、人大释法与宪法实施的完善化

一国两制是中国国家治理及和平统一进程的重大宪制性创新。香港基本法是这一宪制原则的第一个系统、完整的法律形式；澳门基本法对此多有借鉴；台湾的和平统一尚未完成，相关宪制创制尚未启动。香港基本法是全国人大制定的全国性法律，其主要的宪制性功能是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自治授权，将一国两制相关政策法律化。香港基本法实施，就香港自治权内部而言，主要依赖香港司法的普通法传统，但就一国两制的完整理解与维护而言，香港的地方司法显属不足，需要在香港自治权外部引入一种监督性的中央管治权以重建香港自治权体系的宪制平衡。

香港青年身份认同的路径研究

香港青年运动近年来有局部极端化和泛政治化倾向。香港非法"占中"事件对香港政治发展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要消除非法政治事件对香港的影响,关键是要处理当前香港青年的发展问题,在发展过程中,通过方式和路径的不断创新来增强香港青年的身份认同。香港的人心回归以及香港青年一代对自身身份的认同是香港回归内地母体的关键所在,这是一个长期、繁杂、系统的工程,所以我们需要在指导方针上坚持"统筹兼顾、创新交流"的指导方针,完善协调机制、创新方式方法、重视对港研究;在战略的顶层设计中坚持增强器物粘性、强化制度刚性、凝聚价值共性;在具体实践中要坚持抓住重点、突出实体、深耕项目、引导舆论、重塑史观。只有创新内地与香港青年交流模式、不断增强他们国家认同,不仅关乎"一国两制"构想在香港实践能否成功,更关乎未来香港社会稳定和民主政治的发展。

论澳门特区宪政发展与“一国两制”成功实践

本文从宪政发展角度切入论证了澳门特别行政区十年来的历史性发展与变迁,强调对发展规律加强探索的意义与重要性,明确指出澳门特区第一个具奠基意义的十年,是有效验证"一国两制"科学性与生命力的十年,也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从本地区情社情出发,在实践中提升实践水平的十年;澳门特区所走过的路是一条成功实践"一国两制"之路,也是正确落实"一国两制"的生动范例。因而,探索"一国两制"澳门实践模式或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实践模式,已提到学术界议事日程,既有理论的必要性,又有现实的可行性。

香港国际航运中心的转型与升级

香港曾是一个“以港兴市”的城市，但时至今日，港口业务出现了衰落迹象。究其原因，其他华南港口的崛起根本性地改变了大部份货主选择香港港口的习惯。以往虽然本港港口的道路拖运费和码头处理费偏高，但是，在服务质素方面优胜于内地港口。

港澳基本法中有关授权的概念辨析

授权是港澳基本法规定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关系的一个重要法律概念。授权广泛存在于法律观念和法律体系中:只要将自己的权力委托给其他机构行使,都是授权,如君权神授与人民主权理论、单一制下中央对地方的授权、宗主国对殖民地总督的授权、授权立法、行政授权与其他有关某种具体权力的授权,等等。授权的核心是权力行使的转移,而非权力本身的转移,我国对特别行政区的授权是指中央对港澳地区管治权行使的转移。高度自治必须以基本法的规定为限,中央有权对高度自治进行监督。港澳基本法存在着两种授权形式,一种是通过基本法进行授权,一种是由基本法以外的形式进行授权。

论国家宪法与港澳基本法关系的若干问题

新时代"一国两制"实践中应强调宪法功能,这是国家实行法治、恪守以宪治国原则的具体体现。这当中,处理好国家宪法与港澳基本法的关系是核心,这是由宪法的地位和功能以及港澳基本法的性质决定的。具体来说,要在思想上澄清偏差认识,推进制度建设,提高港澳社会的宪法观念和国家认同,按照宪法和基本法的要求来治理港澳地区。

香港基本法与国家建构——回归二十年的实践回顾与理论反思

香港回归二十年是一国两制在香港实施的"中期时刻",也是总结与反思这一宪制创新工程的重要机遇。香港基本法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第一个正式的基本法律,在保障平稳回归的同时,亦为回归后二十年香港繁荣稳定、高度自治及与国家的互惠互动提供了坚实的宪制保障。但由于香港殖民历史及其遗产的复杂性以及香港制度模式所具有的西方因素,香港的"人心回归"及与内地、国家的制度整合过程遭遇到了多层面的问题与挑战,发生了占中对抗、旺角暴乱、港独宣誓等一系列超越基本法秩序及背离一国两制初衷的激进行为,港独分离主义在香港社会尤其是青年本土派中产生了一定影响,威胁到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秩序的整体权威。香港基本法在法理学层面亦遭遇到本地司法与国家法理之间的错位和冲突。香港基本法的国家建构之维在价值与制度上未能充分展开,中央管治权与香港自治权及香港社会的有机性宪制连接未能充分建立。但一国两制作为一种科学的宪制方法论,香港基本法作为具有高度弹性及可塑性的宪制安排,在面对当前多重挑战过程中亦逐步积累起新的认知、共识与制度经验,加之国家经济战略拉动与依法治港的理性深化,2017之后的一国两制与香港基本法的全面准确实施仍然可以相对乐观地加以预期和规划。

论澳门特区政治体制设计原则及顺利落实的成因

本文首先从静态入手,分析研究澳门特区政治体制以地方政权体系为特征的制度内容及其设计原则,指出其逻辑起点和核心宗旨是在"一国两制"前提下中央管治并授权特别行政区实行高度自治。继而全面回顾考察澳门特区得以迅速且顺利落实该政治体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基础,指出澳门长期的爱国传统、建立特区初期"以我为主"的政策思路、葡萄牙遗留负资产的反向对照、博彩业作为命脉产业的巨大影响、澳门社会的独特生态特点和中央与澳门的良好关系等,是形成澳门政制安定的内在原因,进而提出完善和推进澳门未来政制发展的前景展望。

“三个意象理论”:后ECFA时代台湾的经贸战略探析

2008年马英九上台以来,一改民进党时期对中国大陆采取的"对抗思维",结束了过去10年来两岸关系的低荡时期,两岸合作的领域得以不断扩大与深化,"先经后政,先易后难"成为两岸交往彼此认同的共识与默契。伴随着2010年6月29日两岸成功签署了"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简称ECFA),其早期收割清单和经济效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会不断的发酵与释放,而这一切都将会对台湾未来的经贸战略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借助肯尼思.华尔兹"三个意象理论"的分析架构,描绘后ECFA时代台湾经济社会多元层面的发展趋势图景,深入探讨ECFA签署后台湾经贸战略的发展走向。

论澳门水域法律性质的调整及管理制度的相应变化

澳门特区法定水域的形成经历过一个从无到有的演变过程。本文回溯了澳门水域法律性质的历史嬗变,指出第665号国务院令带来了三个方面的根本变化,而中央明确规定澳门特区水域并授权其自主管辖,则形成了澳门特区依法全面管理澳门水域的地域辖属的新格局。本文随后又阐述了澳门特区水域管理规范的现有内容,特别是澳门特区与内地间相关行政协议的主要安排,并指出了澳门与内地水域合作构成澳门水域管理制度的重要指导原则。而做好澳门水域嘱意高远、科学完善的功能规划,才能为国家和澳门的发展利益和长远需要作出良善的制度安排。

试析台湾部分民众国家认同的发展趋势

自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以来,海峡两岸关系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进入了自1949年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但与两岸"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台湾部分民众的国家认同却存在缺失的现象。本文主要通过分析台湾民众国家认同的发展轨迹,在探寻台湾部分民众国家认同缺失原因的基础上,认为可以从器物、制度、价值观三个层面上构建台湾民众对国家的认同。

有关“香港民族论”的法律思考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香港回归后成为我国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下不可分离的地方行政区域。香港既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也非城邦,更无法主张行使民族自决权。两个国际人权公约第1条有关民族自决权的规定并不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准确认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地位,有助于正确处理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顺利推进"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伟大实践。

新时代国家治理港澳的根本方略

习近平主席关于港澳工作的重要论述,充分肯定和继承了中国共产党长期倡导和践行的"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在进一步明确根本宗旨、宪制基础、发展方向和落实体制机制、工作布局方面有显著的创新发展,已经形成新时代国家治理港澳特区的根本方略,对确保"一国两制"理论和实践行稳致远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双层博弈理论:美对台军售决策模式

双层博弈理论认为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互有关联,国际层面的因素和国内政治的因素都会对国际谈判产生影响。美台虽为国与地区间的关系,但二者间的军售关系确也受各自内部和外部两个层面因素的博弈影响。作为军售中的需求方,台湾岛内的政治环境往往引发民意、利益团体与政党间的多元分歧;而军售中的供应方美国,也会受制于总统在国家安全战略和执政支持度上的考量,以及国会、政党、智库、媒体、舆论各方程度不一的影响。因此,任何一项美台军售案的厘定和通过,都是美台双层博弈的产物。

澳门土生葡人国籍问题解决方案评析

澳门土生葡人国籍问题因中国和葡萄牙两国国籍法在不同时空条件下在澳门的适用而产生。中葡两国政府基于不同立场曾就相关问题展开正式磋商,最终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国国籍法在澳门实施的法律解释所确立的允许土生葡人选择国籍的办法加以处理。回顾这一问题的解决过程并就相关法理逻辑进行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