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刑法定视野下的刑法罪名命名问题研究——基于“两高”对《刑法修正案(九)》罪名所做司法解释与《刑法一本通》的比较考察

不管是刑事立法的具体内容,还是刑法罪名的形式命名,立法机关都应当充分地、尽最大可能地发挥理性的积极作用,从而实现吸收司法经验和运用理性逻辑的高度统一与完美结合。基于刑法的保障法地位、后置法角色和其限制国家刑罚权、保障人权的终极旨归,在刑事立法方面应当坚持三个基本理念:刑事立法的独立性、统一性和谦抑性,这不仅是对刑事立法内容的要求,也是对刑事立法形式的要求。在刑事立法内容方面,不应仅仅关注条文的内容规定和修改,也应重视和加强对刑法罪名命名权的研究,着力纠正司法实务中基于惯常做法和不成文的旧例所形成的自带的"天然合法性"错觉。从根本上而言,由立法机关而非司法机关行使刑法罪名命名权,在形式层面上是法律保留原则的合法性要求使然;在实质层面上是罪刑法定对刑事立法的明确性要求。

2022年日本刑法学研究综述

本文是基于2021年10月至2022年9月在日本境内发表或出版的刑法学相关论文、著作进行的整理、归纳,对2021年度日本刑法学的发展状况和研究动向做一个综合性的回顾。在内容上,本文主要参考《法律时报》第94卷第13号刊载的《特集、学界回顾2022》中刑法部分[1]所列文献。近年来,学界对于网络空间与刑法、诽谤中伤对策.

日本校园欺凌现状、防治经验与启示——以《校园欺凌防止对策推进法》为主视角

近年来,我国校园欺凌现象不断增多,并呈现行为暴力化、行为人低龄化、发生普遍化、后果严重化等特点,这符合世界范围内的校园欺凌发展的普遍态势和一般规律。正视校园欺凌发生原因的共性特质,通过认真考察和总结日本在校园欺凌方面已经积累的有益经验和实践做法,可以为我国防治校园欺凌提供诸多启示。日本制定专门法律《校园欺凌防止对策推进法》应对校园欺凌的做法取得了很好的实践效果。借鉴日本法制化治理校园欺凌问题的经验,我国应该加强校园欺凌数据统计工作,加强立法综合治理研究,推动反校园欺凌立法的进程。

构成要件和犯罪体系

日本的阶层犯罪体系理论取道德国,其经历了从贝尔纳体系向李斯特体系的转变。相应地,日本的构成要件论也经历了特别构成要件和一般构成要件的分歧。同时,日本的刑事立法中也存在与其理论体系相龃龉的现象。这也是导致理论以及实务中问题产生的原因。鉴于此,有必要从以下两方面明确探讨犯罪论体系的实际意义:第一,区分刑法上的“构成要件”和刑事诉讼法上的“构成犯罪的事实”;第二,在刑事政策上,具有采纳阶层体系的必要性。如果刑法不采纳政策上的“保安处分”,只注重刑罚这一法效果的话,只要坚持“责任主义”,“要件体系”也是行得通的。

海上恐怖主义及海盗的犯罪现象学考察

前学术界对海上恐怖主义和海盗犯罪常一体看待,不加区分。从犯罪现象学考察,尽管海上恐怖主义犯罪和海盗犯罪有相同之处,但在行为主体、行为类型及特点、犯罪目标与场所、犯罪动机与目的上都存在较大的差别。犯罪现象学上,海上恐怖主义犯罪和海盗犯罪属于不同类型的犯罪,故而不但在刑事立法上应归于不同类型,在规制和防治对策上也应区别对待。同时,考虑到海上恐怖主义和海盗犯罪现象的某些相同或相似,犯罪现场查缉的国际法、国内法规制应适度统一。

日本刑法中对责任能力的认定

在日本刑法中,责任能力的判断是法律判断。通说是将规范责任论具体化,以反对动机形成可能性、他行为可能性为基础的非难为基本内容来把握责任能力。行为人是否可能具有规范意识(辨认能力),是否可能控制自己的行为(控制能力),是进行责任能力判断的核心内容。因此,在司法实务中,当行为人基于精神障碍而犯罪时,需要对其辨认能力、控制能力进行规范判断。但是,在近来的学说中,出现了不以他行为可能性为前提的责任能力判断,即将行为人能够理解自己行为意义并作出选择的理性存在作为刑事责任能力的基础,对于控制能力则没有要求。在该学说之下,如何论证能够理解自己行为意义但不能控制自己犯罪冲动的重大精神疾病或者脑部异常患者具有免责余地,仍是今后有待研究的课题。

论检察机关组织结构改革--以检察机关领导体制与内设机构为视角

随着法治中国建设的深入开展和司法改革的纵深推进,作为司法机关之一的检察机关也需着力展开新一轮的改革与自身完善,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改革和完善检察机关的内部组织体系、组织机构和组织结构。从检察机关内部组织结构来看,改革涉及到检察机关上下级领导体制与检察长的选任、检察机关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与革新两个问题。进一步完善检察机关的负责人选任制度改革,理顺检察机关上下级领导体制,统一检察机关内设机构称谓、设置,完善派出检察机关,是保障检察权有效运行的组织载体和实体基础。结合我国现行宪法和相关法律规定并考察检察实践,上述两个方面存在的问题需要引起重视并继续着力加以改进,从而使检察改革更具实效并助推司法改革和法治中国建设向更高水平发展。

法治中国视野下检察机关内部组织关系改革——从内部决策机制与“人—组织”关系角度出发

改革和完善检察机关的内部组织体系,实质上即是改革和完善检察机关的组织机构和组织结构,主要目的在于形成一个高效统一的工作系统来保证检察权的有效行使和顺畅运作。从检察机关内部组织关系的角度考察,这一改革涉及检察机关内部决策机制和检察长与检察官关系定位等两个主要问题。在改革检察机关内部决策机制方面,检察机关以检察长和检察委员会为主要组织载体,采取集体--个人相结合、检察长个人负责制与民主集中制相结合的决策机制,因此需要对检察长和检察委员会的权责划分作进一步的厘清。在完善检察长-检察官关系方面,检察长的职权定位应当坚持司法权能与行政权能的统一,检察官的职权定位应当坚持权责一致原则,检察长与检察官的职权界分应当坚持检察一体化与自由裁量的统一。

中国公法与私法的关系——以“美浓部理论”为线索

目次引言一、中国的美浓部理论(一)频繁引用及其价值(二)引用的倾向及其理由(三)小结:以"公法与私法"为契机二、公法私法关系论的现状(一)公法私法关系论的沿革(二)"物权法违宪争论"和"公私法融合论"(三)"公私法融合"和"公法私法的区分"(四)寻求对应现实状况的理论框架(五)小结:"公法学"的问题三、"统一公法学"的课题和可能性(一)"统一公法学"的样态(二)"民主集中制"和"统一公法学"(三)共产党和"公权力"结语——对"美浓部"

日本刑法中“不法原因给付与侵占”述评

日本民法规定不法原因给付者可能丧失给付物的返还请求权,但日本刑事判例在多数场合下认定横领不法原因给付财物的行为成立横领罪。学说上则有肯定说、否定说和两分说的对立。从违法一元论出发,民法上不能得到保护的在刑法上也不应保护,但不法原因给付者在民法上并非当然丧失返还请求权,受托者在刑法上仍有可能成立横领罪。刑法上应区分不法原因委托与给付,在不法原因委托的场合,才可能成立横领罪。我国民法没有不法原因给付的明文规定,但日本刑法学中的相关理论特别是两分说对我们仍有借鉴意义。

我国法律规定下的不法原因给付与侵占罪

德日等国民法中,不法原因给付者可能丧失给付物的返还请求权,刑法中受给付者侵占给付的财物的,德国的判例认为,委托人的所有权没有移转给受托者,应成立横领罪。德国判例的这一立场成为日本最有力的学说,日本的判例则根据行为对象不同立场有所差异,但多数场合下判决成立横领罪。我国民法没有不法原因给付的规定,所谓不法原因给付的财物应该得到刑法保护。

财产罪的法益——修正的“所有权说”之提倡

虽然关于财产罪法益的解释有多种模式,但围绕'本权说'和'占有说'展开的法益论仍然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和解释论意义。本文拟在评述'本权说'和'占有说'的利弊得失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立法规定、司法现状和学说传统提出自己的观点,以求教于学界先进。

日本司法考试制度及其具体运作

本文从日本司法考试管理机构的设置,司法考试考查委员的任命,司法考试的种类、科目及方式等方面详细地介绍了日本的司法考试制度及其具体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