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民族走廊土司时期的信仰研究——以容美土司为例

武陵民族走廊土司时期的宗教信仰是一个复杂的文化复合体,其相关活动是在区分或调和不同宗教系统的过程中得以实际运营的。这种宗教文化融合现象涉及宗教信仰体系中不同成分的形成及互动形态。文章在历史文献梳理以及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从土司时期的社会生活实践出发,研究、解读其信仰文化,勾勒出宗教信仰与土司社会、文化的关联性,并进而探讨它对土司社会的意义和影响。

多元一体理论的拓展与创新——读徐杰舜的《从多元走向一体———中华民族形成研究》

多元一体理论提出的背景是费先生在反思西方理论中对中国实践经验的思考。费孝通先生198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一次讲演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成为这个理论的创始人。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论贡献在于它揭示了中国文化结构中同时并存的两个特质：“多元”和“一体”。

守望民族的精神家园——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现状调查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境内的土家族、苗族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十分丰富,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成效显著,但是,湘西自治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仍然面临许多问题,只有真正努力解决这些存在的问题,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才能上一个新台阶,也才能真正守护住民族的精神家园。

王朝国家的模仿与隐喻——人类学视阈下的土司社会与国家关系研究

国家——社会二元对立框架是一种极具张力性的关系范畴。在土司宗族文化、宗教信仰及其他生活实践中,土司社会通过隐喻的途径模仿王朝礼仪及其行政体系,借助王权进入、学习儒家思想、模仿王朝礼仪等方式,不断被整合到王朝国家内。模仿与隐喻构成了地方土司社会与中央王朝国家沟通的重要路径,通过这种模仿实践,帝国的运作逻辑得到土司社会认可,而土司政权与中央王朝之间的沟通也由此变得更为畅通。土司政权与王朝国家的这种互动深刻影响着地方社会的发展,使之形成一股强大的向心力,对边疆地区较长时期的和平、稳定,以及对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文化互动的类型——兼论“武陵民族走廊”多元文化互动

文化互动类型理论实质上是以多变项描述和阐述文化变迁过程的理论,在文化互动频繁的当代社会,文化互动类型理论或许可以成为阐释当代社会文化变迁过程的理论范式。文化互动有五种类型:同层级文化互动、异层级文化互动、文化与生态环境互动、文化结构互动、传统与现实互动。这五种类型在"武陵民族走廊"都有体现。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推动下,武陵民族走廊多元文化互动的形式将更加复杂。

论双语教育在传承与保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重要作用

在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中,语言不仅是人们用来相互沟通的重要工具,也是用来体现一个族群的民族性的重要依据。因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得到科学的传承与保护,民、汉双语教育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本文认为,双语教育在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不但具有原真性意义,而且还为跨文化沟通提供了族际交流的语言条件。无论是在实现多民族语言保护和文化多样性传承方面,还是在构建"美美与共"的族际文化共享社会环境等方面,双语教育都在发挥着应有的重要作用。

土家族摆手舞的祭祀功能初探——土家族民间舞蹈文化系列研究之八

摆手舞是土家族最具代表性的民族民间祭祀舞蹈。从摆手舞的产生、发展、主要内容和表现形式看,其所表现出的民间祭祀功能十分突出。本文即是运用艺术发生学的理论探讨土家族摆手舞的祭祀功能。

民族文化知识进课堂与发挥学校教育在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作用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已经引起了全人类的普遍关注。虽然民族文化知识进校园与通过学校教育来传承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致的,但此项工作的落实还必须通过立法的途径才可得到全面的实施。具体的事例说明:立法手段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学校教育中有效开展的重要保障。

武陵民族走廊及其主要通道

武陵民族走廊是沿武陵山脉和沅水等5条水系由西南向东北延伸的一条民族迁徙流动的地理通道和文化通道,其范围大致相当于历史上的武陵郡和今天的武陵地区。它是我国第二级阶梯向第三级阶梯过渡的地带,自古就是中原文化与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汇地,今天是我国中西结合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分水岭。武陵民族走廊主要由沅水、酉水、澧水、清江、乌江等几条通道构成。

秦汉至唐宋时期“武陵民族走廊”的民族格局

秦汉至唐宋时期武陵民族走廊北部和西部的主体民族是巴人及其后来的"土人",其南部和东部的主体民族是"武陵蛮"及其后来的苗、"徭"、"峒"、"仡伶"等。这一时期,世居族群经过分化、融合,族群分界更加明显,名称也开始具体化和定型化。因此,这一时期是武陵民族走廊民族格局初步形成时期。

城镇化进程中的民族问题——以重庆市为例

文章以重庆市为例,通过对重庆城区的世居回族、合川区龙市因婚姻关系迁入的"云南人"、渝东南土家族三个不同的个案进行调研发现:城镇化的过程既是各族人民不断进入城市、城市民族多样化、民族问题复杂化的过程,也是传统民族文化与现代主流文化交融、碰撞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必须注意如下问题:第一,随着城市民族成分的增加,人口的增多,城市民族问题必须提到新的高度来认识;第二,城市化过程中少数民族进入城市的动因各有不同,其生存状况、心理活动、心理需求也不一样,必须根据情况采取相应的对策;第三,城市民族问题的重点和难点在社区,因此,要把民族工作的重点放在社区;第四,进入城市的少数民族,一方面表层的民族文化会很快丢失,另一方面,深层的民族自我意识、民族认同感仍然会长期存在,并在特殊的场合、以特殊的方式表现出来;第五,城镇化的过程也是民族文化受到强大冲击的过程,必须大力加强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合理利用工作;第六,在城镇化进程中,要充分考虑少数民族的特殊需求。

元明清时期武陵民族走廊的民族格局

元、明、清三朝是武陵民族走廊民族格局的最后形成时期,由于中原统治者实行"汉不入峒,蛮不出境"的政策,居住在武陵民族走廊的土、苗、瑶、侗等各民族相对固定下来。这一时期,因为军事、政治上的原因,蒙古、白、维吾尔等族也相继迁入这一地区,民族分布格局更为复杂。改土归流后,民族分布格局又一次发生变化,一是区域内苗、土、侗等民族迁徙流动,有的世居民族被强制性外迁;二是汉人大量迁入,民族格局再次发生变化。

原生态文化保护与开发研究综述

从旅游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新农村建设、文化传播等角度,梳理国内有关原生态文化保护研究成果,并对贵州、云南原生态文化保护与开发案例进行分析。

湘西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利用的可行性与基本模式分析

湘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化资源极为丰富，但不是所有的民族民问文化都能称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即使被称得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也并非都能够开发利用。因此，湘西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中最关键的一步不是对产品如何加工，而是对产业化对象的深入挖掘和科学认定。所以，在湘西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开发之前，首先应该关注的不是某些工艺流程、营销战略，而是要深入细致地对湘西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大普查，再在普查的基础上筛选出经济价值和知名度都很高、利润较为丰厚、能够转化为“文化资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样才能结合市场需求对该产品实施产业化开发利用。

土家族研究的历程与特征

土家族研究经历了奠基阶段、曲折发展阶段、停滞阶段、复兴阶段、全面推进阶段。每一阶段都有其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和表现特征。

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神话中的洪水和同胞婚姻情节

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神话中的洪水和同胞婚姻构成有机联系的整体:洪水是神话创作者用以灭绝人类的工具,是他们为同胞婚姻设定的必要条件,与历史上的洪水灾难并无直接联系;神话中的同胞婚姻不是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同胞婚姻的再现,而是人类潜意识中同胞婚姻欲望的表现。神话中的同胞婚姻以"世界上只有同胞二人"和"天意许可同胞婚姻"为前提,旨在强化现实生活中同胞不可结婚的普世原则。

南方民族猎神崇拜考察

中国南方很多少数民族都保存着季节性的狩猎经济遗风,并普遍崇拜各种形式的猎神。南方民族猎神崇拜与特殊的自然环境密切相关,又与民族先民社会发展阶段相联。猎神崇拜风俗内涵丰富,猎神崇拜常伴随着一系列相关的仪式,如土家族祭祀梅嫦神的仪式大致有祭坛、摆设、时间、祭品、祭者、祭词、巫术、占卜、禁忌等。

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模式及其社会价值——以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为例

通过田野调查和梳理文献资料,对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历程进行了回顾,对其保护传承民族文化的做法进行了归纳,其经验主要有:以政府为主导,以法律为保障,以文化人为主体,以学者为参谋,以社团为纽带,以创新为突破口。长阳模式具有普遍的价值和意义。

略谈民族志翻译中名词“单数”与“复数”的意义——以《努尔人》的部分误译为例

民族志是对一个群体生活方式的描述。民族志描述的细节对于认识一个群体的文化面貌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英语名词的"单数"和"复数"具有重要的表意功能,在民族志翻译中应该根据情况决定是否应该译出。褚建芳等译《努尔人——对尼罗河畔一个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对英语名词的"单数"与"复数"的处理存在一些问题,未能忠实传达原文含义。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或可有助于我们对原著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