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航运水利研究拾遗

三峡有丰富的盐业水利和航运水利,而三峡之西有举世瞩目的都江堰农业水利,在都江堰农业水利和峡江航运水利共同作用下,造就了"天府之国"的形成,也提升了巴蜀在长江流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鉴于此,古代政府非常重视三峡地区的航运管理,有独特的水运驿站和救生红船制度。

古代三峡“凿石通航”与“筑坝防洪”水利思想研究

古代“大禹治水”的理念实际是“堵疏”结合,而非只有“疏导”。都江堰水利工程是通航、防洪和灌溉相结合的过程,该理念一直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治水实践。但三峡“凿石通航”和“筑坝防洪”两种理念无法像都江堰一样有机结合,在实践中甚至是矛盾的。今天三峡工程建设是对历史治水理念的继承和发扬,实现了将“凿石通航”和“筑坝防洪”的有机结合,正发挥着巨大的防洪和通航效益。

“调凡”和“羊”移民传说研究——以巫山墓碑为切入点

其一,元明和明清鼎革之际,在三峡宜昌到巫山沿线,有将“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称之为“调凡”的说法。秭归乐平里黄氏移民西迁巫山后,移民后裔有返回乐平里重修祖墓的碑刻,体现了移民“调凡”的中转性和移民与祖籍地的联系性。其二,通过墓碑,可以窥探吴三桂占领巫山,巫山当地民众对吴三桂的态度。其三,在明清“调凡”移民迁徙中,巫山形成了新的地方文化,而巫山“羊”的传说,就是“调凡”移民后裔利用和占有盐业资源的移民文化表现之一。

宋末川江涪陵蔺市浮桥争夺战研究

从交通而言,川江联通巴蜀和荆楚;从军事而言,川江就是长江的咽喉。涪陵作为川江中的节点之一,是南入武陵的入口,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在南宋时期,发生在涪陵的蔺市锁江浮桥战,是影响了整个蒙宋对峙战局的一场历时半年的重要战役。该战宋军获胜,进而占领重庆,夹击合川,造成蒙古主帅和蒙哥意外死亡,从而造成在欧亚大陆四处出击的蒙古军队收缩,回到蒙古大漠,争夺汗位,进而影响世界局势。撬动这个世界格局支点的是钓鱼城,但让支点失去平衡的则是蔺市浮桥战,故该战役是影响整个巴蜀甚至全国战局的战役。故涪陵蔺市锁江浮桥战是整个蒙宋对峙时期重要的一战,在中国军事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军事价值。

孙中山“电化万物”思想与民国“中国梦”研究

孙中山在1894年《上李鸿章书》提出治国富强的"人、地、物、货"实业救国四法,其中谈到"电"作为新生事物在工农业生产的巨大作用。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具体阐述了其如何发展电力,建设水闸(坝)为国家建设服务的构想。后来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思想中对长江建设水闸(坝)的具体作用给予了分析和展望。孙中山是将传统中国文化与现代科技文化完美结合的典范,孙中山认为电能,是万物之"器"中最能者,是能"生五谷、长万物"之物,从中华民族开发水电水利、水运角度看,孙中山"电化万物"思想有一个发展和成熟过程,至今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经济文化生活。

汉唐长安与大三峡地缘关系管窥

秦汉和隋唐时期,地处秦陇关中的长安为华夏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而长安所在秦陇关中和与其毗邻的巴蜀文化所在的三峡地区关系紧密,三峡地区因而留下了大量与长安帝王将相相关的文化地名。整个包含峡江的巴蜀相对于秦陇关中是一个肘腋军事地利的关系。秦汉和隋唐历史时期之所以在长安创造了辉煌的历史文明,与得到巴蜀和峡江的肘腋地利的作用有着重要的关系。关中为黄河上源,巴蜀和峡江为长江上源,各曾为"天府",分别控制着黄河和长江的军事制高点和军事咽喉之地,这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政权的延续和发展。历史上,长安之所以为帝都所在,和巴蜀(含峡江)的军事、经济的庇佑有重要的关系。

长江水神崇拜钩沉

长江流域有许多的地域水神,其中比较著名的水神有湖广大禹、巴蜀李冰、江西许逊、五溪马援、吴越伍子胥和张夏等水神。这些水神大部分都是历史人物。在古代地方人民将其神话,最终塑造成一方水神,成为保护地方的神祗。各地域水神的主要功能是斩蛟除魔、治水安邦。人们在各地也为其建庙加以祭祀,各个地方上的水神随着各地人口流动和商贸活动而流播各地。

“长江第一坝”所在地原滩涂和礁石文化考证

“长江第一坝”葛洲坝水利工程所在地西坝和葛洲坝二岛,在建设工程之前有许多滩涂和礁石,这些滩涂和礁石地名都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这些地名是自然环境和人文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尤其受到长江水路交通活动的影响。团碛、长碛等是自然形态形成的地名;老虎地名是对险滩的敬畏;凤凰、桃花、玉笔等地名蕴藏着原西坝和葛洲坝人民希望岛上能“安居乐业”同时希望地方文化繁荣。本文对这些滩涂和礁石情况给予考证,以期能为其蕴藏的历史文化予以传承。

《山楂树之恋》静秋文学地理研究

《山楂树之恋》小说静秋原型出生地和初恋地在西坝岛上,该小说深深地打上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和地理环境烙印,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江心岛的"文化大革命"活动对静秋的影响最大:其一、西坝岛的"文化大革命"的三线建设尤其葛洲坝工程建设对二人恋爱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是二人能相遇的社会前提条件;其二,当时物资匮乏,物资实行票证购买,这是江心岛的生活时代特征;其三,静秋母亲相对固定的工资,让家庭生活窘迫,这是静秋打工和老三资助静秋的客观条件;其四,西坝缺乏师资力量,于是有子女顶职的特殊政策,这是静秋改变家庭和个人身份的时代机遇,同时也因此限制了静秋和老三的恋爱自由;其五,当时流行"三转一响""体育运动"也影响着静秋和老三恋爱的发展。但江心岛西坝特殊的地理环境对静秋的影响和塑造也是极其明显的,因为从文学地理而言,"万里长江第一坝"江心岛西坝是《山楂树之恋》文学地理"水土"空间。首先,江心岛、三江、渡船、九中、工厂、西坝菜田、豆芽社等地理空间影响并塑造着二人的爱情活动;其次,静秋的家庭成员和良师益友们也影响并塑造着静秋。

中原“水土”论

中原之称谓有中国、中央、中土等,为天下之中。其众水所聚,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适应农耕发展,有优越的"水土";中原"水土"是"皇天后土"之地,是圣人之地,是国都之地。随着中原"水土"环境变迁,中原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下降。

荆江堤坝用料研究

荆江堤坝用料包括石、土、柴、砖、草等材料。荆江堤防就是"守堤"之战,这些大堤用料就是堤防"粮草"。需要因时、因地进行采办、运输和使用以及检测工程质量,这样才能保障荆江堤防的防洪安全。

中国水神崇拜的流播和国家认同

古代中国以农业立国,重视水利,衍生出了多样化的水神崇拜,由于国家力量的介入,对地方水神给予加封并推广,推动了水神崇拜由地方性向全国性的流播。这一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

苗疆“咱住”名实考--以“神州”移民聚居地为例

武陵的辰州府是明清移民外迁的始发地和中转站,酉水流域原土司地保靖的"咱住"是一个外来移民接受地和中转地。"咱住"为苗语,意思是汉人多的地方。该"咱住"是辰州府迁来的汉族移民,周边为原来的"土苗"族群,各族群友好相处,处于杂居状态,故保靖"咱住"胡氏是"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移民中转迁徙的一个缩影。

武陵土家族地区地名概说

武陵土家族地区地名是土家族文化的标志与见证,这些地名不仅能反映土家族地区的地理环境,更能反映土家族地区人们生产和生活的痕迹,是一种重要的民族文化遗产。武陵土家族地区地名丰富多样,有以地形、地貌、地质(矿)命名者;有以气候原因命名者;而以地理山水命名和以动植物命名者比例极高;以人类活动形成的地名也占有相当的比例,如以重要历史、军事事件命名的军事地名、边界、关口地名,其中人文地名中姓氏地名所占比例最高。另外,地名还在无形中记录了人与生态环境关系的信息。武陵土家族地区地名是自然、历史和人文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是自然人化、人化自然紧密结合的结果。随着时代变迁新的地名也随之产生,因此小小的地名所承载的信息、文化和启示是不能忽视的,应当作为民族文化遗产给予保护和传承。

“国家工业遗产”“万里长江第一坝”与“中国梦”

2020年12月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被评为"国家工业遗产",作为"万里长江第一坝",它是中华民族的伟大梦想"三峡工程"的第一步,该工程的建成实现了中华民族阶段性的伟大梦想。"万里长江第一坝"作为"国家工业遗产",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是实现"伟大梦想与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贯通"的重要环节,在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上具有重大的历史和文化意义。

长江三峡古代建坝思想小考

三峡工程建设的主要目的是防洪。早在孙中山提出三峡工程建设之前,明人陈瑞已经在三峡上建二十座防洪石坝。陈瑞建坝思想源于"维土(牛)制水"。早在前蜀约一千多年前,前蜀人就曾在三峡建有类似军事石坝。即今天三峡工程至少具有千年的建坝历史文化积淀,对今天重新看待三峡工程具有十分重要的参照意义。

东汉至隋朝三峡军事浮(索)桥及其攻防战

从军事角度看,三峡对于长江中游和上游而言,彼此具有唇齿相依的依赖关系,长江三峡自东汉到隋朝统一,有历史可考的最早的军事浮桥是东汉公孙述所建荆门虎牙军事浮桥,此当为中华"长江第一桥"。三国末期,东吴在西陵峡口建有军事索桥,为目前可考的长江最早的军事索桥。南北朝和隋初在三峡东面西陵峡口也多次建有锁江索桥。从军事战术上看,长江军事桥梁需要攻防矛盾相平衡,水陆军事结合运用,水攻(舟战)火攻相机妙用结合,彼此不可偏废。

峡江“蛮汉”分界线盘古(瓠)和“神龙”文化探讨

盘古神话和盘瓠神话都是创世神话,鄂西《黑暗传》和夷陵《盘古传》都含有盘古和盘瓠神话;盘古神话与《道德经》有一定的渊源,盘古神话之“生”来自天地之“道”,盘古神话之“死”为世界“生”之“始”。盘瓠文化源于“南方”民族,自古“苗蛮”为军,在朝廷眼里皆为朝廷之“鹰犬”,而峡江自古是“蛮汉”地理边界,“盘瓠为犬”则是盘瓠神话的“蛮汉”政治和文化边界的体现。但盘古和盘瓠文化在峡江交融,在《黑暗传》和《盘古传》中,盘古夫妻与伏羲女娲夫妻都是“神龙”。峡江是盘古和盘瓠文化保存和传承最为集中地域之一,“神龙架”或神龙山与神农氏无涉,指的是盘古、伏羲和女娲混合的“神龙”,峡江“神龙”文化也是盘古和盘瓠文化交融的结果。峡江“神农”为“神龙”之讹,对“神农架”之名当重新认识。峡江“神龙”地名,是理解峡江多盘古(盘瓠)地名的一把钥匙。

湖北茶文化地名探析

本文主要是以地名为研究对象,从地名与文化的角度出发,选定湖北几十个地区的茶地名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茶地名的分类和茶地名分布差异的分析,探讨湖北茶文化地名的空间分布及其原因,证明湖北茶地名文化在一定程度可以推动湖北茶文化进一步发展,从而拓宽湖北发展茶文化的途径。

明和大夏政权瞿塘索桥战——兼论康茂才战死巫山大溪辨

元末明初,川东、鄂西南各土司和巴蜀大夏政权关系融洽,这些渝东南、鄂西南土司不仅在巴蜀南部侧翼保障了大夏的安全,当明军从峡江水路进攻大夏瞿塘古桥的时候,积极参与抵御明军进入巴蜀。朱元璋十分重视瞿塘峡古桥争夺战,在各个方面做了充分准备,但还是初战失败,被阻瞿塘峡下的巫山大溪口。后来明军从大溪口进入瞿塘峡江南的崇山峻岭,绕道瞿塘关背后夹击瞿塘关才攻破瞿塘峡古战桥。而三峡至今有明将军康茂才被当地冉氏土司军队所杀的文献记载,产生该事件的缘由值得探讨。整个元明时期,巴蜀附近的土司地方势力在历史中的表现,不能被遗忘和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