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海技术的获得与传递——以元明时期海运路线的开辟为例

长期以来,学界对中国航海史的考察多以朝代为断,且相关研究多建立在正史及方志等传统史料的基础之上,并由此得出明海禁前的航海技术是随着历史不断累积发展的历史传承之说。通过对元明时期海运漕粮路线开辟过程的管窥可知,以朝代为断的航海史研究虽有利于呈现航海史大貌,但亦失于笼统而难显其中的细节变化;正史志书所载的航海路线仅是某一时期的模糊航行状况,此类航海知识并无指导航海之功用;而航海技术的历史亦并非全部为异源同流的水系,还有可能是断层后从头开始的发展,航海技术的累积,只能是续而不断的航运。

异源杂流:海道针经的撰述与流传

从源头上来说,海道针经的母版更有可能是多源的。由众多火长、船老大或其代笔人撰述的原始海道针经,在后世的交相汇流的流传与散布中,针经本身的内容会因抄录之人的个人取舍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与此同时,原始海道针经保存航海经验与技艺用于指导航海的初衷与功用,也相应发生变化,使其虽无法再助益航海实践,但却可以客观上传承弘扬航海文化。原始海道针经撰述的首要目的,在于为涉海船员后人保存前辈的航海经验;其作用,并非前人所认为的掌握在火长手中直接用于指导航海,而是作为传统航海技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后辈船员舵工乃至优秀火长的长成提供尽可能全面的理论基础。但毫无疑问的是,航海实践过程中前辈火长的言传身教,要远重要于任何文本史料的指导。

自然、技术与航道:海洋视域下近代上海港发展的再分析

立足于海洋视域,以航道为切入点,围绕天文台、灯塔、挖泥船等技术,探讨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技术变革对上海港发展的影响,试图为近代上海港的发展提供另外一种思路和解释。受台风、岛礁、泥沙等自然因素的限制,往来上海港的远洋、近海、内河航道不断受到威胁;而在欧洲科学发展、殖民扩张的进程中,天文台、灯塔和挖泥船等技术被引入中国,为进出上海港的船只提供气象预报、照明导航和航道疏浚服务,从而确保了往来上海港航道顺畅和船只安全,扩大了上海港的对外贸易,进而促进了上海港的发展。近代上海港的发展本身是人与自然相互交织的过程,同时也是欧洲科学发展、殖民扩张以及在华各方利益博弈的结果。

技术变革与上海航道的疏浚:以机器挖泥船为中心

随着上海开埠,往来上海航道的船只日趋增多并趋向大型化,传统上的疏浚方式已经不能满足港口发展的需要,需要新的疏浚技术来完成这一使命。就在此时,西方先进的技术装备——挖泥船——被引入到黄浦航道的疏浚中,在奈格、海德生、查得利、薛卓斌等总工程师的带领下,浚浦局主要利用各式挖泥船对黄浦江、苏州河、神滩进行了疏浚,维持航道的畅通,保证了大型轮船顺利进出上海港,从而加快了上海城市建设的近代化进程。

世界历史:陆地与海洋

现代历史书写过分强调哥伦布之后海上力量的发展,由此追溯古典时期历史时,忽略了欧亚大陆在人类有记录的5 000年历史中的核心地位。本文对此予以纠偏,并表明在人类发展历程中,文明史在多大程度上是受大河流域农业国家与欧亚大陆中心社会之间的张力而成。同时,本文还阐明现代化进程其实是以全新的方式重新连接欧亚大陆边缘区域的过程,并主张从变化的角度重新认识这个过程。

《遐迩贯珍》中所记录的华工出国与海外华人(1853～1856)

《遐迩贯珍》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传教士在香港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月刊，其刊行年代（1853-1856年）正值近代华工出国高峰时期。刊物中出现大量关于华工出国与海外华人的报道，其内容丰富、类型多元，通过消息、通讯、评论、公告、条规以及轮船广告等多种形式，记录了19世纪中期华南沿海地区民众经由香港赴海外务工谋生的历史情形。报道内容不仅涉及华工出国的规模、流向、海上交通与生活、域外华人劳作生活、西方视野下的华人形象等，同时作为一份英国传教士主办的刊物，相关文章的评论视角也折射出英国政府在移民政策、航运利益及对华治港等问题上的态度与立场。这些内容对于研究19世纪中期华人移民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对于华工华人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具有启发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