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强国目标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6月5日,市人大常委会举办第四期“上海人大讲坛”。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执行理事屠光绍受邀作专题辅导报告,全面介绍了我国金融强国建设的核心内容,就上海加快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重大意义、主要任务、重要抓手等作了深入阐释。

债务置换、系统性金融风险与宏观政策搭配

我国推出债务置换政策致力于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但关于该政策能否有效化解风险以及其作用机制如何,目前尚无定论。本文通过构建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探索如何防范与化解债务置换政策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负面影响。理论分析发现,债务置换政策尽管能够缓解地方政府的短期违约风险,但是可能会带来系统性金融风险上升的副作用。其副作用来源于两种渠道:流动性渠道和违约转移渠道,债务置换设计中应该充分关注这两种渠道的副作用。本文还发现,搭配货币政策或宏观审慎政策可以缓解债务置换副作用,相比之下宏观审慎政策更加有效。因此,为更好地保障债务置换政策的成功,本文建议实施“债务置换+宏观审慎”的政策组合。

改革开放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访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高级金融学院执行理事屠光绍

记者:感谢您接受《中国金融》杂志的采访。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了面对外部环境变化,要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您多年从事金融及对外投资工作,处于金融改革与开放的前沿阵地.请您谈谈对于‘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理解。屠光绍: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篇幅比较短,刚过万字,篇幅只有往年的二分之一,但是内容非常“实”。报告共分为8个部分,其中之一就是“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可见其重要性。

蓝色债券的催化和主流化:资本形式和金融要角解析

在发展之初,蓝色债券凭借慈善资本来启动试点、催化市场,但其市场化运作有赖金融要角的参与。其中,债券发行方的多元化、需求方的蓝色偏好以及金融中介的专业化尤为关键。海洋对地球和人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为敦促各界保护海洋,联合国将“水下生物”列为第14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14)。然而,依据学者保守测算,为了在2030年实现SDG14,全球平均每年约需支出1745亿美元,其中资金缺口为1490亿美元。蓝色债券的发展时间较短,初期尚可依赖慈善资本和影响力资本来进行项目试点和催化市场,后续扩规却须凭借商业资本的支持。但大规模商业资本进入蓝色债券有赖其市场化发展,其中的核心要角(起推动作用的重要角色)为供给方、发行方和金融中介。有鉴于此,本文解析蓝色债券在催化及主流化等各发展阶段里对应的资本形式、金融要角及相关问题,为壮大蓝色债券市场提供指引。

航空公司利用上海燃料油期货套期保值交易的战略研究——基于ECM-GARCH模型的实证分析

十二五规划中我国将航空业纳入了重点新兴产业,但是,近几年来航油价格剧烈波动给航空业及其相关产业发展带来较大风险。本文研究了航空公司利用上海燃料油期货交易对航空煤油进行套期保值的策略,基于2004—2012年现货和期货价格的日数据,采用ECM-GARCH模型测算出最优的套期保值比率为39.72%,能够帮助航空公司规避约15%的航油价格波动风险。本文认为,该策略在一定程度上能稳定企业收益,但绩效值略微偏低,这主要是由于危机时期,套期保值的绩效不仅与套保比率相关,还较大程度地受到汇率波动和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了新时期国有和民营航空公司进行套保交易的战略建议。

上海自由贸易区试验改革风险

成立上海自由贸易区,从一定程度上讲,就恰恰是一种平衡改革红利和把握改革风险的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以试验区的方式,把风险控制在可控范围内,控制在自由贸易区内,以避免对整体经济产生不必要的冲击和影响。2013年7月3日国务院通过了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方案。一场新的关于要素市场开放,政府简政放权,监管思路改革,国际金融贸易融合的重点试验正式开始了。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下全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跨市场传染——基于TVP-FAVAR和TVP-VAR模型的研究

本文基于8个维度的48个基础经济金融变量,运用TVP-FAVAR模型构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度量指标,采用广义方差分解法构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溢出指数,从静态和动态角度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冲击下全球16个主要国家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和风险溢出状况展开研究,并运用TVP-VAR模型从金融市场和经济基本面两个层面检验EPU冲击下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跨市场传染机制。研究发现:系统性金融风险与EPU之间存在双向非对称溢出效应,并以EPU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冲击为主,发展中国家系统性金融风险对EPU冲击的反应速度更快、程度更大;EPU冲击下,发达国家是全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要溢出方,发展中国家则是主要的风险接受者,并且这一现象随着全球EPU水平的提升而更加显著;各金融子市场和经济部门受EPU直接冲击的时间和程度存在差异,相互之间的风险溢出效应使得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进一步攀升;全球EPU对我国EPU的显著冲击更使得国内经济金融市场受到直接和间接的双重影响,风险净溢入水平也远远大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本研究对于应对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探索科创与金融发展之矛盾 助力金融服务科技创新

从全球范围来看,科技创新都是典型的高风险行为,具有较强的不可预见性和不可控性。科创企业只有在顺利突破技术瓶颈、产品量产等环节后,才有可能迈向商业化运营,并最终获得收益。因此,科创企业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投入大量资源,承担较大风险。并且,投资越靠近研发早期或越靠近成果转化,企业的不确定性就越大,失败风险也就越高。

地方政府债务违约风险传导机制及最优债务置换

建立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长效机制,建立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是新时代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近期,地方政府债务迎来集中置换期,但在置换中最优比率该如何确定?理论分析层面,本文构建了包含同业拆借市场的异质性商业银行的三期模型,分析地方政府债务违约风险向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转移的传导机制。地方政府债务违约减少了商业银行的流动性,推高短期资金利率,带来了银行的流动性风险和破产风险。债务置换政策能够缓解这种不利影响,然而,过高的债务置换率反而会增加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和破产风险。因此,债务置换政策存在收益与风险的权衡,最优债务置换率应该等于地方政府债务违约率。本文进一步论证了债务置换率的合理区间和地方政府融资能力对债务置换的影响。实证检验层面,本文采用2015—2019年地方政府债务置换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地方政府债务违约可能性对债务置换强度的影响和地方政府融资能力的调节效应,进一步佐证了理论分析,为当前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薪酬治理、研发创新与企业上市:基于联想集团的案例研究

从定位及规则角度看,科创板最显著的标签就是企业的科创属性。企业在上市时,应把握各板块特点,识别适合发行人的属性,找准公司上市定位,以促进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以联想集团申报科创板上市为例,分析其科创投入与科创属性、高管薪酬治理,探究其上市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其他红筹企业回归A股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中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影响因素研究:2002—2015年

笔者以2002—2015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中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金融危机前,国企和非国企杠杆率均呈上升态势;而危机后二者出现分化,国企继续加杠杆,非国企的杠杆率则在经历了骤降后重新上升。(2)微观企业层面变量和宏观经济变量对中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均存在一定的解释能力,且微观解释变量的解释能力受宏观环境影响。(3)金融危机后政策不确定的增加导致了非国企的杠杆率降低,国企杠杆率增加。(4)实证结果表明,当前国企杠杆率高于拟合水平,非国企则低于其拟合水平。因此,中国非金融企业去杠杆,要牵住国有企业这个牛鼻子,同时减少政策不确定性冲击,深化金融市场改革,推动直接融资的发展。

中国股票市场的领先滞后效应

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日度与分钟级的数据,研究了股票间收益率领先滞后关系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规模较大的公司对市场信息反应更快,其股票收益率先于规模较小的公司变动。在时间序列上,相较于日度数据的研究结果,使用分钟级数据的领先滞后效应指标具有更大幅度的衰减,说明我国A股的信息有效性在不断提升。此外,发现交易量和分析师覆盖率也是影响领先滞后关系的重要因素。

被动资金视角下的A股指数效应与套利策略

通过分析2009年至今中国A股三大指数的定期调整对样本股票的影响,可以发现从指数调整公告日到调整实施日的两周窗口期内,新纳入的成分股相对于被剔除的股票具有显著的超额回报,但该现象在指数调整正式实施后出现逆转。回归分析证明,被动跟踪基金的提前调仓行为对以上现象具有一定的解释能力。实证回测发现,构建基于被动跟踪资金的套利策略具有高额收益。

禁渔一禁十年,何以覆盖渔民收益空窗期的损失?——蓝色复育债券的探索与启发

渔业依赖自然资源,行业收益波动性大、脆弱性高,其中的高龄渔民、低教育水平渔民是脆弱性行业里的脆弱族群。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蓝色复育债券的募集资金是否能覆盖这些族群的需求,颇值得深思。海洋占地球面积71%,蕴藏丰富物种,从鱼类、海藻、海鸟到珊瑚群、红树林,包罗万象。但近几十年来,采矿、滥捕等人为活动对海洋构成严重威胁,造成海洋生态失衡,海洋物种消失。因应日益恶化态势,国际、国内的政策相继出台。

中国金融体系面临四个重大转变

中国现有金融体系面临四个重大的转变。首先是从数量到质量的转变，我们的银行体系，我们股市的融资规模、整个上市公司的规模，我们的信托产品规模，在全球都首屈一指。其次，随着整个规模的扩大，整个金融体系从原来关注投资收益方面，到现在转移到风险管控方面，尤其是伴随着最近整个经济的转型和经济增速的放缓，表现得尤为明显。对整个金融行业的发展和转型来说，就是从原来多、快、好、省的方向，逐渐过渡到更多的关注风险管理。

行为金融学：投资者的朋友

投资是一桩说来弈易做来困难的活动。说它是科学，却连学术界的诺叭尔奖得主们也驾驭不了；说它是艺术，却又需要众多学科的研究和分析的支持。会融投资之所以困难，

中国金融改革的市场化进程前瞻

"十三五"时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金融改革发展的重要阶段。当前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效率亟待提高,金融风险不断暴露,并非是金融发展过度所致,而是由于中国金融体系的市场化程度还远远不够。具体来看,我国的金融体系主要存在中介机制传导不畅、缺乏多元化长期投资产品以及刚性兑付未破这三大痼疾。要解决这三大痼疾,关键还在于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进程,真正实现股市、债市和汇率的市场化。因此,"十三五"时期金融改革的核心要义,就是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不动摇,让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真正在社会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

“低碳+”战略研究 实施“低碳+交通”发展的对策建议

"低碳+交通"将成为破解我国交通运输发展瓶颈,实现可持续交通发展的必然选择。"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我国在公路和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等方面均取得了较大进展,但从长远规划来看,交通运输行业距离现代化的转型还存在较大差距,还存在交通设计不合理,公交分担率不足,城市交通节能减排科技创新和技术推广力度不够,研发投入不足,新能源汽车发展不足、跨区域碳排不协调,碳转移排放和政策法规保障不足等问题。因此,需要通过"低碳+交通"的方式从用能结构、用能方式、制度保障、技术创新、人才培养、投资战略等方面着手真正实现交通的低碳发展。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我国三大经济圈金融业与实体产业融合的实证研究

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新形势下促进我国稳健嵌入全球经济体系的重大战略部署。推进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关键是要通过金融业与实体产业的融合,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以产业高质量发展带动国内与国际经济的循环互动。为分析金融业与实体产业融合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影响,选取经济总量占据我国半壁江山的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经济圈为样本,运用产业结构耦合分析工具,将企业高技术研发支出比率、科技产业就业人数、外商投资比重、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等变量作为结构性指标,构建2009-2018年我国三大经济圈金融业与实体产业耦合度面板模型。结果表明:科技产业就业人数和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在金融业和实体产业融合中体现了较显著的正向作用,有利于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企业高技术研发支出比率、外商投资比重对金融业和实体产业耦合度没有体现正向作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推进。为此,聚焦技术、市场与制度等关键要素,提出知识(技术)要素向实体产业和金融业集聚、优化产业融合的市场环境、实施差异化和一体化相结合的金融业与实体产业融合路径等对策建议。

“低碳+”战略研究 “低碳+金融”的发展策略分析

低碳金融,作为"低碳+"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通过在碳排放权交易基础上的金融创新和信贷体系中的投融资创新,引导社会资本投入绿色产业,有效降低企业碳排放。这是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措施,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本文主要在总结我国低碳金融实践的基础上,分析低碳发展的时代趋势为我国金融体系创新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梳理出我国低碳导向的金融体系发展的主要方向和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