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审判研究话语权断想

战后审判是反抗日本侵略的主要同盟国在战后对日本主要战犯和一般战犯进行的审判。其中东京审判由于事关对近代日本对外扩张的定性,几乎与审判同步,各种主张,包括激烈对立的主张当时在日本即已出现。回过头来看,其中至关重要的环节是开庭后不久的管辖权之争,管辖权之争虽被法庭驳回,但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审判的焦点,也使以后对战后审判的讨论在最重要的问题上出现了偏离。由于战后国际局势的急剧变化,战时的敌我是非立场很快为新的两大阵营的对立立场所取代,当年同仇敌忾的西方同盟国对审判的维护热情也迅速冷却。中国对战后审判的基本主张一以贯之,但与外界在两条平行线上没有交集。通过重新认识战后审判的必要性、正当性,可以看到我们坚持的主张并不只是我们自己的主张,而正是当年同盟国战后审判的初心。

法则构建与史事论析——2018纪念东京审判宣判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1948年11月12日,东京审判宣判完毕,标志着日本“大东亚战争”的侵略性质和A级战犯的战争罪行成为历史定论。2018年11月12日,为纪念这一活动,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在上海举办了“2018纪念东京审判宣判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英国剑桥大学、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日本立教大学、日本明治学院大学、日本《朝日新闻》社、德国纽伦堡原则学院,以及北京大学、西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和上海交通大学等单位的30余位学者就战后审判相关问题展开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国民政府对日战犯审判的属性问题再检讨

以往学界将盟国在亚太地区所组织的对日战犯审判划分为两类——A级审判与BC级审判,认为A级审判即以A类罪名为审理对象的审判,BC级审判即以BC类罪名为审理对象的审判,国民政府所组织的10场审判应也当属于BC级审判。然而,回到历史现场,“BC级审判”之称实际不符合国民政府审判的实质。从管辖权的规定看,国民政府审判起初自成一派,不以类别区分所辖罪行,后来模仿东京审判,将ABC三类罪名全部纳入管辖权。这与BC级审判管辖BC类罪名的特质不符。从各地审判的实践看,国民政府军事法庭主要审理B类罪行,其次是A类罪行,而不曾审理C类罪行。揆诸实情后,可知国民政府审判不能被认为是BC级审判。“BC级审判”之称反映了后人对各国审判的复杂面相认知不清。相关含义和属性应再加检讨、申明。

“马尼拉大屠杀”审判中指挥官责任的认定——基于山下奉文案与丰田副武案的比较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美国便在菲律宾马尼拉城设立特别军事法庭,审判前日本陆军第十四方面军司令长官山下奉文,开创了在国际刑法上追究指挥官责任的司法先例。然而这一审判的结果广受争议。其中“马尼拉大屠杀”是导致山下奉文绞刑判决的重要罪行之一。三年后,东京丸之内法庭起诉前日本海军军令部总长丰田副武应对“马尼拉大屠杀”承担指挥官责任。对同一战争罪行,马尼拉法庭和丸之内法庭分别试图归责于日本陆军和海军,凸显了“马尼拉大屠杀”指挥官责任认定的复杂性。比较研究这两个法庭对“马尼拉大屠杀”的审判,可见丸之内法庭否定了马尼拉法庭在指挥官责任认定上的宽泛标准,采取了更符合后世国际法和国际人道法发展趋势的认定标准,最终导致被告丰田副武的无罪判决。可以说,这两个法庭极端的判决结果背后是对于指挥官责任认定的不同标准,而国际关系的变化是导致这一结果的更为深层的原因。丸之内法庭的判决集中体现了战后国际司法实践中的美国霸权主义。

“史迪威事件”再研究及其对中美关系史研究的启示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中美关系,一直是学术研究中备受关注的领域。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发生以后,中国与美国结成了对日作战同盟,特别是1942年3月,美国陆军中将史迪威被派到中缅印战区履新,这成为中美深入合作的重要标志。

第三届“战后对日本战犯审判”青年学者研讨会综述

2018年5月3日，第三届“战后对日本战犯审判”青年学者研讨会在上海市奉贤区古华山庄举行。此次会议由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和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联合主办，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上海社科院、南京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十余位专家参与评审。

中国东京审判研究的新进展

长期以来东京审判研究在中国少人问津,东京审判研究中心成立后制定了推动研究的总体计划,计划包括文献的搜集、整理、出版,海外著作的翻译,多学科、多角度的研究,研究队伍的培养。这一计划现已切实展开,并已开始取得成果。

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中日贸易的政策探析

1953年初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在中日贸易问题上继续沿用前届美国政府的严格限制政策。朝鲜战争结束后,为了帮助日本迅速摆脱经济困境以顺利实施美国亚洲冷战战略,艾森豪威尔政府从1954年下半年开始对中日贸易采取一种模糊性态度,没有坚决执行严格的贸易管制政策。然而,在1957年春季,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动,美国重新强化对华贸易禁运政策。这严重阻碍了中日贸易关系的发展,更使亟待振兴经济的日本付出较大代价。

东京审判再检讨——2013年东京审判国际学术讨论会纪要

在长期沉寂后,东京审判研究近年在中国有了长足发展。2013年在中国举行了东京审判国际学术讨论会,共有中外30位学者在讨论会上作了内容广泛的报告。本文对会议组织的东京审判研究的由来与展望、东京审判的意义、韦伯判决书的重大意义、东京审判中的人物、中国对日审判、东京审判法庭辩论辨析、东京审判和B、C级审判、东京审判国际检察局、东京审判的语言和文字翻译等报告内容作了扼要介绍和简评。

东京审判中的中国代表团

本文基于档案文献,首次披露了参加东京审判的中国代表团及检察官团队的组成,阐述了向哲濬检察官及其团队在东京审判审理前后的贡献;最后对向哲濬当年面临的困难和压力以及责任感作了简要论述。

美国所藏几种东京审判萨顿检察官个人档案初探——兼论东京审判史料的利用

大卫·尼尔森·萨顿是东京审判中一位美籍助理检察官,曾两次到中国搜集日军战争罪行证据。在随后的庭审中,萨顿在与中国相关的检方立证阶段都担任了不少当庭陈述和质询的工作。本文从史料学的角度对现存美国的几种"萨顿文书"的形成做一辨析,进而对目前世界范围内东京审判史料在内容和分布上的特点做出评估,即在目前世界范围内东京审判史料分布广泛、体量巨大、内容存在重复、文献群的组织形式多种多样的背景下,研究者需要对不同的文献群首先做出评估,方可更有效率地利用相关史料。

丸之内法庭丰田副武审判研究

在东京审判即将结束之际,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法务局在东京丸之内的三菱大楼设立法庭审判丰田副武和田村浩。十个月后,丰田副武被无罪释放。作为前日本海军军令部总长,丰田副武是除东京审判的被告之外级别最高的战犯嫌疑人,在当时严厉追究日本军队高级指挥官责任的大背景下,丰田副武的无罪判决出乎大多数人的预料。从庭审过程来看,造成这一判决结果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检方未能提供被告罪行的关键性证据,另一方面是因为辩护律师选择了有效的辩护策略:通过证明被告对部下或下属部队没有行政管理权,从而否认其应承担指挥官责任。当时冷战开始、美国对日政策发生变化的国际政治大背景,则是形成这一判决结果更为深层的原因。当然,丰田副武的无罪判决并不意味着他在所控罪行上的真正无罪。

伪证与真相:东京审判被告南次郎的“华北事变”证词与侵略罪责辨析

东京审判迄今最深入地发掘了南次郎对"华北事变"的个人责任,法庭裁决南犯反和平罪,主要依据是事涉"华北事变"的两次军事讹诈,但法庭的事实认定并不准确。检方被辩方证人桑岛主计的证词所误导,聚焦于土肥原贤二给华北实力人物宣布"自治"的所谓最后通牒,仅认为南1935年11月中旬出兵是起配合作用。但据南和若杉要致外相广田弘毅的电报,出兵是为执行南本人的"自治"时间表,法庭不察其首谋之罪。此外,"关作命"显示同年6月关东军出兵的初衷专为声援"何梅协定"谈判,不涉及"剿匪"及"秦土协定",但南在庭上故意将其与5月出击孙永勤部相混淆。检方因不熟悉中日战争,极易被辩方带离侵略的关键事实,是审判出现重罪轻判的一大原因。

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概述(1945-1949)

1945-1949年,国民政府对侵华日本战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审判。作为东京审判的组成部分,中国设置了十个军事法庭,对两千多名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本文依据历史档案和记载,从前期准备、审判经过、重要个案审判、特殊案件的审判等方面对审判的全过程作了回顾和再现,首次披露许多具体史实。对国内政治因素导致的缺陷和冈村宁次案的重大误判,也进行了分析和总结。

国民政府对日本重要战犯的审判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设立10个军事法庭,对侵华日本战犯进行审判,重点审判日军将级战犯。这是中国近代史上首次进行的国际性独立审判,在一定程度上伸张了正义。但国民党蒋介石基于反共的政治考量,宣判罪恶深重的冈村宁次无罪,是审判的重大污点。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检索工具及人名问题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是东京审判的核心文献,由于卷帙浩繁,日本和西方曾编有多种检索类工具书。这些工具书各有其用,不足是这些工具书的可索范围都不够充分,比如可索人物仅占全部人物的十分之一。有鉴于此,为配合交大、国图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的出版,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花费大力编纂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索引、附录》。在编纂过程中我们对庭审记录作了全面核查,发现了各种问题,其中人名问题就有拼法歧异、称谓不同、音训读并列、误认汉字、误记身份、以他(它)名为本名、不同语种并存、英日文本异文、不明所以的错误、无法判别正误等情况,这些问题虽只有文献学的意义,但作为深入研究东京审判的基础,清理并解决的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裕仁天皇战争责任的再检讨

东京审判未追究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主要是美国减少占领成本的权宜考虑,但也有美国对裕仁天皇在战争中只是被动应对属下、没有积极作用的判断。本文通过检讨裕仁天皇自己的陈述,说明美国的判断是一误判。这一误判所导致的裕仁天皇被免除战争责任,影响极其深远。就东京审判而言,裕仁天皇免责的最大负面作用是使检方提出的第一项、也是最重要的诉因"共同谋议"罪因此而出现关联性的重大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