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群体-行为-绩效”框架的城市社区治理路径研究——以上海市S公租房社区治理实践为例

相比由房屋产权衍生的社区利益关系所驱动的社区治理模式,在当前租售并举的住房模式下,如何有效调动无产权的租房群体参与到公租房等社区治理实践当中,既是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现实问题,又是亟待突破的社区治理理论困境。本文通过梳理上海市S公租房社区治理实践以及居住群体特征和诉求等内容的调查分析,借鉴产业组织理论SCP范式构建了"群体-行为-绩效"(GCP)分析框架,即以社区居住群体特征为基础,明确群体的行为诉求,以居民的居住满意度和社区服务满意度为治理绩效评价指标,进而重塑城市新型社区治理逻辑框架。研究表明,虽然S公租房初步确立了社区治理结构,但针对居民有意愿参与社区治理,比较看重基层组织、认可市场组织、认同自我管理,要求建立社区治理网络平台以及愿意接受社区守则等诉求,社区治理当中还应充分考虑居住群体的行为诉求,在租购并举的住房模式下实现城市新型社区的善治。

多元城市治理主体:义利联结、角色演绎与协作优化--对上海市慈善信托实践的探索性思考

慈善信托是近年来中国慈善事业发展进程中移植自西方、滋长于本土的创新工具,犹如一根杠杆撬动了政府、企业、慈善组织和民众这四类重要城市治理主体的义利诉求和行动力量,建构了“义利链”聚合的多主体协同治理。结合上海市慈善信托实践,多元城市治理主体演绎着慈善信托运作结构中的七类法定角色,映射着不同城市治理主体的差异化慈善功能。对进一步巩固和强化多元城市治理主体间的彼此联系,促使各类主体更好地参与慈善信托运作,推动中国慈善事业创新发展,建构多类慈善信托操作细则、完善慈善信托过程监管环节和慈善信托分类评级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之路——一项历时性的多维度考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年来,城市社区经历探索、转型、建设和治理四个阶段的发展,构成富有中国特色的治理道路和发展图景。其中,社区自身的定位从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中的辅助组织转向法定的基层自治组织,进而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推进的基础单元;社区的核心功能从改革前面向社会弱势群体的有限服务转向探索并建设适应于政府和社会双重转型过程的城市基层服务体系,进而推进从传统管理向现代治理的体制性转换;发展重点从着重于改善服务设施转向持续性地推动其体制机制的不断完善和创新,并赋权增能于居民和社区组织主体,从而发掘和激活社区治理的内生动力;推进路径则沿循地方实践—经验采集—政策创制—试点探索—成效反馈—顶层设计—整体推进的清晰思路。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特色道路彰显了宏大的现实蕴意和深刻的时代价值,也昭示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走向和前景。

中产阶层的公共参与度更高吗?——基于社区层面的比较研究

中产阶层具有良好的公共意识与丰富的社会资本,向来被认为是公共事务参与的活跃主体,但对社区场域公共事务的类别化审视发现,中产阶层的高度参与往往聚焦于维权与抗争等非常态事务,而在常态化事务中的参与程度并不高,甚至低于底层群体。通过对两个无物业小区的比较发现,中产阶层小区的居民参与与其社会资本呈工具化的互动逻辑,展现出前后矛盾的发展轨迹,即居民自治水平的提高反而侵蚀了社区社会资本,导致自治模式难以为继,这一点与底层群体的小区情况恰好相反。参与程度不同的根本原因在于需求层次的差异,其中中产阶层对于小区治理的需求主要停留在秩序层次,而底层群体的需求则提升到了社交层次,触及了价值层次。该研究发现拓展了学术界对于中产阶层公共参与相关议题的研究视野,也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和修正了之前的研究结论。

邻避回馈制度的民众接受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中国35座城市民调数据的实证分析

邻避回馈制度是邻避冲突实现制度化治理的标志性制度设计,其建立实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民众接受度。民调数据显示,我国邻避回馈制度的建立实施已经具备良好的民意基础。就其关键性的影响因素而言,相比于政府治理绩效与民众环保意识,政府公信力与风险管控技术是影响民众邻避回馈制度接受度的决定性因素,所以政府公信力的提升与风险管控技术的成熟是民众接受度提高的必然路径。就未来政策推进方向而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特大城市应该成为邻避回馈制度实施的试点城市。

大城市存量工业用地再开发的问题及其对策:以上海为例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产业的转型升级,上海等大城市面临着城市人口持续增长和土地资源紧缺的矛盾,必须加快探索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土地利用方式,有效盘活存量工业用地,提高工业用地效率,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足够的空间。以上海市为例的研究表明,近30年来,上海市工业用地二次开发经历了以中心城区国有工业用地更新为主、以产业结构调整和园区转型升级为主导、以盘活存量和二次开发为主等3个阶段,且目前针对城中心废旧工业用地、工业园区低效用地、郊区乡镇零散工业用地的二次开发采取了不同模式,但总体上仍存在诸如二次开发对象“乱”、土地收储成本“高”、配套服务功能“弱”等问题。其原因主要在于,统一的二次开发机构欠缺,相关政策法律不健全,利益分享机制不清,产业等配套服务脱节。有鉴于此,上海市工业用地二次开发应当在遵循相关基本原则的前提下,采取制定综合规划、实行各类试点,构建多主体合作框架、兼顾各方利益,完善土地出让制度、破除开发瓶颈,提高激励、纳入员工考核机制等对策措施。

城市治理的清晰性及其技术逻辑——以智慧治理为中心的分析

作为城市治理的重要发展趋向,技术治理的核心是对社会事实进行信息化处理,为城市治理提供更加清晰的社会图景。 智慧治理是现代信息技术发展及其应用的产物,是与城市空间相匹配的治理形态,包含了“行动者”“技术要素”和“规则体系”三元技术系统。 通过对社会事实进行数据化编码、加工和运算等,智慧治理实现了治理主体、对象、过程 以及结果的清晰性,带来了更加清晰的城市治理图景。 这种清晰性经由社会事实的再组织、信息的扩大再生产、社会计算 方式的重构、信息处理流程的再造以及处理结果的“可视化”等技术逻辑而得以实现,但也受到社会事实的模糊性和不可 读性等方面的限制,因此城市治理需要平衡模糊性与清晰性的关系,选择适宜而可行的目标以及技术。

区域城市一体化的政区逻辑:政区治理化与治理政区化

区域城市一体化是区域发展体现国家战略的重要路径,而实现这一路径的核心难题则是推进区域城市的一体化治理。尽管传统的单一区划调整由于其诸多制度弊端受到学界的强烈批判,并生发出诸多以不动区划的区域治理理论予以解释并应用,但行政区划调整在中国特色的区域治理中仍有其制度生命力。这种生命力体现在传统区划调整从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两方面的转变,一方面是从制度供给角度进行政区政策工具的扩展化改造,另一方面是在制度需求角度将区域一体化对政区的空间逻辑需求叠加上政治逻辑需求。由此,区域城市一体化中的政区治理化和治理政区化构成了弥合行政区划在理论上失灵和实践中管用这一张力的解释路径,也同时为区域城市一体化的现实治理提供一个独特的政策路径。

数据驱动城市治理变革的多重逻辑

大数据及其技术的广泛应用改变了城市治理的机制、方式和策略,推动了城市治理变革。虽然各地的大数据平台建设及其应用状况不同,但都推动了治理单元的信息化、治理主体的清晰化、治理层次的扁平化和互动强度的定量化,实现了城市治理过程的集中化操作,提升了城市治理的敏捷性,有效回应了城市治理需求的复杂性和治理体系的碎片化之间的矛盾。数据驱动的城市治理具有技术刚性,如何避免难以被数据化的对象成为盲点,或出现数据霸权主义,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重要议题。

政府治理、关系网络与资源配置效率

本文利用2007～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的连锁任职数据实证检验了政府治理与关系治理对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所在地的政府治理水平对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有积极影响,且管理层关系治理确实有助于提升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政府治理与关系网络对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促进作用会产生互补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内部董事、独立董事、监事、经理的关系网络对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内部董事和经理呈现出正面效应,而独立董事则呈现出负面效应。因此,企业既可以借助"地利"政府治理,也可以搭建"人和"管理层社会关系网络,提升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企业发展,实现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对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机制与应对策略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对上海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诸多影响,上海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定推进"两手抓、两手硬、两手赢"。通过电话咨询部分企业家、查阅媒体相关文献、对比SARS疫情、政策分析等方式,研究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对上海经济发展的影响可以从"短期-中期-长期"的时间序列进行分析,而对社会发展影响则可从"个人-社区-城市-社会"空间序列进行探讨,在影响机制的基础上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治理界面的集中化及其建构逻辑——以河长制、街长制和路长制为中心的分析

在治理意义上,界面是组织和实施治理活动的平台,是行动者相互关系构成的互动网络。治理界面的集中化是问题驱动的治理变革,是破解"分工-协作"模式导致的"碎片化"弊端的重要策略,为应对公共治理碎片化问题提供了系统化的解决方案,已成为当前公共治理实践的重要趋向。河长制、街长制和路长制的应用场景虽有所不同,但都推动了治理问题、对象、权力、责任和信息的集中化,打造出了相对集中的治理界面,实现了对复杂性问题的一体化治理。其建构逻辑包括确定整体性治理目标、建构协同共治机制、推行系统化操作方案、应用现代技术手段和实现高度的信息化。

大数据驱动社区公共服务精准化:问题面向、运行机制及其技术逻辑

大数据及其技术是推动社区公共服务精准供给的关键变量。已有研究对大数据驱动社区公共服务的基本理论、核心命题、实践经验及其技术原理等进行了零碎阐释,尚未进行系统性分析。与社区居民日益复杂和多样的公共服务需求相比,我国社区公共服务还存在很多问题,主要包括整体需求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供给主体的一元化与破碎化、供给知识的单一化与碎片化和供给内容的低质化与内卷化。大数据在社区中的有效应用推动了社区公共服务需求精准识别、内容精准供给和结果精准评估,实现社区服务的精准供给。“大数据+社区公共服务”包含了复杂的技术逻辑,具体可概括四个方面,分别是个性化服务需求的技术化识别、零散化社会事实的数据化连接、稀缺性公共资源的算法化配置和异质性服务主体的计算化整合。

城市大型社区的治理单元再造与治理能力再生产研究：以上海市HT镇基本管理单元实践为例

对于治理规模与治理有效性的问题,既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层面的大型国家治理下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以及微观层面的乡村治理运作,缺少对于城市基层治理规模以及治理能力的深入研究。本文基于上海市的基本管理单元实践以及 HT 镇的个案,采取访谈和案例研究方法,分析了以治理规模适度化与治理能力再生产的耦合作为城市大型社区治理单元再造的运作逻辑,并对基本管理单元的类型进行了划分。本文研究发现,以基本管理单元再造推动治理能力再生产表现为科层链条上下联动的行政能力再生产和执政党、政府、社会、企业多方合作的共治能力再生产两个方面,它们共同构成了解决社区问题、提供公共服务以及实现社区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总能力。

混合治理的维度及其实践逻辑--面向复杂性的基层治理新形态

基层社会治理主要是以人为对象的实践活动,广泛面临着因人的多样性以及利益分歧性而形成的复杂性挑战,具体包括治理负荷过重、治理知识不足、治理问题反复以及治理结构破碎等多个方面的问题。混合治理是应对基层社会复杂性而演化形成的治理新形态,包含了多样性的共存共生、差异性的兼容并蓄、矛盾性的各得其所、系统性的适应拓展等多个维度。混合治理通过缓解价值冲突、匹配个性化需求、整合治理主体、提升治理灵活性和拓展治理空间而提高基层治理的效能,但也包含了基于多样性的摩擦、冲突以及混乱。混合治理为理解基层社会治理及其特性提供了新的框架和视角。

城市精细化管理的精细化运作——基于文本和实践的描述性分析

精细化管理是超越粗放式管理的城市管理形态,是现代城市管理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必须要通过精细化的运作来进行落实。文章通过对各地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政策文本和管理实践进行描述性分析,发现尽管城市的发展阶段、规模体量及其面临问题等有所不同,但各地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方案及其实践却具有相当程度的共性,尤其是在价值理念、工作目标、主要任务、保障机制、量化指标和组织落实等六个方面,展现出科学设计、理性规划、精益求精和精心运作的特性,也取得了良好的管理效益。城市管理千头万绪,从粗放式管理到精细化管理不可能一蹴而就。实现城市的精细化管理需要循序渐进,不断积累相关知识和技能,从而更好地推动城市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面向治理碎片化的再组织化--基层党建引领的治理优势及其效能

党建引领是当前基层治理变革和创新中的重要举措。本文立足于基层治理碎片化的现实,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实践为研究对象,从再组织化角度剖析基层党建引领的治理优势及其效能逻辑,回答了如何才能在碎片化的基层社会中实现有效治理的问题。根据不同的目标导向,可以将党建引领的实践形态划分为主体导向、问题导向、任务导向和价值导向四种类型,不同类型对应不同的实践场景和现实问题。党建引领凭借其强大的政治势能、良好的协调能力、敏捷的行动速度、闭环的资源配置和深度的利益平衡等特性,通过多元主体的重新整合、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职责权限的重新梳理、治理规则的重新制定以及信任网络的重新搭建等方式,推动党建引领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实现了对基层治理碎片化的再组织化。

卫星互联网时代的信息传播管理风险研究

卫星互联网的建设受到世界主要大国的空前重视,美国在大力推进卫星互联网计划,我国也明确将卫星互联网纳入“新基建”之中,卫星互联网时代已然到来。卫星互联网时代将对现有的信息传播环境产生重大的变革,使得新时期信息传播的特征、面临的突出风险和应对思路都与以往不同,需要从国家治理层面出发,基于现有的卫星互联网发展方向进行敏锐地观察和前瞻性地思考。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大城市产业空间规划:技术框架与适应性治理

大城市存量规划的现实需求结合后疫情时代新产业、新业态的转型趋势,亟需加强产业空间规划与治理政策的精准性和灵活性。针对产业发展规划、产业(园区)规划和产业用地政策三者之间脱节,以及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产业空间规划理论与方法系统研究较为滞后等问题,研究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产业空间规划的内涵重构与技术框架,并以上海市产业空间规划为例进行实证,进一步提出适应性治理对策。结果表明:(1)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产业空间规划重新定义为系统解决各类产业用地目标、空间与治理措施的系统政策,可按照"分类—统筹—协作"的技术框架开展。(2)上海市产业空间规划按照总体规划、单元规划和详细规划的不同层级,在划定"三区三线"的同时,构建了"产业基地—产业社区—零星工业地块"三级分类的空间体系,从空间划定到规则管控验证了技术框架的可行性。(3)工业用地全生命周期管理、规划留白与弹性激活利用等适应性治理对策可提高产业空间规划的弹性以对应不确定性,未来应进一步加强大数据支持的产业空间动态监测、留白空间激活利用等政策,以期为同类型大城市产业空间规划与治理提供有益借鉴。

落户政策再松绑能否激发农民工消费潜力

落户政策的再松绑,将能有效地刺激农业转移人口的消费动机,激发城市活力、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就业.但是,当前农业转移人口消费增长效应的释放受中小城市吸引力相对有限、"进城容易留城难"以及消费能力提升缺乏金融支持等因素的限制.为此,要深入开展实地调研工作、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深化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以及提升财政支持和金融支持力度,从而激发农民工消费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