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杨浦区不同等级公立医院医师焦虑状况和压力来源调查

目的了解医师的焦虑、职业压力问题及其与医院、科室间的关系。方法通过结合焦虑自评量表(SAS)和医师职业压力源量表评估上海市杨浦区公立医院随机抽查的346名医师的焦虑和职业压力强度。各等级医院样本量根据卫生部医院床位数人员配置标准所需医师数量选定。结果 332(有效率96%)名医师的SAS原始分为(36.62±7.01)分,高于我国常模(P<0.01),且在婚姻、性别、受教育程度等混杂因素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各级医院、不同科室间的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P>0.05);压力强度总平均分为(2.39±1.09)分(轻至中度压力),前三位的职业压力来源为医疗风险、待遇负荷和理解支持。三个等级公立医院医师的压力强度有差异(P=0.000),其中一级医院医师的压力最轻,三级医院医师的压力最重;外科医师的工作压力最大。结论受调查医师群体的焦虑状况在不同等级或科室中都相似,且高于一般人群。医疗风险在各级医院医师中都是最主要的压力来源;一级医院医师的压力最轻可能与政策扶持有关,而二级医院由于职能定位不明确而使医师压力居中,三级医院医师的压力最重提示了三级医院工作的高强度。医师的高压力和焦虑状况与医患矛盾的产生相关联。

抑郁症患者参加网络正念认知治疗的疗效及其抑郁症状与恐惧自我的关系

目的:探讨抑郁症患者参加网络正念认知治疗(MBCT)的疗效,重点考察抑郁症患者恐惧自我的特征及其抑郁症状与恐惧自我的关系。方法:采用自身前后对照设计,招募心理咨询门诊抑郁症患者,对其进行为期10周的网络MBCT,采用24项汉密顿抑郁量表(HAMD24)、抑郁自评量表(SDS)、恐惧自我问卷(FSQ)和正念注意觉知量表(MAAS)对患者进行3次评估:网络MBCT开始前一周(T1)、第五周(T2)、第十周(T3)。结果:①64名患者完成研究,抑郁症状显著改善(HAMD24,T2<T1,T3<T1;SDS,T3<T1,均P<0.05)。②在T2,抑郁症状更严重患者的FSQ评分显著高于症状相对不严重的患者(F=4.23,P<0.05)。除了两个相关系数不显著,其余时间点的FSQ与HAMD24显著正相关(r=0.30~0.90,P<0.05)。③T1、T2和T3的SDS可以显著预测对应时间点的HAMD24(调整后R 2=0.07,0.24,0.15;均P<0.05)。结论:网络MBCT显著改善了心理咨询门诊抑郁症患者的抑郁症状,恐惧自我水平对抑郁症状严重程度具有一定的预测性。

中国学前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临床特征分析

目的分析学前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的临床特征。方法以符合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诊断标准并经诊断性婴幼儿及学前儿童评估(diagnostic infant and preschool assessment,DIPA)访谈的326例ADHD学前儿童(4岁0个月~5岁11个月)作为研究对象,分为注意缺陷为主型、多动冲动为主型和混合型。使用学前儿童中文版SNAP评定量表(Chinese version of the Swanson,Nolan,and Pelham rating scale)、长处和困难问卷(strengths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SDQ)及家长动机问卷(parent motivational questionnaire)进行评定。结果326例ADHD学前儿童中,男孩271例,女孩55例,男女性别比为5∶1;ADHD亚型构成,混合型216例,多动冲动为主型81例,注意缺陷为主型29例,3种亚型的构成比约为7∶3∶1;110例(33.7%)存在共病,其中93例共病对立违抗性障碍(oppositional defiant disorder,ODD)。SDQ结果显示,69.0%的ADHD学前儿童存在伙伴问题;家长动机问卷结果提示,79.9%的家长有(强烈)改变的意愿。结论学前儿童ADHD,男孩多见,混合型为主,共病中对立违抗性障碍的比例最高;患病儿童的伙伴问题突出,家长有着强烈的治疗动机。

儿童心理危机干预培训课程对提高小学生心理危机知识的作用

目的调查儿童心理危机干预培训课程对提高小学生心理危机知识的作用。方法采用《儿童创伤事件后所致心理问题知晓问卷(儿童版)》对364名小学生进行心理危机知识问卷调查,并开展儿童心理危机干预培训课程对其进行干预,干预后再次进行问卷调查,比较干预前后儿童知晓率的变化。结果儿童对危机事件种类因子干预前知晓率为55.9%,干预后为61.9%,提高6.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1.64,P=0.050);危机事件后心理反应因子干预前知晓率为42.5%,干预后为52.7%,提高10.2%,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Z=2.76,P=0.003);危机事件应对技能因子干预前知晓率为54.5%,干预后为66.9%,提高12.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3.41,P=0.001)。各条目提高程度相差较大,提高率最大为40.7%。结论儿童心理危机干预培训课程能够提高儿童心理危机知识和应对技能,但不同条目的提高程度差异较大。

辩证行为治疗多家庭团体技能训练模式在青少年情绪障碍中的应用

目的初步探讨辩证行为治疗的多家庭团体技能训练模式在青少年情绪障碍中的应用。方法抽取2020年3—11月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临床心理科就诊的8例情绪障碍青少年的家庭,组成由青少年及其家长共同参与的多家庭团体,进行为期19周的辩证行为治疗团体技能训练。干预前后分别采用儿童焦虑情绪筛查量表、儿童抑郁障碍自评量表、简易应对方式量表等进行评估。结果4名青少年及其家长完成了为期19周的团体技能训练以及各项评估。与干预前相比较,干预结束时儿童抑郁障碍自评量表总分边缘显著降低(0.05<P<0.1),并且在随访期间持续降低。儿童焦虑情绪筛查量表各因子分及总分在随访6个月期间继续降低,与干预前水平相比呈显著降低或边缘显著降低(P<0.05或0.05<P<0.1)。积极应对方式显著上升(P<0.05),并在随访期间保持。在积极应对方式提升之后,焦虑情绪与学习动机从负相关变为正相关。在干预接受度方面,工作联盟因子平均分高于3分,说明工作联盟状况较好,技能训练出席率为93.3%。结论辩证行为治疗能使情绪障碍青少年的情绪和应对方式有较明显的提升;团体模式具备良好的可行性和可接受度,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屏幕暴露对0～3岁婴幼儿语言发育的影响

目的描述上海市0～3岁婴幼儿屏幕暴露的时间和特征,分析屏幕暴露对婴幼儿语言发育的影响。方法2014年5月至9月,采用分层定额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在上海市随机选择34个街镇,纳入8 500户0～3岁健康婴幼儿家庭进行自编问卷的调查研究。结果 1岁幼儿的语言发育迟缓总发生率为36.6%,2岁为15.2%;男孩发生率均高于女孩,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0～3岁婴幼儿随年龄增加,屏幕暴露的时间逐渐延长;按性别分层,男孩和女孩屏幕暴露时间分别与表达性语言发育呈负相关(P<0.05);按年龄分层,<18月龄婴幼儿随着屏幕暴露时间增加,表达性语言指标越差,屏幕暴露时间与表达性语言发育呈负相关(P<0.05);≥18月龄幼儿只有当屏幕暴露时间超过2小时,随着屏幕时间增加,表达性语言发育越差,呈负相关(P<0.05)。结论屏幕暴露影响婴幼儿表达性语言的发育,特别是<18月龄婴幼儿应避免任何屏幕接触。

中文版学龄前儿童执行功能行为评定问卷(BRIEF-P)父母版的效度和信度

目的:评价中文版学龄前儿童执行功能行为评定量表(BRIEF-P)父母版的效度和信度。方法:选取符合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DSM-5)诊断标准的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智力发育障碍(IDD)及孤独症谱系障碍(ASD)的儿童265例,年龄4~5岁,其中男218例,女47例,以及性别、年龄匹配的正常儿童61例。由家长填写BRIEF-P问卷后,对问卷进行内部一致性分析及验证性因素分析,其中完整填写ADHD-IV及CBQ问卷者303例,对问卷进行分析以检验效标效度,随机选取39名家长间隔1~2周再次填写BRIEF-P问卷检验重测效度。结果:BRIEF-P与ADHD-IV及CBQ问卷多个因子呈中度相关(r=0.30~0.73,P<0.05)。验证性因素分析显示一阶5因子模型拟合良好。ROC曲线显示当BRIEF-P总分为88.5分时,诊断发育障碍儿童的敏感度为0.82,特异度为0.77。BRIEF-P重测信度为0.54~0.72,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8~0.95。结论:BRIEF-P父母版具有相对良好的效度和信度,适用于中国文化背景。

儿童应激障碍检查表中文版的效度、信度

目的：引进儿童应激障碍检查表（CSDC）,分析其中文版的信效度,探讨其用于评估中国儿童创伤后应激症状严重程度的可能性.方法：选取3所学校1180例儿童,其中全部儿童家长填写CS-DC,410例儿童填写修订版儿童事件影响量表（CRIES）,70例儿童由精神科医生使用临床医生使用的创伤后应激障碍量表-儿童和青少年版（CAPS-CA）进行访谈.另外选取24例6～15岁新华医院儿科住院儿童（接受白血病化疗或曾做过手术）,家长填写CSDC,儿童由精神科医生使用CAPS-CA进行访谈.共获得有效CSDC 539份,有效CRIES 89份,有效CAPS-CA 41份.其中515份有效CSDC、89份有效CRIES、17份有效CAPS-CA来自学校儿童.使用CRIES和CAPS-CA作为效标检验效标效度,从515例有效填写CSDC的家长中方便选取50例,间隔2周再次填写CSDC,检验重测信度.结果：在效标效度检验中,CSDC总分与CRIES总分、CAPS-CA总分呈正相关（r=0.50、0.65,均P〈0.01）.CSDC再体验因子分与CAPS-CA再现症状因子分,CSDC回避因子分与CAPS-CA总分及回避和麻木症状因子分,CSDC麻木和解离因子分与CAPS-CA总分及回避和麻木症状因子分,CSDC警觉性增高因子分与CAPS-CA总分及警觉性增高症状因子分,CSDC功能损害因子分与CAPS-CA总分呈中度正相关（r=0.42～0.68,均P〈0.01）.CSDC重测信度为0.75,内部一致性Cronbach α系数为0.92,分半信度为0.83.CSDC各因子分与总分之间、各因子分之间呈正相关（r =0.40 ～0.88）.结论：CSDC中文版具有较好的效度、信度,可用于我国儿童创伤后应激症状严重程度的评估.

中文版反社会性行为特质筛查问卷(APSD)父母版的效度和信度

目的:评价中文版反社会性行为特质筛查问卷(APSD)父母版的效度与信度。方法:选取符合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DSM-5)诊断标准的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n=161)、对立违抗障碍(ODD,n=117)和品行障碍(CD,n=13)的儿童291例,以及年龄性别相匹配的正常儿童288例为研究对象(年龄6~13岁)。请其家长填写APSD父母版以评估儿童冷漠无情特质,填写Vanderbilt父母评定量表(VADPRS)及Conners父母症状问卷(PSQ)以评估儿童的行为问题,随机选取48名家长间隔1~3周再次填写APSD父母版问卷。对数据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同时效度、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和内部一致性信度及重测信度分析,以评估APSD的效度和信度。结果:验证性因素分析显示,APSD 3因子模型结构拟合良好。同时效度,APSD与Vanderbilt父母评定量表及Conners父母症状问卷因子呈正相关(r=0.31~0.79,P<0.01)。ROC曲线显示,当APSD的T值为56时,诊断ADHD的灵敏度为0.82,特异度为0.81。APSD的内部一致性为0.65~0.83,重测信度为0.63~0.82。结论:中文版APSD父母版具有良好的效度和信度。

成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诊断访谈中文修订版的效度和信度

目的:引进成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诊断访谈2.0中文修订版(DIVA2.0-CR),评价其效度和信度。方法: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临床心理科门诊的疑似存在注意缺陷多动障碍诊断的成人患者35例及医院工作人员10人为研究对象,以临床诊断为金标准,评价DIVA2.0-CR效度。6名评定者分别独立对被试进行DIVA诊断,考察评定者间一致性。其中12例患者在DIVA访谈后7~14d,再次接受DIVA访谈,考察重测信度。结果:DIVA2.0-CR的评定者间一致性kappa值为0.83,重测信度为0.88。以临床诊断为金标准,对DIVA2.0-CR进行效度检验显示,诊断一致性的kappa值为0.76,诊断成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灵敏度为90%,诊断特异度为94%。结论:成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诊断访谈中文版具备较高的效度和信度,可用于临床成人ADHD的诊断,具备较好的诊断灵敏度和特异度。

学龄前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的行为治疗和药物治疗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是儿童期最常见的神经精神疾病,表现为多动、冲动、注意力不集中,学龄前ADHD儿童主要表现为多动。ADHD可影响儿童生活的各个方面,早期干预极为重要。学龄前ADHD儿童主要依靠行为治疗。文章对学龄前ADHD儿童的行为治疗和药物治疗研究进行综述。

在线家长教养和正念训练对学龄期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家长的干预效果

目的初步探索在线家长教养和正念训练方案的可行性、可接受性及有效性。方法选择2020年3—5月就诊的20例学龄期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儿童的家庭,进行为期12周的在线家长教养训练,内容包括ADHD家长教养策略和正念教养训练干预。干预前后分别进行教养效能、教养压力、正念教养、焦虑自评和抑郁自评。结果19名家长完成了干预后评估。与干预前比较,干预后教养效能(P<0.001)和教养自尊(P<0.001)显著提高,具备较大效应量(Cohen's d>0.8);教养失调(P=0.03)和教养困难(P=0.03)明显减少,教养困扰(P=0.03)明显增加,正念教养(P=0.04)明显提升,具备中等效应值(Cohen's d>0.5);焦虑和抑郁自评改善不明显。在干预接受度方面,工作同盟因子平均分高于4,课程出席率96.5%,满意度和推荐度均为100%。结论在线家长教养和正念训练干预学龄期ADHD儿童的家庭,具备良好的可行性和可接受度,可明显提高教养效能和正念教养,减少教养困难和教养困扰。

整合式教学法在儿科专业精神病学和发育行为儿科学教学中的探索与实践

目的探讨课程整合在儿科专业的精神病学和发育行为儿科学教学中的实践应用及效果。方法选取2016—2019年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临床医学院学习的167名儿科专业方向的医学生为研究对象,进行精神病学和发育行为儿科学的教学。其中78名学生为常规教学组,采用以授课为基础的学习(lecture-based learning,LBL)模式进行教学;89名学生为整合教学组,采取以案例为基础的学习(case-based learning,CBL)模式结合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problem-based learning,PBL)模式进行教学,且对两门课程相通的内容进行整合。2组学生学习完成后,通过专业考试成绩评价和临床教学质量调查,对教学实践进行反馈和评估。结果实施整合教学后,医学生对整合教育的知晓提升,对整合教学表现出正面的和肯定的评价。整合教学组学生精神病学和发育行为儿科学的考试成绩以及课程满意度均优于常规教学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课程整合教学有助于提高儿科专业医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有助其掌握精神病学和发育行为儿科学的专业知识,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可尝试在医学教学中推广。

冷漠无情特质量表(父母版)在中国学龄儿童中的效度和信度

目的评价学龄儿童冷漠无情特质量表(inventory of callous-unemotional traits,ICU)(parent version,父母版)在中国学龄儿童中使用的效度和信度。方法研究对象选取符合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DSM-5)诊断标准的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s,ADHD)儿童206例,以及普通小学正常儿童200例(年龄6~12岁)。由家长填写ICU(父母版)以评估儿童冷漠无情特质,并完成Conners父母用症状问卷(parent symptom questionnaire,PSQ)作为ICU(父母版)的同时效度,选取30名家长间隔2周再次填写ICU(父母版)。对数据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并对同时效度、实证效度、内部一致性信度以及重测信度分析,以评估ICU的效度和信度。结果验证性因素分析显示,ICU二因子修订模型结构拟合良好[χ~2/df(116)=2.19,TLI=0.98,CFI=0.98,RMSEA=0.054];同时效度分析显示,ICU各因子与PSQ行为问题因子、冲动多动因子及多动指数呈中度相关(r=0.19~0.42,P<0.05)。实证效度显示,ADHD组的ICU得分均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得分(F=99.12~158.12,P<0.001)。ICU的内部一致性为0.76~0.83,重测信度为0.74~0.76。结论学龄儿童中文版ICU(父母版)具有良好的效度和信度。

7～14岁儿童情绪识别特点初步分析

目的研究7～14岁儿童情绪识别的特点。方法选取961名7～14岁的中、小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前期编制的儿童情感图片库分别进行愉悦度、唤醒度和优势度的情绪评分,分析情绪各维度评分间的关系及其在不同性别和年龄受试儿童间的差异。结果对于正性图片(愉悦度评分>6),愉悦度与唤醒度和优势度评分呈显著正相关(r=0.56,r=0.40,P<0.01);对于中性图片(愉悦度评分4～6),愉悦度与唤醒度评分呈显著负相关(r=-0.70,P<0.01),与优势度评分呈显著正相关(r=0.69,P<0.01);对于负性图片(愉悦度评分<4),唤醒度与优势度评分呈显著负相关(r=-0.95,P<0.01)。不同性别受试者情绪各项维度评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年龄受试者唤醒度和优势度评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年龄与唤醒度评分呈弱负相关(r=-0.18,P<0.01),与优势度评分呈弱正相关(r=0.10,P<0.01)。结论儿童的情绪识别存在性别和年龄的差异,不同性质图片的情绪维度评定亦不相同,需在今后相关研究中考虑这些因素的影响。

儿童心理障碍共病的临床研究与实践

共病在精神/心理障碍中很常见,共病的研究包括流行病学特点、疾病之间的横向关系、纵向发展关系、共同的病因、病理机制、产生的影响和治疗。共病中的每一种疾病都改变了患者的整体临床表现和治疗反应,而且共病对个体功能的损害更大。本文介绍了几种常见儿童期精神障碍共病的流行病学特点,如焦虑障碍与抑郁障碍的共病,注意缺陷多障碍的共病,孤独症的共病、Tourette综合征的共病等。共病之间结构性和发展性的相关研究,可从早发性儿童精神障碍中寻找,预测以后共患的障碍的信息和发展路径。在临床实践中,准确地诊断共病以及共病之间的关系,影响着是否能准确地制订治疗方案、采取预防性干预措施以及预测未来发展。最后,作者就根据共病的诊断制定全程治疗方案提出了几点建议。

基于家长问卷法预测学龄前注意缺陷多动障碍诊断的决策树模型

目的通过观察学龄前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的诊断,探讨影响学龄前ADHD诊断的影响因素,建立基于临床数据的ADHD诊断模型。方法经过临床符合《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fifth edition,DSM-5)诊断标准和学龄前婴幼儿诊断性访谈(diagnostic infant and preschool assessment,DIPA),纳入学龄前ADHD儿童263例和正常儿童105名为研究对象,使用中文版SNAP-Ⅳ量表(父母版)(Swanson,Nolan,and PelhamⅣRating Scale,parent version,SNAP-Ⅳ)、长处和困难问卷(strengths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SDQ)及学龄前儿童执行功能行为评定量表(父母版)(behavior rating scale of executive function-preschool version parent form,BRIEF-P)评估儿童ADHD症状和执行功能。在相关分析筛选出关系显著的影响因素后,运用Logistic回归方法建立了全局模型。以决策树方法和Logistic回归方法在不同节段下对目标变量ADHD进行分型和预测。结果 (1)影响学龄前ADHD诊断的因素主要为抑制、工作记忆、抑制自我调控指数、元认知指数和量表BRIEF-P总分,多动问题,注意缺陷和多动冲动因子;(2) Logistic回归预测全局ADHD诊断为88. 8%;决策树分析发现,影响ADHD诊断预测节点的因素主要为注意缺陷、抑制和抑制自我调控因子;(3)进一步Logistic回归及决策树分析预测ADHD分型诊断,得出各分型的影响因素和诊断预测模型。结论学龄前儿童的ADHD症状及执行功能可预测ADHD诊断,同时对ADHD不同分型及共患对立违抗障碍(oppositional defiant disorder,ODD)者具有一定诊断预测,提供临床应用参考。

学龄前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主要照养父母的执行功能

目的探讨学龄前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儿童及其主要照养父母的ADHD症状和执行功能特点,并分析儿童执行功能与父母执行功能之间的相关性。方法研究对象为225例符合《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fifth edition,DSM-5)诊断标准的学龄前ADHD儿童,另选115例同年龄正常对照儿童。两组儿童主要照养父母均分别填写成人ADHD症状自评量表(adult ADHD self-rating scale,ASRS)、中文版学龄前儿童执行功能行为评定量表(父母版)(behavior rating inventory of executive function-preschool version,BRIEF-P)及执行功能行为评定量表(成人版)(behavior rating inventory of executive function-adult version,BRIEF-A),然后分别对儿童的执行功能和父母的执行功能进行组间比较,并且对ADHD组儿童与父母之间的执行功能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 (1)ADHD组与正常组儿童主要照养父母在注意缺陷和多动/冲动症状得分及总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 05),但两组间父母的注意缺陷阳性条目数和症状总阳性条目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 <0. 05)。(2) ADHD组与正常组儿童执行功能比较各因子得分及总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 <0. 05),ADHD组儿童父母BRIEF-A中的情感控制、组织条理、行为管理指数因子得分及总分与正常组儿童父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 <0. 05)。(3) ADHD组儿童的执行功能与其主要照养父母的BRIEF-A情感控制、组织条理、行为管理指数因子分及总分呈低至中度正相关(r=0. 20～0. 45,P <0. 01),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ADHD儿童主要照养父母的执行功能总分对儿童的执行功能总分的影响达20. 1%。结论学龄前ADHD儿童主要照养父母的执行功能低于正常对照儿童父母,ADHD儿童的执行功能与其父母的执行功能存在正相关关系,父母可能通过遗传和环境因素影响其子女。

儿童与青少年攻击行为的神经病理机制及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研究进展

攻击行为可分为反应性攻击行为和主动性攻击行为,前者表现为对于威胁或者挑衅行为的愤怒反应,而后者则是为了达到目的而实施的攻击行为;心理病态性特质日益受到关注,表现为高水平主动性攻击行为的特征,是监测攻击行为复发的良好预测因素。儿童与青少年的脑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研究表明,攻击行为在涉及情绪处理的神经环路上存在缺陷,也有研究指出行为的抑制控制和行为的灵活适应也存在异常。文章对两种攻击行为的神经病理机制及其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研究进展进行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