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磨玻璃结节为表现的肺腺癌亚肺叶切除研究综述

手术是肺癌的主要治疗方式。长期以来,肺叶切除术被认为是治疗局部肺癌的标准术式,而亚肺叶切除术,包括肺楔形切除术与肺段切除术,通常只是一种替代术式,应用于无法耐受根治性手术的患者。然而,随着计算机断层扫描在临床中的广泛应用,肺磨玻璃结节的检出频率不断升高,而这一外科标准也逐渐发生了改变。在持续存在的肺结节中,磨玻璃影(ground glass opacity,GGO)通常预示着良好的预后,通常对应着不典型腺瘤样增生、原位腺癌或以附壁生长型模式为主要成分的腺癌等病理改变。大量的回顾性研究表明,对于这类病灶,亚肺叶切除术能够取得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来自日本的一系列前瞻性研究证实了对于GGO主导的早期肺癌,亚肺叶切除术同样是一种可选择的根治性手术方案。随访数据表明,这部分患者术后的生存状况与肺叶切除术相比无统计学差异。该文综述了影像学上表现为GGO的肺腺癌的亚肺叶切除研究进展。

表皮生长因子受体突变型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免疫治疗的研究进展

亚洲人群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突变发生率显著高于西方人群。近年来,以针对程序性死亡因子1(programmed cell death 1,PD-1)及程序性死亡因子配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ligand 1,PD-L1)抗体药物为代表的免疫治疗已成为晚期NSCLC临床治疗方案之一,开启肺癌免疫治疗新时代;然而既往研究报道EGFR突变型晚期NSCLC患者未能从免疫治疗单药中获益,不同EGFR突变型的患者对免疫治疗的响应也存在差异。最新临床研究ORIENT-31中期分析结果显示,免疫治疗联合化疗和抗血管生成药物显著改善了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耐药的晚期NSCLC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为此类EGFR突变型患者提供了新的临床治疗策略。EGFR突变型肿瘤组织微环境呈免疫抑制的状态,通过靶向肿瘤免疫抑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靶点,促进EGFR突变型肿瘤对免疫治疗的响应,获得增效的新免疫联合治疗策略,可以丰富EGFR突变型晚期NSCLC患者在靶向治疗耐药后的临床治疗选择,进一步改善此类患者的生存预后。该文就EGFR突变型晚期NSCLC免疫治疗的最新临床研究进展、不同EGFR突变型免疫治疗效果差异、EGFR突变型NSCLC免疫联合治疗的增敏机制和潜在联合治疗方案进行综述。

运用倾向性评分匹配分析益气养精方对Ⅰ~ⅢA期肺腺癌术后患者生存预后的影响

目的探析益气养精方对Ⅰ~ⅢA期肺腺癌根治术后患者生存预后的影响。方法以2012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胸科医院中西医结合科收治的Ⅰ~ⅢA期肺腺癌根治术后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是否接受过益气养精方为主的中药治疗,分为中药组和对照组;采用倾向性评分匹配(PSM)平衡组间混杂因素,Kaplan-Meier法分析比较两组总生存期(OS)和无病生存期(DFS),Cox回归模型分析预后风险因素。结果①共纳入357例Ⅰ~ⅢA期肺腺癌根治术后患者,按1∶1进行PSM后,成功匹配204例,中药组和对照组均为102例。②PSM前,中药组5年OS率高于对照组(79.7%vs 64.2%,P=0.001),且5年DFS率较对照组更高(60.6%vs 47.2%,P=0.005);PSM后,中药组5年OS率高于对照组(68.6%vs 52.5%,P=0.038),5年DFS率较对照组高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49.0%vs 43.1%,P=0.176)。③PSM后的Cox单因素分析显示,组织学亚型是否含有高危病理因素(P=0.009)和是否服用中药(P=0.046)与OS显著相关;组织学亚型是否含有高危病理因素(P=0.031)和TNM分期(P=0.002)与DFS显著相关。④Cox多因素分析显示,是否含有高危病理因素(P=0.002)和是否服用中药(P=0.030)是影响Ⅰ~ⅢA期肺腺癌根治术后患者OS的独立预后因素;而是否含有高危病理因素(P=0.027)和临床TNM分期(P=0.001)是影响Ⅰ~ⅢA期肺腺癌根治术后患者DFS的独立预后因素。结论Ⅰ~ⅢA期肺腺癌根治术后尤其是组织学亚型有高危病理因素的患者,在西医治疗基础上服用益气养精方为主的中药,可达到延长生存期的治疗效果。

非小细胞肺癌第三代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的耐药机制及治疗策略

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基因是非小细胞肺癌最常见的驱动基因。针对EGFR突变的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s,TKIs)是EGFR突变患者的一线治疗首选方案。虽然第一、二、三代TKIs已经广泛应用于临床,但无法避免的继发耐药和部分初治患者的原发耐药,仍旧给长线用药带来了巨大挑战。一代以及二代EGFR-TKIs的耐药机制研究较为清楚,包括T790M突变、MET扩增、ERBB2扩增、IGF1R上调、AXL活化等。第三代TKIs可克服前2代最常见的T790M突变,但是随其在临床应用的日益广泛,耐药问题正引起广泛的重视,相关机制和治疗策略目前仍在研究中。机制分为EGFR依赖性和非依赖性2种,包括靶基因突变、旁路信号通路激活、表型转化、表观遗传调控以及免疫抑制微环境等。第四代TKIs、联合治疗以及免疫治疗等都是潜在的耐药后治疗方式。

非小细胞肺癌MET基因改变及治疗进展

MET基因在维持细胞稳态、运动和凋亡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肿瘤中,MET基因改变促进肿瘤细胞的增殖、侵袭和转移。在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中,MET基因改变包括MET 14号外显子跳跃突变(METex14)、MET扩增(METamp)、MET融合(MET fusion)、MET酪氨酸激酶区域的错义突变(MET-tyrosine kinase domain, MET-TKD)和MET蛋白过度表达。基于对MET基因及信号通路的认识,研究者们提出了三种靶向MET的方法:MET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 TKI),包括克唑替尼、卡马替尼、特泊替尼、赛沃替尼和卡博替尼;MET或其配体肝细胞生长因子(hepatocyte growth factor, HGF)单克隆抗体,包括依玛妥珠单抗(Emibetuzumab),AV-299(Ficlatuzumab);和MET或HGF抗体偶联药物和双特异性抗体,包括替利妥珠单抗(Telisotuzumab vedotin)和埃万妥单抗(Amivantamab)。本文对MET基因改变及其治疗进展进行述评,以期为MET基因改变的NSCLC患者的精准治疗推荐意见,为解决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的增效和耐药问题提供新思路。

ⅠB~ⅢA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术后辅助靶向治疗研究进展

作为全球死亡率最高的癌症,肺癌的治疗一直是广大医师和患者共同面临的难题。依据分化程度、形态特征和生物学特点,肺癌可分为小细胞肺癌和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两大类,其中NSCLC的发生率占比80%~85%。临床上,NSCLC的常规治疗方案包括手术、化学治疗(化疗)、放射治疗、靶向药物治疗、免疫药物治疗等。对于ⅠB~ⅢA期的NSCLC患者,除首选行手术治疗外,术后还需应用辅助治疗以减少肿瘤的复发和转移。研究显示,在NSCLC的辅助治疗中靶向药物高效且安全,其中最受关注的是针对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基因突变的药物,即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s,EGFR-TKIs)。目前,共有3代EGFR-TKIs药物获批进入临床。其中,第一代EGFR-TKIs在辅助治疗的研究与应用中占据优势,如厄洛替尼与吉非替尼可延长术后患者的无病生存期(disease-free survival,DFS)和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埃克替尼因其可显著延长患者DFS已在中国大陆被批准用于术后辅助治疗。相较安慰剂,第三代EGFRTKIs药物奥希替尼在ADAURA研究中展现出较为明显的DFS优势;同时,术后使用奥希替尼治疗,患者较少发生中枢神经系统复发,术后使用化疗联合奥希替尼治疗则能有更多DFS获益,因此该2种疗法成为ⅠB~ⅢA期NSCLC患者术后辅助治疗的标准方案。而阿美替尼和伏美替尼作为第三代EGFR-TKIs新药,应用于术后辅助治疗的临床试验也正在开展中。基于此,该文对EGFR的结构、EGFR基因突变类型和检测方法进行系统性总结,对临床使用EGFR-TKIs的治疗策略进行介绍,并对EGFR-TKIs在临床使用中可能遇到的问题进行探讨。

非小细胞肺癌PD-L1表达临床检测中国专家共识(2023版)

近年来,随着针对程序性死亡受体1(programmed death 1,PD-1)及程序性死亡配体1(programmed death ligand 1,PD-L1)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中国获批的非小细胞肺癌适应证逐步增多,尤其是辅助免疫治疗及新辅助免疫治疗在临床实践中的不断应用,PD-L1免疫组织化学检测适用人群也随之有所变化。另外,国产PD-L1检测试剂也获批作为伴随诊断。因此,本共识在整合2020版国内PD-L1检测共识基础上,纳入近3年有关临床诊治进展内容,为适应并满足临床应用现状和需求,通过共识会议最终形成8条更新意见,旨在更好地指导非小细胞肺癌PD-1/PD-L1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临床应用中对PD-L1免疫组织化学表达检测的规范使用。随着后续更多研究与临床实践经验和数据的进一步积累,将会陆续进行相关内容的更新和完善。

溶瘤病毒H101联合特瑞普利单抗治疗晚期肺癌肝转移患者:一项早期单臂临床研究(TROJAN 2201)

本研究已在2022年12月7—9日瑞士日内瓦举行的欧洲肿瘤内科学会免疫肿瘤大会上进行壁报交流。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产学研医项目”(18DZ1910102)。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肺癌肝转移患者中的临床疗效远远不能令人满意[1]。

赛沃替尼相关不良反应管理的中国多学科专家共识

MET基因是一种原癌基因,其编码的MET蛋白具有酪氨酸激酶活性。当MET蛋白与其配体(肝细胞生长因子)结合后,能够诱导MET二聚化并激活下游信号通路,在肿瘤形成及转移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赛沃替尼为一种特异性靶向MET蛋白的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可选择性抑制MET激酶的磷酸化,对MET异常的肿瘤有明显抑制作用。赛沃替尼已于2021年6月22日在中国获得批准上市,用于治疗MET 14外显子跳跃突变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MET TKI对于MET基因扩增或MET蛋白过表达的晚期实体瘤患者同样有效,相关的注册临床研究正在进行中。在应用赛沃替尼治疗期间,常见的不良反应包括恶心、呕吐、外周水肿、发热以及肝不良反应等。赛沃替尼相关不良反应管理的中国多学科专家共识基于全国范围的2轮广泛调研,旨在指导临床医师合理使用赛沃替尼,科学防治各种不良反应,提高患者的临床获益和生活质量。

化疗相关性贫血

化疗相关性贫血是肿瘤患者常见的并发症,总体发病率高,但治疗率不理想,是导致患者预后不良的重要危险因素。当前治疗手段有限,且存在血源紧张、红细胞生成刺激剂和铁剂使用不规范、不良反应多、治疗费用高等各种不足。临床工作中需要根据指南评估病情和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合理有效地早期干预,积极开发早期监测手段及新型药物,以期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改善临床预后,减轻疾病负担。

单孔胸腔镜下左肺上叶切除术:解剖平面法

电视胸腔镜外科手术(video-assisted thoracic surgery,VATS)在早期肺癌手术中的治疗价值目前已经得到大家的广泛共识[1,2,3]。近年来,单孔腔镜技术随经验积累已经较广泛的开展和普及。相比传统腔镜手术,单孔技术可减少切口创伤,从而可能改善术后疼痛和患者体验[4]。另一方面,三维可视化系统也逐渐应用于VATS手术,与传统的二维VATS相比,可提高可视化深度,增加操作的精细程度[5]。有报道指出,在接受VATS术的患者中,三维内窥镜视力对围手术期或肿瘤学结局或成本没有明显影响,但它可以减少手术时间(减少了17%)[6],目前单孔VATS和三维可视化技术结合下的精确早期肺癌切除,是一种安全可行的技术[7,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