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学新藏地方历史文献的分类法及其依据

基于上海交通大学新藏地方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的需要,本文讨论地方历史文献分类法的设计及其理论依据。使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分析近年来历史文献数据库的应用需求及地方历史文献的研究主题,并说明分类法在文献研究与数据库开发中的意义。针对地方历史文献的分类提出四项原则:1.以文书性质为主要依据;2.提高批量处理效率;3.分类概念间不相容;4.提高二次检索效率。依据以上原则提出包含10个一级类目的地方历史文献分类法。

近代上海医官对霍乱致病论的认知与分流——以江海关和工部局为中心(1869—1896)

1884年前后,德国细菌学家科赫在埃及和印度的霍乱调查与上海工部局对霍乱的实验室检验几乎同步进行。科赫倡导的“单一细菌致病论”与德国公共卫生学家佩登可夫提出的“环境-细菌”复合致病理论,这两派学说的辩论已成为欧洲医学界的经典公案。19世纪80年代之前,上海工部局卫生官亨德森和《海关医报》主编哲美森均深受瘴气论影响,甚至《海关医报》本身可以部分视作哲美森为工部局所作公共卫生计划的延伸。上海在1882—1885年间反复爆发的霍乱疫情,推动科赫和佩登可夫的理论分别影响了亨德森和哲美森对霍乱致病论的认知,从中可以略窥晚清上海工部局卫生官和海关医官在传染病认知方面逐渐从相似走向分野。同时,可借此论证上海医官之经验在近代流行病学理论建构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可见,近代上海已然成为国际医学界理论传播、辩驳与验证的重要场域。

上海商人、人民币贬值与政府形象之塑造(1949-1950)

本文通过常见数据的拆散、重组与分析,证明陈云的观点是正确的——1949-1950年两年中的人民币贬值,主要是人民币发行过多所造成。这两年的通货财政,虽然是陈云财经政策的一部分,但其中所包含的反通货膨胀,亦暨对于通货财政的自我纠正,同样也是陈云财经政策的一部分。通货财政以及其中包含的反通货膨胀,被陈云自己描绘成激烈的阶级斗争,被他人描绘成新政府的丰功伟绩。

历史时期芍陂水源变迁的初步考察

水源是芍陂存废及其灌溉功效发挥的关键性因素。芍陂史上有淠水、肥水和龙穴山水三源,三者经历了递相兴废的变迁过程。淠水在两汉时为芍陂主源,但乃后淠源泥淤;隋唐时,情况趋劣;宋元时,淠源严重淤塞,并于明前期完全淤废;清末虽有修复淠源之议,但因事艰工巨,终而无果。肥水水道在北魏以后湮塞。龙穴山水从唐代开始,即为芍陂重要水源,惟因其水量有限,加之所经地区民人"决为沟渠"等行为的影响,其来水难以保证芍陂的蓄水和灌溉需求,因而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唐宋以来芍陂生态负向变迁的趋势。芍陂水源变化与历史时期地方豪族占陂为田并导致陂塘的萎缩,在时间上具有一致性,表明水源的日益衰微导致陂塘蓄水不足,给豪势之家占陂为田提供了可乘之机,这是芍陂衰微的根本原因。

中国历史时期的环境变迁及其原因初探

中国历史上的环境变迁,始于秦汉,从北宋中期开始,中国环境质量整体趋劣。且其变迁又有显著的区域性,从全国宏观方面而言,环境最先受到严重破坏的是黄河中下游地区,宋代以后特别是有明以来,南方生态环境遭受空前的破坏。环境变化原因,主要为人口疾速增长下土地资源的失当利用。为满足剧增人口的生存之需,人们不疲倦地向自然索取,无限地垦辟耕地,毁坏植被,于是,大自然以其特有的方式"回报"社会,以致各类自然灾害频仍发生。因此,中国环境的变迁,除自然动因外,根本原因则在于"人为"。

1870-1940年上海公共租界的死亡登记与死亡主因

上海公共租界由官方主持的现代意义的人口死亡登记,始于1870年。从人口死亡记录的质量来看,侨民较好,华人死亡记录虽然存在缺点,但仍可供分析。1874年到1940年,传染病在侨民各种死亡人数中所占的比重,平均为31.43%,这与民国时期江南地区一致。华人所占比重比侨民要低,这与统计隐漏有关。从长时段波动性来看,虽然都呈现出平均线上下的较大波动,但华人波动性明显大于侨民,特别是在战争期间,说明社会变动对于外侨的影响比华人要小得多。

疾病史视角下的云南与世界体系——以现代鼠疫防治制度在云南的确立为例

随着19世纪后半期及其之后红河航道的兴盛、海关的开埠、滇越铁路的修建、滇缅公路的打通,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国际战略地位的变化,以及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与沿边国家间的人流物流,云南在交通、经济和国际格局等方面不可避免地纳入到了世界体系之中。与此同时,来自东部沿海地区和世界上的鼠疫流行病学前沿知识,迅速传播到原本略嫌孤立的边陲之地;抗战时期所建立的防治体系和所采用的防治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保持同步;面对查找疫源和防范境外鼠疫输入等新问题,采用了不同于之前的新的方法。现代鼠疫防治制度在云南的确立,也是云南纳入世界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的方法论

"党史"研究应当抓大放小,以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政策与重大事件作为研究对象,倾全力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各项重大纲领、政策、方针与运动,用复杂的研究方法全面阐释重大政策及历史事件的决策过程和影响深度。

1世纪至20世纪中期上荆江流域河道与水环境变迁——基于荆江洪水位历史变迁的考察

清中叶以降,清宫档三汛(桃花汛、伏汛、秋汛)安澜奏本中所见荆江洪水位开始日益上涨,咸丰、同治年间,藕池、松滋决口向洞庭湖分流后,水势稍有缓解,至光绪年间复又急速抬升。不断上涨的洪水位对江北入江河流造成了两方面影响:其一为河道的变迁,其二为水环境的变化。在沮漳河流域,涉及长江百里洲的变迁,沮漳河入江口的变动,长江主泓迁移,下百里洲靠岸及洲尾东摆引发沮漳河下游延长,以及山水、江水相互顶托造成水环境淤积。在玛瑙河流域,则表现为荆江洪水位抬升对河水的顶托现象,导致入江尾闾沼泽化。

同御外而崩于内:《时务报》时期的汪康年、梁启超关系探究

《时务报》时期,汪康年与梁启超的关系产生剧烈的转变。办报之初,基于共同理想,两人的关系十分融洽,尤其在《时务报》的激进言论触怒张之洞以后,汪、梁更是相互包容、支持,共同抵住了来自张的一次次打击。后来,黄遵宪因报馆管理上的分歧欲让汪康年放弃总理之位。这本与梁启超不相干。然而,离沪赴湘以后,梁启超受到黄遵宪的影响而逐渐敌视汪康年,加之康有为欲控制《时务报》以宣扬“康学”,梁启超便出面争夺办报权。自此,二人关系破裂。汪、梁能够合力抵御来自张之洞的打击,却在诸位同道中人的鼓动下走向背离,这不能不说是维新诸君极大的悲剧。

昆明城市排水系统初探(1681—1949年)

清代昆明城区的排水系统主要由城内外两个方面构成。城内的主要街道都有排水沟。这些排水沟将雨水、污水排入护城河,城外护城河都与天然河道相连,从而达到将城内洪水排往城外的目的。近代以后,昆明城市排水系统进一步发展,开始出现现代的水文观测以及制定详细的法规,一定程度上具备了科学规划、功能明确、雨污分离等现代排水系统的特点,虽未能完全避免城市内涝,但仍具有重要意义。

英国议会《汉萨德辩论》数据库(1803-1878)研究

英国《汉萨德辩论》在1803至1878年间实现从私人出版物至半官方出版物的转变。在下议院议员对议会辩论报告的要求经历“一份议会辩论报告”到“一份权威的”再到“一份官方的议会辩论报告”的转变的同时,小汉萨德对于设立官方辩论报告的态度也发生转变。由于《汉萨德辩论》的读者始终相对有限,英国政府得以采取政府购买和资助《汉萨德辩论》的政策,调整它的出版计划、出版内容、编排方式、编排工作,最终将其收入半官方的管理体系中。这是汉萨德公司与英国政府共同作用的结果。

送户票与收粮字:土地买卖的中间过程——以浙江松阳石仓为中心

石仓的"送户票"与"收粮字"所反映的土地交易中间过程,证明了浙南山区地权之分化。虽然当地并无"田底"、"田面"或"田骨"、"田皮"之称谓,却有"田底"与"田面"分化之事实。"田面"之出卖,本质是抵押。由此而推论,只要存在土地的信贷市场,就一定存在"田底"与"田面"之分化。从这一观念出发,我们对于中国乡村地权分化及其相关问题,就有了完全不同的认识。

都天与木莲:清代云南鼠疫流行与社会秩序重建

在清代云南长达125年的鼠疫流行史中,云南各地一直在积极寻求各种应对的方法,特别是从中原、汉族和中医中引进。到鼠疫流行末期,都天信仰和唱木莲戏因能"制止"鼠疫而为民众所普遍接受。在受汉族影响较深的区域木莲戏盛行,四境地区则以都天信仰为主,这种分布上的差异缘于民众"地鬼"和"天鬼"观念上的差别。欧洲"黑死病"是欧洲中世纪和近代的分水岭,而在云南,都天与木莲除了驱鬼功能外,还提倡"孝道",鼠疫流行非但没有促进社会变革,相反还强化了传统的孝道观念。

粮仓、市场与制度：统购统销的准备过程--以江津县为中心的考察

1951年底陈云开始酝酿"粮食统购"问题,中国共产党决心实施粮食的统购统销。1952年,由于受到资金短缺等因素的限制,江津县政府未能在粮仓建设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但在打击私商、清理财经干部与调整财经机构方面取得了显著效果,初步控制了粮食的加工与销售市场。这些未完成与已完成的准备工作,一起构成统购统销的准备过程,并逐步引导中国农业经济乃至整个中国经济步入计划经济时代。

新中国成立初期土地改革中“工商业兼地主”的政治身份认定——主要以南昌县为例

"工商业兼地主"的主要成分不是地主,而是工商业家,确切地说他们是"工商业兼土地业主",且在政治上享有"公民权"。在南昌县土改中,对"工商业兼地主"的政治身份认定,由于采取了冲击、清算与剥夺的方式,最终沦为了"地主"。土改中不断出现的侵犯工商业问题并不是群众单向的利益诉求导致的,而是自上而下综合作用的结果。

后炼铁时代的石仓转型:以《阙翰鹤雇工账本》为中心(1837～1870)

本文利用浙江松阳石仓的《阙翰鹤雇工账本》,配合阙翰鹤其他账本及买地契约,描述了道光后期炼铁业衰退以后,石仓阙氏进行的农业转型与科举转型。石仓阙氏的农业转型可称之为"产业降级",难有出路;科举转型则可称之为"文化跨越",又为阙氏力所不及。这就注定炼铁业衰退后石仓阙氏的转型仍然无法改变家族经济衰败的命运。

从石仓土地执照看花户内涵的衍变与本质

"花户"是历史人口史料中的常见名词,相应户数的记载亦往往作为人口数量研究的重要参考依据。然而,"花户"的概念,史书中却并没有明确统一的定义,故而关注此问题的学者只能从与其相关联的记载来探求"花户"的内涵与实质。但是资料的零散性以及个人理解的不同往往会导致对"花户"本质认识上的偏差,进而会导致"花户"数量记载的误用。所幸新近发现的"石仓文书"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契机。笔者的研究发现,"花户"与人户的对应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而土地田产是其存在的根本依据。从本质上来说,"花户"并非实际存在的人户,而是田赋征收机构统计在册的纳税单位。

地方权势演变与康熙中叶鄂东大族的宗族实践——以黄冈靖氏为例

康熙中叶上承明末清初乱世,下开雍乾嘉道承平,既是一个社会文化规范与国家秩序转型的重要时代,也是一个国家礼仪制度转变与地方宗族发展的关键时期。康熙中叶地方大族的宗族实践,是一个更长时期以来家族在地方社会的权势累积及其崛起背后的具体社会机制相互作用的结果。康熙中叶以后地方大族权势演变的结构转型,在相当程度上引领着地方宗族文化规范的前进方向。地方宗族建设的规范化与正统化,并不完全取决于宗族内部权势人物的身份与地位,还与国家所倡导的宗族意识形态在地方上的渗透过程,以及宗族建设倡导者的个人经历、学问渊源有着极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