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需求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模式机制研究——跨部门跨层次激励内部协同视角

针对当前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上下有脱节、内部少协同、内外缺联动等问题,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尤为重要。基于当前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研究现状,论文提出跨部门跨层次激励的内部协同视角并探究重大需求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协同机制与模式。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自身构成、组织方式和国家战略体系的能力绩效3个维度考察重大需求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内部协同的潜能优势,从事前、事中和事后3个阶段阐明重大需求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内部协同的作用机制,从而分析指出先军领导追随型、战略联盟合作型、开放自由组合型、平台共享驱动型、应急动员指令型等重大需求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协同模式。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剖析集成电路产业发展重大需求强化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科技力量的实践举措。最后,从加强党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集中统一领导、以“专项小组”推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完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的法治保障、构建和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数字平台等4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国家创新平台高质量发展的“军民融合”视角:内在机理与优化建议

国家创新平台是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实现强国强军的战略支撑和重要载体,发挥“军民融合”作用推动国家创新平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当前研究现状和问题挑战,提出国家创新平台高质量发展的“军民融合”视角。在明确国家创新平台高质量发展概念内涵的基础上,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维度阐释“军民融合”何以能够推动国家创新平台高质量发展:(1)宏观上,国家创新平台利用军民两大战略体系,强化战略能力;(2)中观上,国家创新平台响应军地需求,链接军民多方主体;(3)微观上,国家创新平台促进军地资源要素融合,推动军民协同创新。最后从战略牵引、政策导向、市场拉动、军民协同出发,提出“军民融合”视角下国家创新平台高质量发展的优化建议:(1)坚持战略引领,统筹战略部署与军地谋划;(2)坚持政策导向,政府协调与制度保障衔接;(3)坚持市场拉动,需求引致与采购激励并重;(4)坚持军民协同,加强资源整合与开放创新,以期推动国家创新平台高质量发展。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战略内涵与时代价值——以复杂适应性变革为分析框架

当前世界安全风险复杂交织,以大国博弈为底色,科技竞争为前端的新国际安全竞争日益显现。以复杂适应系统为分析框架,从国家的能动行为以及对安全体系的优化出发对总体国家安全观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总体国家安全观能够科学把握和应对国际安全形势变化,能动塑造全民国家安全意识,积极推动构建国际安全新秩序;从路径来看,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领域安全塑造总体安全,社会安全支撑国家安全,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功能实现逻辑;从治理效能来看,总体国家安全观有效推动国家安全体系内外联动,实现政治统合对高效治理的支撑,促进政府规制对社会参与的体系化吸纳。基于由内及外的安全赋能,以及由外及内的韧性建设,总体国家安全观将有效助推中国国家安全体系与能力现代化。

致力高水平国家工科基础课教学基地建设

我校国家工科物理教学基地建设工作自 1 996年底启动以来 ,我们以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为指导 ,围绕基地建设目标 ,按照总体规划 ,综合考虑、系统设计、分步实施 ,在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教学手段与教学方法改革、教材建设、一流实验设备与实验环境建设、发挥示范辐射作用等方面取得了一批实质性成果 。

“国家治理与文化治理能力建设”研究笔谈

文化具有治理性。文化产业的治理性是文化治理性的延伸和发展。政治治理、经济治理、文化治理是国家治理发展的三阶段,实现从政治治理、经济治理向文化治理发展是国家治理的必然趋势。发展文化产业具有治理国家危机的性质,而且应当把国家文化治理能力的建设作为中国发展文化产业和实现文化强国的战略出发点。发展文化产业是在中国社会发展进入到一个全面变革和转型的大变革时期提出来的,是为解决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遭遇到的矛盾和障碍提出来的,是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用开放促改革的过程中提出来的,是在社会主义事业遭遇到苏联和东欧阵营的集体性解体的危机中提出来的。也就是说,发展文化产业的国家战略决策是为一系列国家战略需求服务和克服与解决国家危机而提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文化产业具有治理国家危机的性质。通过发展文化产业治理国家危机,这就是本文的"国家文化治理"意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不仅提出了解放生产力的发展方向,而且也提出了重建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的任务。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既是对文化生产力的解放,同时也是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文化管理的重构。中国经历了一个从不提文化产业,到肯定文化产业,再到大力发展和加快发展文化产业的政策转变过程。这不仅是对文化产业态度与认识及其政策的一般性转变,而且是国家治理观和国家文化治理观的一次深刻变革。文化产业具有治理性。文化产业的治理性是指通过发展不同形态的文化产业,建构满足不同人群精神文化消费需求的精神文化生产格局,进而通过这种格局的建构,实现不同阶层参与文化生产与传播的投资需求,从而实现人们普遍的文化权利与权力,并通过这一权力格局形成,建构具有不同文化诉求的精神政治秩序。国家文化治理能力是被生产出来的,同时,也是基于一种在文化创造过程中改变自身、重塑自我所形成与建构的力量之上展示出来的文化自信和文化发现。网络视听、区域发展、国有文化企事业、技术创新和文化产业政策发展,是当前我国国家文化治理领域里的重要课题,同时也是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没有文化和文化治理体系以及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没有也不可能有完整意义上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祁述裕等人的《网络视听产业发展亟需优化监管方式》、李炎的《区域文化发展与国家文化治理》、陈少峰的《国有文化企事业改革与国家文化治理》、于小涵的《技术创新与政府行为双重驱动下的数字创意产业实践》和詹一虹的《"十三五"时期推进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发展的思考》,对当前我国文化治理领域中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论述,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一重大课题极具参考意义。继续深入讨论这一课题将有助于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治理理论,推进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

非传统安全与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研究新范式——兼论“第三种安全”

非传统国家文化安全是一种基于文明的安全形态。由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创新能力直接影响和规定了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认同和发展,因此,关于国家文化安全的界定和认知,就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以"意识形态"为唯一内容的狭义的国家文化安全和衡量标准,而是一个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广泛涉及一个国家文明传承、国家发展和文化认同的国家文化安全,因而是一个"基于国家文明传承和文化创新"的国家文化安全。中国的文化发展正在进入一个以民族复兴和国家崛起"双重历史任务"的战略发展新阶段,"复兴—崛起困境"构成了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研究的新范式。不直接以国家安全为目的的而涉及整个人类安全的"安全域"——既非传统、也非非传统安全——正在构成"第三种安全"。

发展型国家模式及其转型

发展型国家模式是后发展国家在二战后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一种战略模式,这种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道路的模式,一度被认为是后发展国家实现“赶超”目标的主要手段,但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遭到重创。随着东亚奇迹的结束和全球民主化的转型,人们对以东亚地区为代表的后发展国家的发展道路开始总结,特别是对这些国家经济成就背后的重要制度因素即发展型国家模式进行了剖析和反思。本文对什么是发展型国家、发展型国家的主要特征以及如何超越发展型国家模式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并认为一种后发展型国家模式正逐渐形成。

基于丝网传感器的棒束通道两相流实验研究

为研究压水堆棒束通道内气液两相流型特性及演变规律,基于双层丝网传感器(WMS)在常温常压下开展了3×3棒束通道内的空气-水两相流型测量实验,流型包含泡状流、泡-帽状流和弹状流。结果表明:常温常压下横向升力方向发生反转的临界气泡直径范围为4~5.8 mm。此外,对于泡状流,气相表观速度较低时,空泡份额呈现“壁峰”分布;气相表观速度较高时,呈现“中心峰”分布。对于泡-帽状流,相邻子通道内,帽状气泡交叉分布,并引发液相在相邻子通道间的大尺度交混,空泡份额呈现“中心峰”分布。对于弹状流,大尺寸气泡沿轴向发展会跨越子通道间隙并聚合为弹状气泡,空泡份额“中心峰”分布更为明显。将实验数据用以评价部分漂移流模型,其中Bestion漂移流模型因高估漂移速度,导致空泡份额预测结果偏小;Ozaki漂移流模型对空泡份额预测较为精准,其平均相对误差为9.8%。

国家实验室如何走军民融合发展之路?——基于美国国防部MIT辐射实验室的实践

国家实验室已成为支撑国家重大科技战略的前沿阵地,然而在国内外安全形势的变化下,如何发挥其军民融合的带动作用,推进科技创新与国防建设相结合,已然成为我国当下国防科技战略发展的迫切需求。通过阐述军民融合战略思想,分析国家实验室坚持军民融合发展的理论基础、参与主体及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以美国国防部MIT辐射实验室为研究对象,采取案例研究方法对其军民融合发展阶段进行分析,并探讨其军民融合发展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MIT辐射实验室以服务国家安全为设立宗旨,依托国防部的项目支持参与众多涉密性军工研究计划;其军民融合发展大致经历军地合作商讨、项目研究及成果转化阶段;军方、政府、军民企业等作为MIT辐射实验室参与军民融合过程中的互动主体,在吸收民间资金、招揽多方人才、军民技术两用及利益共享中参与军民融合系统运行及创新活动,并提出国家实验室融入“军民联合体”的全新思想观点,为国家实验室坚持军民融合提供了优化方向,有望为国家实验室贯彻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提供帮助。

国家重点实验室科研资源投入与产出的关系研究

增加科技资源投入是提升实验室产出的有效途径。然而,目前鲜有实证研究以国家重点实验室为对象进行科研资源投入与产出的关系探讨。现基于2009—2018年15个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数据样本,探讨实验室的科研资源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并分别构建了多元线性回归方程模型。研究表明,科研资源投入对于科技论文产出与科研项目产出具有不同的影响。其中,学术对外交流及实验室开放程度对科技论文产出具有显著影响;而实验室人力资源投入、学术对外交流、研究经费投入、基础设施投入及实验室开放程度均对科研项目产出有显著影响;且实验室人力资源投入、学术对外交流与基础设施投入对科研项目产出的影响较大,呈现出线行的正相关关系。且可为实验室运行管理提供借鉴。

以国家治理促文化产业成长

调整与优化文化产业结构,提升文化产业发展质量,不仅将影响各地文化产业发展的现代化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而且还将直接影响我国文化产业＂十二五＂时期的发展水平和发展质量,为＂十三五＂时期推进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与雄厚的文化产业基础。

人口政治与普查功能:一个解释国家治理的新理路

人口的政治意蕴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对人民主权的尊重使人口变成了政治视域下的集体生命,无法被左右,更无法被控制,成为国家治理的对象。在人口诉求表达不充分的政治现实下,人口普查不仅是一项有关国情国力调查的庞大社会工程,更从时间维度、区域维度、内容维度构成了发现国家治理议题的又一重要路径,促进了国家治理的发展。从人口普查发起的国家治理蕴含着一套从模糊到清晰、从数字到行动、从基础到创新、从现实到未来的运作逻辑,影响着国家发展的方向与节奏。深刻反思生命政治在国家治理中的应用,明晰人口的内涵流变,阐述人口普查的政治意蕴为国家治理的进一步升级提供着力点,为解决实践问题提供参考。

超大城市基层应急治理现代化路径研究——以上海市浦东新区为例

超大城市的基层应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2020年新冠疫情的实际考验中,发挥了维护基层社会稳定和谐和居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作用。当然,与基层应急治理现代化目标而言,也面临诸多挑战。以上海市浦东新区基层应急治理为案例,分析了目前基层应急治理的现状与问题,并从三个方面十个举措提出了推进浦东新区应急治理体系优化的路径。

总体国家安全观下城市社会安全的全链条治理

推进国家安全体系与能力现代化,需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在各方面全过程坚持系统性思维。风险社会下城市社会风险挑战不断增多,社会安全复杂性增强。基于复杂系统理论分析,城市的总体性特征是典型的复杂巨系统。城市社会安全治理越是趋近于精细,越是趋向于复杂,并且由于治理对象变化迅速,组织与环境独特性的存在加剧复杂。社会安全治理潜在问题突出且可能产生不良后果,需要走向全链条治理,以此来提升城市社会安全治理的总体性,具体包括提升城市巨系统的敏捷性、增强城市的系统性监测能力、增强社会安全治理的协同性、提升城市社会本体韧性以及构建多层次社会安全网络。

沿海省份城市发展活力评价及其互动关系研究——以副省级城市为例

以德鲁克社会创新为理论基础,基于城市内三大行为活动主体构建包含人居环境、营商环境、治理环境系统的发展活力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多因子分层动态激励模型对2006—2020年我国沿海省份8个副省级城市的发展活力进行评价,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和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分别测度并分析3个子系统间的耦合协调情况和互动关系。结果表明:(1)各城市的发展活力由高到低依次为广州、深圳、杭州、南京、青岛、宁波、大连、厦门,城市间发展活力综合评价结果两极分化明显,营商环境是影响城市发展活力提升最重要的因素,人居环境次之,治理环境最小。(2)8个城市的耦合协调级别不高,整体处于失调类型。(3)3个系统间相互作用,但其发展水平主要受自身影响。其中,人居环境系统显著受其他两个系统影响;营商环境系统受治理环境系统影响较强;治理环境系统主要依靠自身调节,受其他系统的影响较小。

基于数字孪生与元宇宙的能源互联网认知系统论(二):面向复杂系统涌现现象的虚拟仿真推演框架

复杂性是能源互联网的重要特征与演进趋势,复杂性及其所伴随的涌现现象往往使得基于机理模型(白箱子)的仿真、分析、推演方法不再适用于复杂系统。得益于数据科学、仿真技术、孪生技术的共同发展,虚拟孪生技术成为应对复杂系统的利器。面向复杂性,该文对虚拟孪生技术及其应用前景进行探究,并重点讨论虚拟孪生系统的基本特性、支撑理论、技术体系、建设流程及其案例分析等,进一步提出基于虚拟仿真推演技术的涌现现象认知框架。该工作一方面为在能源系统中开展虚拟孪生工作提供参考借鉴,另一方面也有益于虚拟孪生技术的推进。

小样本学习技术在新型电力系统中的应用与挑战

数据驱动已成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及其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范式,相关算法在负荷预测、状态检修、多主体调控等多项业务中展现出优越的工程效果与应用潜力。然而,实际工程数据往往面临着样本不足、样本不平衡等问题,制约了数据驱动算法的最终效果。因此,需要借助小样本学习来应对这一挑战。文中从数据、特征、模型3个层面探究了小样本学习技术,综述并分析了相关技术在场景生成、故障诊断、电力系统暂态稳定评估等业务的应用现状,并进一步指出小样本学习技术在新型电力系统中所面临的不足与挑战。

新型举国体制推动军民科技协同创新:内在逻辑与实践进路

新型举国体制是传统举国体制在新时代的适应性转型,在国家竞争日益加剧和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新型举国体制成为发挥中国制度优势、破解关键核心技术难题、实现国家战略任务的重要抓手。如何探索新型举国体制的实现方式,尤其是在国家安全、军民融合等重大战略领域满足国家战略需求,已成为当前亟需回答的重要课题。鉴于此,在深入分析新型举国体制推动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的内在逻辑及创新要素基础上,从组织体系及实现机制两个层面构建新型举国体制推动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的分析框架,并通过对军民协同推进新冠疫苗研发的全景式回顾进行案例探索,揭示新冠疫苗研发的中国经验——以新型举国体制为制度优势,以定位“国家重大战略任务”为前提,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发挥军民融合的战略支撑作用,释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力的中国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