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违”与权力-市场关系的变动--控制观视角下的非正规租房市场研究

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大都市中普遍出现的非正规低租金住房租赁市场,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了落脚城市的容身之处,亦形成了中国"城市奇迹"的特色之一。但这种局面因近来政府的"拆违"工程而发生了变化。"非正规性"对于城市治理者到底意味着什么?"违规"住房租赁市场在城市中逐步形成又被强势取缔的治理逻辑是什么?在既往的城市治理研究中,研究者基于控制权理论,多侧重于从政府间关系来解释基层政府的"剩余控制权"行政逻辑。而借用"控制观"的理论视角,对上海市城乡结合部一处非正规低租金住房租赁市场进行田野调查,可以发现非正规市场也是"剩余控制权"的一种实施场域,在其中基层政府通过与非正规市场的互嵌从而对项目制中的指标体系做出应对。可见,通过市场进行社会治理的模式不只存在于顶层利益集团与政府间的法团合作,同样存在于基层政府与非正规住房租赁市场之间的互嵌治理。

论新时代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

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内在支撑。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反映了新时代对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回归的迫切需要,也是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中国梦的现实要求。现阶段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需要深化教育改革,加强文化传承与人才创新培养;充分利用新媒体,大力宣传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健全激励机制,提高劳动模范和大国工匠的经济待遇和社会地位;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推动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在企业层面的回归;完善制度设计,护航创新创业。

政协协商在协商民主体系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专门性、示范性和引领性

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既是推动具体的协商民主形式由“分散”发展到“整合”发展,形塑发展合力的主要途径,也是人民政协发挥作用的主要场域。“专门性协商平台”作为专属于政协的“标签”,体现了其在协商民主体系中的独特地位。地位的实现与巩固离不开作用的有效发挥。一方面,政协依托其在协商民主体系中的“枢纽”效应,通过与党政机关、基层组织和社会公众开展政务性协商、事务性协商和社会民生性协商等,促进各具体协商形态之间的良性互动,协同共进。另一方面,以这种“枢纽”效应所产生的模式示范作用为基础,政协协商通过制度层面的理论探索、制度示范等实现对协商民主体系的制度性引领。

对新型政党制度理论的四维审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政治制度中极具特色的组成部分。该制度在理论上可以体现为四个层面:一是制度结构,包括两个子系统,即多党合作系统和政治协商系统。前者属于党际互动范畴,后者属于在党际互动基础上拓展出来的政治参与范畴。二是制度载体,即人民政协在国家政治体系中所应扮演的角色定位问题,即人民政协可定位为履行协商、参政和监督职能的"准"国家机构。三是制度地位,我国的政党制度作为基本政治制度孕育了新中国的诞生,体现了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的制度安排,也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四是制度效应,即我国的新型政党制度在民主政治建设和现代国家治理中所释放的影响力:规范参与、调和多元、优化竞争。

论我国参政党的代表性转型

政党的代表性问题是任何政党制度建构的前提和基础性问题。我国参政党的代表性是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内容。实现象征性代表与行动性代表的有序衔接和良性互动是参政党代表性问题的实质所在。当前,我国社会利益关系结构的分化重组冲击着各民主党派的传统社会基础,也造成了其代表性的转型困境:一是“强”代表与“弱”代表交叠形成的代表性失衡;二是界别交叉和代表性交叉形成的代表性趋同;三是象征性代表与行动性代表悖论形成的代表性虚置。新时代赋予了参政党更高的要求和使命,这迫切需要民主党派在代表性方面转型升级,通过健全党派代表性的相关机制建设,使其从象征性代表走向行动性代表。

中国特色协商治理理论的逻辑证成与实践面向

协商治理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传承自中国传统政治智慧,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执政党、参政党和政协为重要主体,全方位多层次涵盖各类公共事务,以协商民主为主要途径,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品质,体现平等、包容和团结的价值意蕴。中国特色协商治理体现了原则性和包容性、发展性和稳定性“、硬法”之治与“软法”之治的有机统一。就实践层面而言,中国特色协商治理的实践基础包括政治、法治、系统、可操作性和能力等几方面的先决性要件。目前的协商治理已形成资政性、决策性和混合型协商治理科学体系。但还存在权威性不足,主体间角色和资源配置失衡,协商参与动机偏弱,协商过程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程度不高,基层社会协商治理效能薄弱等不足。为此,应从话语体系建设和制度建设两个层面加以推进,强化政党权威,推进基层协商治理现代化,加强和完善制度建设,提升主体结构的包容性程度,探索社会组织参与协商治理的有效路径。

公共服务合同外包中的政府责任机制:解构与重塑

公共服务合同外包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政府改革的重要趋势之一。实践表明,合同外包在缓解政府财政压力、提高服务效率、改善服务质量、赋予公众选择权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优势,但也深刻地影响了传统公共服务提供体系的政府责任机制。深入剖析合同外包对传统政府责任机制的解构与影响,有利于我们理性考察和审视公私混合型公共服务提供体系中正在形成的新的责任机制。

从分工到整合:城市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内生逻辑与治理路径

当代中国,城市政府作为城市治理的主体和主导力量,承担着城市公共服务供给的职能职责。如何实现城市的有效治理,为全体居民和企事业单位提供全方位有机配套、公平正义以及'无缝隙'的整体性公共服务,提升居民生活品质和改善企事业单位发展环境,进而增进公共福利与公共利益,推进城市可持续'高质量发展',这是摆在我们面前一项重大而现实的课题。城市公共服务有效供给及其治理,与城市政府组织结构及其职能划分密切相关。合理的组织结构及其职能划分,是城市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基本前提和根本保障。为此,需要我们对当代中国城市政府组织结构及其职能划分进行检视,进而探寻城市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内生逻辑与治理路径、技术工具,推进城市政府公共服务组织结构及其职能划分从'分工'走向'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