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疫情电影比较——以《传染病》和《流感》为例

2020年由COVID-19病毒引发的疫情全球化发展,截至5月18日全球已有确诊人数471.3万人。“疫情”成为一个全球化的话题,疫情引起的各种新兴生态和对经济的影响将是持续一段时间世界所关注的重点。“疫情”电影已经有较长时间的发展。历史上著名的传染病电影《卡桑德拉大桥》(1976,英/意/联邦德国)1980年由上海电影译制片厂译制后曾在中国公映,有较大的影响力。

从生态批评视角看纪录电影《零零后》

从2006年开始,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同道带领团队开始拍摄芭学园的孩子,以及离开芭学园之后这些孩子在小学、中学的成长历程,陆续制作了多部纪录电影和电视纪录片:《小人国》《成长的秘密》《成长的秘密之小学时代》等等。近期公映的纪录电影《零零后》则是在十多年拍摄的基础上,以池亦洋和柔柔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十多年的成长为表现对象,展现他们的成长轨迹。

中国早期电影中的寡母如何获得话语权

中国早期电影中的寡母形象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寡母教子"的故事,从而掀开了中国电影史上有关寡母叙事的篇章。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虽有大量新观念涌入,女性的社会地位也得到一定的改善,但传统思想依旧力量强大。本文通过对这一时期影片中寡母形象的整体梳理,在所呈现的总体特征中将《娼门贤母》与《神女》中典型的两类不同寡母形象进行对比,探究在男权社会下被遮蔽的女性话语权是如何发展进步的,以及其所具有的社会意义。

从影戏到电影——中国电影理论的萌芽之路

传统戏剧与电影一直以来都是以两种独立的艺术形式而存在的,在表现手段、制作技术、观看方式上都各有特点。但在中国电影萌芽之前,存在已久的影戏艺术在艺术核心、制作技术、观看特点等方面与早期电影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在中国电影的萌芽阶段甚至是萌芽前,影戏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基于影戏与电影在艺术手段、技术手段、表达方式等方面的异同,浅析从影戏到电影的演进历程。

《大李小李和老李》浓淡适宜的海派生活画卷

传统的海派电影侧重二元冲突模式,＂在冲突的营造上,擅长于以贫/富、都市/乡村、善/恶等二元冲突模式呈现普通市民的生存困境,与他们在这种困境中渴望、挣扎与求生策略。而《大李小李和老李》中,则精准地从上海的文化性格中选择人物个性,塑造角色,通过性格的冲突来设置二元冲突,并让第三人成为中和的力量和电影的主角。

浙江平湖电影文化“在地性”初探

浙江省平湖市毗邻上海,行政级别为县级市,其电影文化深受“摩登上海”影响。从中国电影业起步时期到当代院线化改革,平湖电影文化发展“在地性”要素历经变革,从成为“小上海”的单纯愿景,发展为地缘性文化特色。平湖市观影场所与电影受众这两方面,展现出作为“邻沪县城”的普遍性与特异性,为县级城市电影文化建设提供可能的参照。

2021春节档:新观众群体价值观的变化及对新电影类型的期待

对2021年春节档最有影响力的《你好,李焕英》《唐人街探案3》《刺杀小说家》等几部影片艺术特点、主流受众心理及价值观念进行研究分析。春节档最受欢迎的《你好,李焕英》,反映了一代甚至两代人都有强烈共鸣的价值理念。新一代观众,尤其是00后一代正在作为电影的主流观众群体登场,因此在观念、视听方面走在前沿的影片《刺杀小说家》会受到他们的欢迎。而《唐人街探案3》虽有45亿元多的票房,但后续乏力,造成观众期待落空的因素也有多种。

“我从不干涉人物自己的命运”——《拉姆与嘎贝》导演松太加访谈

松太加导演作为近年来少数民族电影发展中的重要现象——“藏地新浪潮”的代表导演之一,不断为中国电影市场输送着优秀的作品,其影片《阿拉姜色》曾获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本次访谈主要围绕其新作《拉姆与嘎贝》以及其个人整体创作风格与方向展开,同时也对藏族电影未来的创作方向进行了分析与展望。访谈中,松太加导演表达了对东方美学的热爱,也分享了其自身在人物塑造、情节设置等方面独特的创作方法,对未来少数民族电影乃至华语电影的创作都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阿拉姜色》:去奇观化与道德困境的旅程式解决

松太加导演的《阿拉姜色》呈现了一个发生在朝圣路上的普通藏族家庭的爱情、亲情故事,故事远离对藏式奇观化元素的视觉塑造,着重内省视角中的细腻情感更迭,并以"旅程式治愈"将人际间的困境得以解决,而藏族文化作为一种隐含在文本中的文化基因,又成为故事的文化驱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