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产业的公共责任

文化产业及其所生产的文化产品是人类参与生产的物品中,除粮食之外的唯一生存必需品。文化产业的公共责任就是由文化产品作为人类生存的必需品的质的规定性决定的。维护和提供公共文化安全和国家文化安全,建构社会和国家公平与公正的文化秩序,体现和实现公民文化权利,确保文化正义的宪法诉求,构成了文化产业公共责任最主要的内容。

论政府与文化市场的关系

政府与市场是人类社会的二元结构。政府与市场既是两种不同的力量形态,同时也是两种不同的制度形态,都给文化市场以深刻影响,并且分别以不同的力量形态对文化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政府是市场发展不可替代的力量,迄今为止的文化市场都是政府行为的结果。政府的使命和目的是创造和维持一个文化市场安全运行的环境。

“国家治理与文化治理能力建设”研究笔谈

文化具有治理性。文化产业的治理性是文化治理性的延伸和发展。政治治理、经济治理、文化治理是国家治理发展的三阶段,实现从政治治理、经济治理向文化治理发展是国家治理的必然趋势。发展文化产业具有治理国家危机的性质,而且应当把国家文化治理能力的建设作为中国发展文化产业和实现文化强国的战略出发点。发展文化产业是在中国社会发展进入到一个全面变革和转型的大变革时期提出来的,是为解决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遭遇到的矛盾和障碍提出来的,是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用开放促改革的过程中提出来的,是在社会主义事业遭遇到苏联和东欧阵营的集体性解体的危机中提出来的。也就是说,发展文化产业的国家战略决策是为一系列国家战略需求服务和克服与解决国家危机而提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文化产业具有治理国家危机的性质。通过发展文化产业治理国家危机,这就是本文的"国家文化治理"意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不仅提出了解放生产力的发展方向,而且也提出了重建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的任务。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既是对文化生产力的解放,同时也是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文化管理的重构。中国经历了一个从不提文化产业,到肯定文化产业,再到大力发展和加快发展文化产业的政策转变过程。这不仅是对文化产业态度与认识及其政策的一般性转变,而且是国家治理观和国家文化治理观的一次深刻变革。文化产业具有治理性。文化产业的治理性是指通过发展不同形态的文化产业,建构满足不同人群精神文化消费需求的精神文化生产格局,进而通过这种格局的建构,实现不同阶层参与文化生产与传播的投资需求,从而实现人们普遍的文化权利与权力,并通过这一权力格局形成,建构具有不同文化诉求的精神政治秩序。国家文化治理能力是被生产出来的,同时,也是基于一种在文化创造过程中改变自身、重塑自我所形成与建构的力量之上展示出来的文化自信和文化发现。网络视听、区域发展、国有文化企事业、技术创新和文化产业政策发展,是当前我国国家文化治理领域里的重要课题,同时也是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没有文化和文化治理体系以及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没有也不可能有完整意义上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祁述裕等人的《网络视听产业发展亟需优化监管方式》、李炎的《区域文化发展与国家文化治理》、陈少峰的《国有文化企事业改革与国家文化治理》、于小涵的《技术创新与政府行为双重驱动下的数字创意产业实践》和詹一虹的《"十三五"时期推进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发展的思考》,对当前我国文化治理领域中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论述,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一重大课题极具参考意义。继续深入讨论这一课题将有助于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治理理论,推进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

为何要强调“国家文化安全”

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切宴维护国家文化安全”，背后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人的生存，不只需要物质力量，也需要精神力量。对一个国家来说，也是如此。

艺术的自我生产与符号抵抗--以中国当代工人诗歌《我的诗篇》为例

工人阶层的艺术生产在当代社会是一种独特的艺术现象。本文以工人诗歌《我的诗篇》为例，首先探讨工人诗歌是否能够作为艺术生产的一种独特形式；其次，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剖析工人诗歌的结构以及所指，指出它正是通过这种符号——诗歌的抵抗来传达对自身、他人以及社会的思考与看法；最后探讨工人诗歌出场方式转向文化、资本和媒介三方“合作”之后对工人群体身份的削弱。工人阶层的艺术生产到底形态如何、有着怎样的意味等等，这都是时代较少关注的命题。对这些命题的探究有两方面意义：一是能够发掘艺术生产的强大生命力，二是体察工人群体的精神表达。

“水晶宫”与现代文化的分裂——重思车尔尼雪夫斯基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之争

"水晶宫"是1851年伦敦博览会的展馆,也是现代工业文明的成就和力量的象征。车尔尼雪夫斯基由此得到灵感,相信人的行为无非是追求自己的利益,而经过启蒙的人性可以使其利己主义合理化,人类的未来是像水晶宫一样的理想社会。但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在理性和利益之外,人还有愿望、意志、任性等,人性和人类社会都不像水晶宫那样透明,因此,相信人类拥有共同的利益、社会可以实现普遍和谐的信念及其实践,只会否定、消除两者间的差异和人类自由。围绕"水晶宫"所展开的论争开启了科学理性能否解释人类生活以及"乌托邦"能否成立的重要议题,是启蒙与反启蒙两种观念的交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