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与平衡的新时代——新中国70年的空间政治经济学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区域经济在空间布局上发生了巨大变化。改革开放之前,在相对封闭的条件下,一系列支持内地发展的政策客观上推动了地区间平衡发展。改革开放之后,在全球化的趋势下,沿海地区获得并发挥了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但劳动力流动障碍却使得人口空间分布调整滞后于区域经济布局的调整。本文的理论和证据表明,地理因素仍然决定区域经济集聚的程度。由于对地理因素缺乏重视,2003年之后,中国的区域发展政策主要是将资源引导到地理劣势地区,这一政策虽然带来区域间人均GDP差距缩小,但也伴随着资源的空间配置效率下降,沿海地区生产成本上升,以及地理劣势地区投资回报下降且债务负担高企。在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中国需要重新审视区域发展与平衡的关系。本文认为,区域发展政策应该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让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按回报在地区间自由流动,同时,在政策导向上以地区间的人均收入均衡替代经济总量的均匀分布,最终开启'在发展中营造平衡'的区域发展新时代。

农村公共品提供:社会与政府的互补机制

为了提高农村公共品供给规模、质量与效率,实现乡村振兴,政府既需要鼓励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也需要提高政府公共支出的效率。本文从集体行动的角度研究宗族多样性对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影响,包括其对农村公共品私人供给的影响,及社会与政府相互作用提高政府在农村公共支出效率的影响。基于中国21个省758个县1949—1990年前后农村公共品私人供给数据及20世纪80年代反映宗族多样性的姓氏数目和姓氏集中度数据,本文发现,姓氏数目与农村公共品私人供给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而姓氏集中度与农村公共品私人供给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本文还发现,社会力量有效地补充了政府的作用,在姓氏数目少、姓氏集中度高的地区,政府公共支出效率更高,具体表现在对农村公共品私人供给的促进作用更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