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一流大学法学院比较与启示

大学的兴衰与大国的兴衰密切相关。从公元11世纪欧洲大陆出现的第一批现代意义的大学至今,哪里有一流大学的兴起,哪里就有一个国家的崛起,一个民族的兴旺。今天,中华民族已经进入了一个全面复兴的历史时期,建世界一流大学,这是当今中国一些高校提出的响亮口号。然而,任何一所世界一流大学无不都是在众多世界一流学院的基础上烘托起来的。因此,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更具体的目标应该是先建成几所颇具世界影响的一流学院,在此基础之上,积少成多,集腋成裘,逐渐形成世界一流大学的规模。法学作为最古老的学科之一,在经历了近千年的历史变迁以后,已经成为现代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学院的办学特征也从一个侧面折射了现代高等教育的办学理念。

当代中国法学教学范式研究——以上海交大凯原法学院为视角

现代法学教育起始于欧洲,后经英伦传播至北美大陆,历经800年的世道变迁,逐渐形成了以培养学术性学位为主的欧洲模式和以培养专业学位为主的美国模式。当代中国法学教育起步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兴盛于改革开放之后。经历了30年的蓬勃发展,中国法学教育已经建立了完整的培养体系。教学范式从原先完全照搬前苏联模式,到后来兼取欧洲模式与美国模式,可谓是集世界之大成者。然而,教学范式的简单模仿并不能解决当前法学教育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中国法学教育要在世界法学教育中占有一席之地,必须在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基础上,形成符合自己特色的教学范式。

领域法学视野下的数字法问题

数字法律现象呈现出客体复合性、主体多样性及法律关系多元性特征,决定了传统研究范式转型升级成为数字法学的必然选择。领域法学作为调整交叉领域法现象的研究范式,与数字法问题相吻合。领域法学具体化、立体化以及复合化思维,可与部门法学协同互补;其立体性、自足性和因应性特征可对传统法学研究方法进行吸收和补充。运用领域法学研究范式,可立体化提炼数字法现象,多维度整合数字交叉学科,以达到全方位解决数字法问题的效果。在宏观上,归纳“数字赋权-代码规制-数字正义”的数字治理逻辑;在微观上,演绎数据权利分类确定、数据交易分层规范、算法治理多元共治、权益救济多方协同的数字治理机制,构建完整的数字法学知识体系。

哈佛法学院社会募捐制度研究

社会捐赠是美国大学,特别是私立大学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哈佛大学法学院以其拥有16亿美元资产位列全美法学院首富,在世界各国法学院中也是首屈一指。哈佛法学院的运作资金包括政府投入的科研经费、政府对学生的补助金以及各类社会捐赠等。科研经费和学生补助金占整个运作资金很少一部分,而且属于专款专用。学院的发展资金,包括改善教学、科研条件,增设新的教授席位等费用主要依赖社会捐赠。在过去的200多年里,哈佛法学院在社会捐赠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许多先进的理念和完善的制度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数字法学真的来了吗?

对数字技术发展所带来法律问题的研究推动数字法学作为学术命题被提出。虽然数字法学发展迅速,已成为学界热门研究领域,但关于数字法学立论基础等理论问题的研究仍较为薄弱。一方面,数字法学缺乏明确的问题领域,所研究的问题本质上是技术问题,可以通过对现有法学理论体系的完善获得解释;另一方面,数字法学缺少充分的理论建构,既没有突破传统权力理论框架,也没有提出技术超越理论。因此,数字法学在问题领域和理论建构两方面均无法被证成。与其说数字法学是一种法学研究新范式,不如承认数字法学本质上是对技术应用场景的模糊概括。数字社会只是观察社会的众多视角之一,数字社会的到来并不必然意味着法学研究转向了数字法学。在法学理论上,数字法学并不是一个真实的学术命题。

上海市大学生就业取向与就业心理状况分析报告

上海大学生的职业期望与实际就业的矛盾是明显的,具体表现为期望收入与实际收入差距较大;择业单位的偏好与实际流向偏差较大;择业首选地与实际就业地的差异明显。心态失衡、道德观念世俗化以及就业形势的严峻化导致了这种矛盾关系的产生。对策是:树立正确的心态是前提;拓展良好的就业途径是关键;进行必要的职前教育是保障。

新型综合性大学举办法学教育之前景——从上海交通大学说起

法学是现代大学的标志性学科之一 ,原以理工科见长的新型综合性大学为适应社会需要 ,保持和扩大自身影响 ,理所当然要举办法学教育。新型综合性大学举办法学教育肯定会打破原有的法学教育资源行政化配置的格局 ,形成与市场经济社会相适应的新格局。这将为我国法学教育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有助于我国法学教育在现有水平向上提升一个层级。新型综合性大学举办法学教育有自己特有的优势 ,但也存在一些需要逐步解决好的问题。

中国自贸试验区法治建设的实践与展望——以上海自贸试验区为视角

成立自贸试验区是新时代我国对外开放推出的新举措。十年来,通过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积累的经验,我国将外商投资领域过去的三资企业法合并成统一的外商投资法,实现了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外商投资管理模式。在国内法治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同时,国际法治环境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以TFA、DEPA、RCEP、CPTPP为代表的新一代贸易协定不仅比WTO规则更加开放,还呈现出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融合的趋势。在自贸试验区成立之初,我国主动试行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如今,中国已经加入或正式申请加入上述协定,适用这些标准已成为现实的需要,范围也不限于自贸试验区。

论法学的案例教学对大学生法治思维的影响

大学生是新时代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构成力量,承担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历史重任。法治思维作为法治素养的重要体现,其具有养成性和塑造性特点。大学生法治思维状况与高等教育领域贯彻落实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和宪法全面实施战略有直接关系。“案例教学法”作为高校法学教育的一种实践教学方法,其通过“案例选编”“案例分析”“焦点总结”“裁判思路”和“案例评论”等运行过程构建对学生法治思维进行培养和塑造。从教学过程和教学效果看,“案例教学法”遵循了法律实践教学规律,以多种教学方法的运用培养和塑造了学生的法律规范思维、权利义务思维、法治方法思维、法治能力思维和法治评价思维等各项思维能力,从而为高等教育领域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和宪法全面实施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外国代理人管理的制度构建、实践路径与中国因应——从《对外关系法》第三十八条展开

《对外关系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了我国对外国组织进行管理的权力和外国实体遵守法律、不得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义务。外国代理人管理制度是这一规定的实现规则,有待落地实施。美国《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要求代理人就代理的相关信息进行登记,对代理关系中的关键内容做出界定,并就信息披露的内容和持续性提出要求。相关制度的执行总体具有较明确的法律指引,并设置了相应的违法惩处机制,该制度的执行在近年更趋主动化、严格化。该制度曾因对日本实体游说的执法效果不佳而有所加强,目前对于涉华实体的监管也日趋强硬,相关案例具有借鉴意义。我国可参考域外立法经验建立外国代理人管理制度。

自然单一行为的处断处罚及其法定化——李某诉乙地公安机关案判解

乙地公安机关对连续五日违法停车的自然单一行为处断为两个违法行为加以处罚,得到了法院的支持。法院据以支持的法理是,一事不再罚原则中的“一事”系法律单一行为,自然单一行为只有通过法律评价才能确定是否属于法律单一行为,才能适用一事不再罚原则。当自然单一行为被处以一次处罚违反过罚相当原则时有必要予以处断,处断的要件事实包括时间、距离、新的违法故意、查处行为或处罚决定等情形。行政机关可以运用要件裁量实施处断处罚,裁量处断应受处断要件事实和比例原则的约束。在缺乏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行政机关裁量处断并处罚有违行政处罚的处罚法定原则。但自然单一行为的处断处罚、构成要件及其裁量限制在某些领域确有必要,可以作为今后法律修改或立法的参考。

论无人海洋系统的国际法规制与我国的因应

无人海洋系统国际规制的难点体现在无人海洋系统自身法律地位界定、主权豁免、航行(或飞越)权等多个领域,而国际海事组织(IMO)无人船国际造法则代表着该领域的规则变革。无人海洋系统国际法规制困境,不仅因为无人海洋系统触及海洋治理的多个治理维度,而且因为其规制具有治理主体多元化、规则碎片化和国际话语权不均等特征。我国未来应从加强无人海洋系统完善海洋治理能力、推进国际和国内法治建设三个层面予以因应。

数字守门人理论:溯源、误读与构建

在数字市场治理的讨论中,数字平台经常被称为数字守门人。“数字守门人”概念主要涉及两种不同的守门人理论,一是讨论中介机构履行第三方监管义务的传统守门人理论,二是讨论超大型平台履行促进竞争义务的新型守门人理论。两种理论在概念逻辑、义务产生机制和义务设立方式上存在本质区别。将两种理论混为一谈,会产生提高第三方监管义务的设立标准、将反垄断义务转换为事前义务的问题。事实上,传统守门人理论已经为数字平台第三方监管义务的设立初步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分析方式,而新型守门人理论则未能证成为超大型平台设立促竞争义务的正当性与可行性。因此,为了有效回应数字市场治理实际需要,构建逻辑自洽的数字守门人理论应聚焦于数字平台的第三方监管义务,在具体内涵阐释、义务标准构建上进一步完善传统守门人理论。

中国环境自动监控行政执法中的法律问题研究

中国环境行政执法中自动监控方式是广泛应用的新模式,也是环境行政监管与执法的未来趋势,但目前无论是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还是地方规范都片段化且不统一。在2021年修订的《行政处罚法》背景下,亟须围绕该法第41条“电子技术监控”条款生成统一系统的环境非现场行政执法规范。环境自动化监控从主体、程序、证据、处罚四方面给行政处罚带来新的变革:首先,主体上,新的主体第三方服务机构的产生,带来新的第三方执法义务等共治问题。其次,程序上,行政执法流程相比人工时代需要再造,以保障行政相关方的权利。第三,证据上,“数据失真”与自动监控时代执法证据的证明力问题,使得人工“双审”成为要件。第四,罚责上,需做到甄别三种自动监控数据属于违法,并在海量的自动监控数据中降低执法强度。在新的环境自动监测时代,主体、程序、证据、处罚都要考虑行政相对方——企业的权利与利益再平衡。此外,上述结论往往也适用于我国自动化行政执法的许多共性问题。

地方法规范的“飞出”适用

国家通过行政区划制度实现了对国土空间的有效治理,但形成了行政壁垒和区域发展不平衡。“飞地经济”推动了国土动态空间的重构,需要具有竞争力的管理制度溢出和良法的“飞出”适用。在民商事领域,可以通过冲突法及法律选择制度解决地方法规范的跨界适用。地方行政法规范“飞出”适用的基本规则是“协议—批准”。基于公私法的划分、国家结构形式和地方治理制度,“协议—批准”的实现形式存在差异。在实行普通法制度的联邦制国家,联邦成员可以按民商事冲突法及其意思自治原则,约定其行政法规范的“飞出”适用。实行单一制的国家(联邦成员)除了个别共同法外,对地方行政法规范的“飞出”适用都实行批准制度,包括批准“准据法”、批准行政区划拟制和批准委托管辖制度。无论公私法是否存在分野,地方主体都可以协商约定“飞地经济”的行政管辖权,但自治地方具有更强的自主能力。在实行地方自治的情况下,约定“飞地经济”的行政管辖权多由本级或中央民意机关批准,有的甚至需要行政机关和民意机关的双重批准。行政管辖权是一种实施法律的公权力,它的溢出意味着地方法规范的“飞出”适用。

论平台内经营者数据的权利配置

大数据包括个人数据、公共数据、平台企业数据、平台内经营者数据。我国学界对于前三类数据的成果颇丰,但对平台内经营者数据这个数量最多、价值最高的数据类型却研究甚少。从事实角度来说,该类数据既无法由平台内经营者单独所有,也无法归平台内经营者与平台企业共同共有。从法律角度而言,该类数据既无法援用个人数据中的人格尊严保护原则,也无法适用平台企业数据的竞争法保护路径。较为合理的处理方法是将其视为平台内经营者与平台企业所签订的不完全契约中的新收益,适宜通过对平台企业施加透明度义务并且赋予平台内经营者启动再次谈判的方式进行权利配置。

我国刑事诉讼法典编纂的历史智慧

我国古代虽无专门的刑事诉讼法典,但法典编纂的历史智慧依旧博大精深。自周代区分狱、讼开始,有关刑事诉讼的立法愈发精进,其重要成果分布于各个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法典当中。在体例上,立法者以高超的“提取公因式”技术实现了总则制定,以精妙的编纂技巧完成了由繁至简的体系化过程;在理论上,以德立法的文化熏陶出兼顾情理,以矜恤弱势群体、依法断罪、宽严相济为代表的诉讼原则;在制度上,典范性的规定贯穿于诉讼程序的起诉、举证以及审理阶段,发展出了颇为完备的诉讼制度。当前,法典编纂已成为重要的时代命题,推动刑事诉讼法的法典化,一方面应吸收借鉴中国古代法制中优秀的法律传统与诉讼规律,另一方面需兼容解决现实问题以保证立法的前瞻性。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范围的法律调整论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在临床应用中改变了生育方式,提升了生育自主性和选择性,但也带来新的伦理和法律问题。不同国家的监管立场不同:美国倾向于放任,德国强调监管,而英国采取的平衡立场在平衡现代医学发展和伦理规范方面相对更优。针对现实纠纷,本文阐明法律上解决问题的共通性规则。第一,对于体外胚胎的处置权归属,在精卵提供者或其继承人与医疗机构的对抗中,法律应给予体外胚胎特殊利益保护;在精卵提供者的内部对抗中,不宜强行将拒绝生育者拉入亲子关系。第二,对于“死后”和“服刑中”群体的生育需求,需要求死者生前的明示同意,而基于比例原则维护良好监狱秩序和增强公众对刑罚体系的信心可对抗服刑人员的生育诉求。第三,由于第三方捐精、捐卵在家庭关系中引入外部遗传因素,需由夫妻共同同意,并由国家制定规则对供精供卵来源进行严格监管;“三亲婴儿”宜区别于基因编辑胎儿。第四,对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技术应用,应权衡优生和治疗的价值,限制非医学目的性别选择。

数据抓取行为的正当性判断——反思实质性替代规则

实质性替代规则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判断数据抓取行为是否正当的基本规则之一。但是,这一从司法审判经验中发展出来的规则具有误导性,特别是该规则经过抽象而进入到各种规范性文件中时,这一问题尤其显著。实质性替代规则本质上是对同业竞争、直接竞争关系的强调,这不仅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弱化竞争关系的趋势相悖,也没有对行为的正当性有充分说明。实际上,数据抓取行为的本质是对他人成果的利用,在肯定可以适当抓取的前提下,正当性的基础应当以是否超越合理限度为标准;这需要在个案中进行判断,充分考虑抓取数据的数量、数据类型以及抓取行为造成的运维成本等因素。

涉外法治人才的分类与培养模式探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涉外法治人才建设”。涉外法治人才包括涉外法律人才和国际法治人才。他们因工作侧重点不同,职业素养和外语能力要求也不一样。涉外法律人才与国内其他类型的法律人才没有本质区别,都是适用中国法律解决具体问题,只不过涉外法律人才因其工作的涉外特点,还要了解相关国家的法律和掌握这个国家的语言。国际法治人才是适用国际规则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解决全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因此,除了熟悉相关国际条约,国际法治人才还必须精通国际通用的工作语言。涉外法律人才用他们的法律专业知识化解各类涉外纠纷,推动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对外开放;国际法治人才在处理好国与国关系的同时,还要履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人类共同繁荣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