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环境史研究学术体系述论--以内容体系为对象

研究内容是中国环境史研究学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具体内容的确定,需有明确的学理性支撑,也就是从环境学关于环境概念的界定出发,厘清环境的内涵、外延,并以环境分类为基础,结合中国历史实际,将中国环境史研究分为环境变迁史、环境思想史、环境保护史三大方面内容。研究内容体系的建构,仅为中国环境史研究学术体系构建的一个部分。学界在建构中国环境史研究学术体系过程中,需力求做到三个“回归”,即回归学理、回归中国、回归历史,进而实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史研究三大体系的目标。

上海交通大学新藏地方历史文献的分类法及其依据

基于上海交通大学新藏地方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的需要,本文讨论地方历史文献分类法的设计及其理论依据。使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分析近年来历史文献数据库的应用需求及地方历史文献的研究主题,并说明分类法在文献研究与数据库开发中的意义。针对地方历史文献的分类提出四项原则:1.以文书性质为主要依据;2.提高批量处理效率;3.分类概念间不相容;4.提高二次检索效率。依据以上原则提出包含10个一级类目的地方历史文献分类法。

环境·社会·文化:历史地理视野下的淮河流域河湖水文化探究

水文化研究是理解和认识人类文明的重要视角和路径。南宋以来,受黄河长期夺淮入海的影响,淮河流域的河流、湖泊环境发生了“沧海桑田”般的变化,各类灾害多发,水、旱灾害频次也较此前大有不同。灾害环境的背景下,淮河流域从北宋时期的“鱼米之乡”逐渐演变为灾荒之地,因灾害治理不力,灾民外逃成风,进而形成逃荒习俗,影响深远;民间张路斯龙王信奉的兴衰及其文化景观祠庙分布空间的变化,则是唐宋以来淮河流域水环境变迁的直接结果和反映。

权力、医学与环境:“SanitaryStation”在近代上海的创制与定型

作为华洋杂处的重要通商口岸,近代上海面临检疫问题的复杂程度高于其他地区。自1894年开始,上海各方势力在协作中逐渐完成检疫机构的建制化。细究其建立及初期沿革历程可见,江海关、工部局、上海道台等机构以自身特有的知识脉络,对检疫站的性质、职能等问题作出各异之解读。在19、20世纪之交,上海海港检疫机构完成了由简易棚屋向系统站点的转变,这一过程,杂糅着权力博弈、医学知识竞逐、环境变迁等多重因素。1894—1904年为上海海港检疫转型阶段,奠定其制度之先进性。

地方历史文献整理研究中的数字人文方法和文献学意识

2007年以来,上海交通大学涉足地方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截止2014年,共计入藏35万余件民间文书,主要来自徽州、浙南、闽东、江西等地。如何整理与利用如此巨量的文献,是近年来所面临的课题。地方历史文献整理需依据文献的产生来源原则。民间文书的产生过程与保存形态和一般历史文献学处理的材料有显著差异。

疾病史视角下的云南与世界体系——以现代鼠疫防治制度在云南的确立为例

随着19世纪后半期及其之后红河航道的兴盛、海关的开埠、滇越铁路的修建、滇缅公路的打通,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国际战略地位的变化,以及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与沿边国家间的人流物流,云南在交通、经济和国际格局等方面不可避免地纳入到了世界体系之中。与此同时,来自东部沿海地区和世界上的鼠疫流行病学前沿知识,迅速传播到原本略嫌孤立的边陲之地;抗战时期所建立的防治体系和所采用的防治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保持同步;面对查找疫源和防范境外鼠疫输入等新问题,采用了不同于之前的新的方法。现代鼠疫防治制度在云南的确立,也是云南纳入世界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近代上海医官对霍乱致病论的认知与分流——以江海关和工部局为中心(1869—1896)

1884年前后,德国细菌学家科赫在埃及和印度的霍乱调查与上海工部局对霍乱的实验室检验几乎同步进行。科赫倡导的“单一细菌致病论”与德国公共卫生学家佩登可夫提出的“环境-细菌”复合致病理论,这两派学说的辩论已成为欧洲医学界的经典公案。19世纪80年代之前,上海工部局卫生官亨德森和《海关医报》主编哲美森均深受瘴气论影响,甚至《海关医报》本身可以部分视作哲美森为工部局所作公共卫生计划的延伸。上海在1882—1885年间反复爆发的霍乱疫情,推动科赫和佩登可夫的理论分别影响了亨德森和哲美森对霍乱致病论的认知,从中可以略窥晚清上海工部局卫生官和海关医官在传染病认知方面逐渐从相似走向分野。同时,可借此论证上海医官之经验在近代流行病学理论建构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可见,近代上海已然成为国际医学界理论传播、辩驳与验证的重要场域。

清代节孝文化景观的历史制作——围绕江南史相关研究的评论

清代节孝祠、清节堂、贞节牌坊、孝女庙等节孝文化设施,不是一个个孤立的建筑,而是地域社会特定文化景观的内在组成部分。在地域社会中,只有将建筑纳入“权力的文化网络”才能产生某种力量,使“地方”变得具有一定的“可见性”,从而形成文化景观。节孝祠、清节堂等文化设施之所以能够成为地方社会的文化景观,亦在于其典礼和仪式的“神圣性存在”,被扩大了的家族观念成为地方修建“节孝”文化景观的观念基础,“节孝”文化成为“孝道”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

清代雍正时期黄中海道针经考释

黄中海道针经,是雍正五年至七年由文登县知县黄中,根据邑中长老口述而加工编撰的一段从天津至山东自北而南沿海航行的指南。雍正《山东通志》将是段海程收录,这是目前所见最接近原始记录的文献。是部海道针经,详细记叙了沿山东半岛一带海域的地文、水文与气象现象,并总结其规律,具有很强的科学性与实操性,它代表了在传统社会条件下海洋科学技术所能达到的最高峰。同时,它展现出一幅沿线生民捕鱼、商贸、信仰与国家海上管理的清晰生动图景。对黄中海道针经的考释,也让我们重新思考国家层面上的河运海运之争,清代因袭明重农防海的基本国策,由此构建出的一套话语体系,不但遮蔽了繁忙发达的海上往来,而且极大地延迟了海运替代河运的时间。

构建中国环境史研究学术体系述论——以内容体系为对象

环境史即环境史学。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环境史研究引入前,国内学界对环境史已有较多研究,成果丰硕,但在如内容等事关环境史研究体系建构方面尚存缺憾。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新时代中国史学研究明确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要求。

明清经济史中的“地方财政”

"地方财政"是经济学从公共费用理论中推演出的分析概念,因此其应用于历史学研究并非不证自明。经济学研究中,理想型的"地方财政"是地方自治前提下,民众支付公共服务的费用,地方税的意义则是民众公共消费品意愿的协调。如果以这一理想型关照明清以降历史,则中国并未形成地方财政。但是,"地方财政"作为一个分析概念,其应用于历史学研究的主要意义是借此分析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以及地方政府与地方社会关系。如果从这一视角出发,则可以从明清以降的财政体制中发见作为动态过程的"地方财政"。

理论运用的限度:中共党史研究方法反思对谈

近十几年来,曹树基、王奇生、黄道炫等一批优秀的学者,开始从他们原先专长的领域转向中共 党史研究,使后一领域的研究更为活跃和深入。毫无疑问,这样一股不小的潮流显示了中共党史研究 的独特魅力。更重要的是他们研究的眼光和方法也极具启发性。有鉴于此,2018年12月在厦门大学一 次会议期间,南方科技大学青年学者徐进对曹树基教授、王奇生教授和黄道炫研究员作了一次访谈, 请他们分别就跨领域研究的差异、打通不同研究时段和领域的重要性、理论运用与史料解读、革命 史研究如何推进等主题阐述其研究心得。本刊特此专门刊发,以供学界分享,并对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中国当代史三校工作坊”简介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当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渐趋活跃，尤其基于大量地方档案史料之开掘和利用的历史研究，引起大批研究者的广泛兴趣和积极参与，无论从学术论文的发表还是各类专著、史料集的出版以及各类学术会议的举办等，都显示出较大活力。诸多以往不为人所知的地方史图景和地方性知识得到成功的展现与建构，尤其在新的历史资料的发掘和新的历史知识的增长等方面成效卓著.

“载纵载横”与无远弗近——秦汉时期燕蓟地区交通地理研究

秦汉时期的燕蓟,"富冠海内,为天下名都",是北方重要都会。"载纵载横"的陆路交通乃支撑燕蓟都会地位的诸条件之一。秦汉时,至少有10条道路交会于燕蓟:东和东北向的卢龙、无终、傍海道,北向的居庸关、古北口大道,西向的北边、飞狐道,南向的太行山东麓大道、馆陶广阳道、渤海西岸大道、并海道,形成一个完整的四达交通网。便利的交通,促进了燕蓟和中原及北边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往来,对燕蓟历史发展产生较大的影响。

上海商人、人民币贬值与政府形象之塑造(1949-1950)

本文通过常见数据的拆散、重组与分析,证明陈云的观点是正确的——1949-1950年两年中的人民币贬值,主要是人民币发行过多所造成。这两年的通货财政,虽然是陈云财经政策的一部分,但其中所包含的反通货膨胀,亦暨对于通货财政的自我纠正,同样也是陈云财经政策的一部分。通货财政以及其中包含的反通货膨胀,被陈云自己描绘成激烈的阶级斗争,被他人描绘成新政府的丰功伟绩。

历史时期芍陂水源变迁的初步考察

水源是芍陂存废及其灌溉功效发挥的关键性因素。芍陂史上有淠水、肥水和龙穴山水三源,三者经历了递相兴废的变迁过程。淠水在两汉时为芍陂主源,但乃后淠源泥淤;隋唐时,情况趋劣;宋元时,淠源严重淤塞,并于明前期完全淤废;清末虽有修复淠源之议,但因事艰工巨,终而无果。肥水水道在北魏以后湮塞。龙穴山水从唐代开始,即为芍陂重要水源,惟因其水量有限,加之所经地区民人"决为沟渠"等行为的影响,其来水难以保证芍陂的蓄水和灌溉需求,因而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唐宋以来芍陂生态负向变迁的趋势。芍陂水源变化与历史时期地方豪族占陂为田并导致陂塘的萎缩,在时间上具有一致性,表明水源的日益衰微导致陂塘蓄水不足,给豪势之家占陂为田提供了可乘之机,这是芍陂衰微的根本原因。

“瓦屑坝”移民:传说还是史实

对于族谱中有关族源记载的可靠性,近些年来不断受到学者的质疑。本文将《明实录》中有关湖南与江西地区的两条记载,分别与同一地区的族谱资料进行比勘,发现族谱中的记载与《明实录》的记载基本吻合,从而证明族谱资料在记载族源时的可靠性。这样,本文也就证实了,在南方地区,明初移民也是中央政府精心组织与规划的。"瓦屑坝"移民是历史之真实,不是传说,更不是虚构。

微型宗族组织的衰落过程研究——歙县驼岗萧江氏的世系演变与祀产经营(1869—1928)

驼岗萧江氏是歙县萧江氏的主要支系之一,嘉庆至道光初,这一支系中一个新的房支允胜公支系及其祀产形成。该支系同治年间修撰的家谱及光绪末开始记录的祭祀账簿,反映了人口与经济变化。经济力量不足始终制约着该支系不能分化为规模更大的宗族组织,太平天国战争造成他们大量的人口损失,此后一直难以恢复。民国初年,该支系只有两名男丁,无法维持宗族祭祀,从而解体。在这一案例中,人口损失是宗族衰落的主要因素。

军饷与税收:民国时期四川军队与商人的关系——以江津商业档案为中心

1912—1934年四川地方政治形态的演变是循着"军饷—税收"框架展开的。江津商业档案展示了民国初年"地方动乱—赋税归零—财政军事化"的基本框架。借助便捷的金融工具,军饷与地方税收似乎在形式上脱钩,表面仍维持一个现代国家正常的财政体系,但实际上,金融工具却加强了其军饷征收的便捷性,反而促进了财政军事化进程。黔军进入江津以后,原来的"军饷—税收"结构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军饷—杂捐"结构。地方税收加重,商会承受更大的压力。如果将轻税时代商帮与商会活动的性质视作商人自治的话,那么在以重税为特征的"军政一体化"时代,商帮与商会的活动,与其说是自治,不如说是救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