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外资立法的国内法国际化原则

国家外资立法是衡量一国对外开放程度的重要标志,应当遵循“国内法国际化”原则。该原则要求国家在制订和实施国内法时遵守国际规则,也可以让国内法对国际规则产生影响。全球治理格局已经变化,国内法性质的外资立法面对国际上性质不同、程度差别的投资竞争性规则,亟需坚持“立基于整体、从个体切入”的共同体利益。一方面,国内外资立法的健全和实施不能忽略国际规则,也应科学合理地设定东道国的“剩余控制权”;另一方面,还应坚持国际上的义利平衡和兼顾,在关键议题上把握高水平与适应性、渐进性之间的均衡,以此形成对国际公法产生影响的中国方案。

机遇与风险:文生视频大模型将如何影响智慧法院建设升级迭代

文生视频大模型对智慧法院建设而言,机遇与风险并存。一方面,它既可以在实质上生动还原案件的裁判事实,并维持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之间的平衡,又可以在形式上推动线上庭审的元宇宙化转型,并将裁判文书转译为裁判视频,进一步提升司法的可视化与智能化水平。另一方面,它可能加剧技术依赖、黑箱与损害公平的老问题,导致逃避司法责任、阻碍司法公开、忽视司法公平的负面效果,折损司法效率提升的正面收益。因此,应当在积极学习与应用文生视频大模型的同时防范潜在风险,坚决守住法官的主导地位,要求文生视频大模型具有适度的可解释性,并加强审查人工智能裁判结果。

当代中国法学教学范式研究——以上海交大凯原法学院为视角

现代法学教育起始于欧洲,后经英伦传播至北美大陆,历经800年的世道变迁,逐渐形成了以培养学术性学位为主的欧洲模式和以培养专业学位为主的美国模式。当代中国法学教育起步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兴盛于改革开放之后。经历了30年的蓬勃发展,中国法学教育已经建立了完整的培养体系。教学范式从原先完全照搬前苏联模式,到后来兼取欧洲模式与美国模式,可谓是集世界之大成者。然而,教学范式的简单模仿并不能解决当前法学教育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中国法学教育要在世界法学教育中占有一席之地,必须在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基础上,形成符合自己特色的教学范式。

“新时代人民法院能动司法”笔谈(二)

能动司法是审判机关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紧密围绕全面依法治国这场深刻革命进行的具体实践,是人民法院为适应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促进审判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和充分发挥审判职能的客观要求进行的积极探索。只有深刻把握新时代能动司法的重要意义和深刻内涵,不断深化能动司法实践,加强理论实践互动,构建体现中国特色的新时期司法理论体系,才能实现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审判理念。在第4期笔谈的基础上,本期又组织了三位学者以“新时代人民法院能动司法”为主题,分别从刑事司法、以人民为中心以及法律与科技等不同视角,探讨了新时代人民法院能动司法的体现,并为如何更好地运用能动司法理念,使其发挥更大作用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民国司法改革中的法官惩戒与政治博弈——以1928年上海临时法院卢兴原撤职案为例

作为南京国民政府政权建立时接管的上海临时法院,其审判和司法行政制度是南京国民政府司法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时任上海临时法院院长卢兴原撤职案所引发的法律争论、政治较量及其最后的处理结果,成为民国时代法官惩戒制度乃至司法制度的转折点,改变了清末以来移植的大陆法系法官惩戒模式,影响了南京国民政府时代司法理念的演变、司法制度的定位与设计以及司法与行政关系等多方面状况。当今司法改革推行中如何设计法官惩戒并施行,对于保证司法改革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而卢兴原撤职案所提供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值得重视。

中国自贸试验区法治建设的实践与展望——以上海自贸试验区为视角

成立自贸试验区是新时代我国对外开放推出的新举措。十年来,通过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积累的经验,我国将外商投资领域过去的三资企业法合并成统一的外商投资法,实现了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外商投资管理模式。在国内法治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同时,国际法治环境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以TFA、DEPA、RCEP、CPTPP为代表的新一代贸易协定不仅比WTO规则更加开放,还呈现出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融合的趋势。在自贸试验区成立之初,我国主动试行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如今,中国已经加入或正式申请加入上述协定,适用这些标准已成为现实的需要,范围也不限于自贸试验区。

领域法学视野下的数字法问题

数字法律现象呈现出客体复合性、主体多样性及法律关系多元性特征,决定了传统研究范式转型升级成为数字法学的必然选择。领域法学作为调整交叉领域法现象的研究范式,与数字法问题相吻合。领域法学具体化、立体化以及复合化思维,可与部门法学协同互补;其立体性、自足性和因应性特征可对传统法学研究方法进行吸收和补充。运用领域法学研究范式,可立体化提炼数字法现象,多维度整合数字交叉学科,以达到全方位解决数字法问题的效果。在宏观上,归纳“数字赋权-代码规制-数字正义”的数字治理逻辑;在微观上,演绎数据权利分类确定、数据交易分层规范、算法治理多元共治、权益救济多方协同的数字治理机制,构建完整的数字法学知识体系。

自然单一行为的处断处罚及其法定化——李某诉乙地公安机关案判解

乙地公安机关对连续五日违法停车的自然单一行为处断为两个违法行为加以处罚,得到了法院的支持。法院据以支持的法理是,一事不再罚原则中的“一事”系法律单一行为,自然单一行为只有通过法律评价才能确定是否属于法律单一行为,才能适用一事不再罚原则。当自然单一行为被处以一次处罚违反过罚相当原则时有必要予以处断,处断的要件事实包括时间、距离、新的违法故意、查处行为或处罚决定等情形。行政机关可以运用要件裁量实施处断处罚,裁量处断应受处断要件事实和比例原则的约束。在缺乏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行政机关裁量处断并处罚有违行政处罚的处罚法定原则。但自然单一行为的处断处罚、构成要件及其裁量限制在某些领域确有必要,可以作为今后法律修改或立法的参考。

数字规制的场景、困境与进路:作为法治场域的元宇宙

元宇宙是数字规制的新场景,相关参与场景和产品应用的广泛性决定了元宇宙风险丛生、亟待治理。元宇宙治理面临伦理治理困境,具体体现在主体性、算法正义、数据伦理等方面,这些也是数字规制的难题,在人工智能等运用场景也有显现。由于技术基础设施发展、传统法律监管滞后、数字货币监管缺位等客观情况,元宇宙法律监管也面临挑战,针对元宇宙的治理困境进行规则设计具有必要性。设计进路方面,元宇宙治理的相关规则应当以元宇宙的技术特征为底座,以算法和数据规制为抓手,以国际法与国内法的互动为方案,在国内法治、涉外法治和国际法治等不同层面确保元宇宙治理规则的宽覆盖、高效力与体系化。数字规制在确保实现人的价值的同时,需要推动数字经济和数字法治的发展。

论计算法学的全球发展趋势

随着新文科建设的推进,计算法学正成为近年来炙手可热的新兴学科和研究范式。中国计算法学现今的问题是:对计算法学之发展脉络,尤其是在学科的研究范畴和发展路径上没有形成一致的认识。文章通过使用多种统计学方法和研究工具,系统地梳理、分析和对比全球近二十年的计算法学研究的相关文献,重现了从21世纪初至近年国内外计算法学研究阶段、科研合作、研究主题和知识结构的演进过程和差异。与国外相比,中国计算法学在不同研究范畴上可能走向分化。倡导问题导向的计算法学研究有利于梳理不同研究路径的关系,促进学科的有序发展。学界需要尝试在问题意识、研究能力和研究方法的不同维度上整合计算法学的研究路径,探索计算法学发展的中国道路。

中国环境自动监控行政执法中的法律问题研究

中国环境行政执法中自动监控方式是广泛应用的新模式,也是环境行政监管与执法的未来趋势,但目前无论是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还是地方规范都片段化且不统一。在2021年修订的《行政处罚法》背景下,亟须围绕该法第41条“电子技术监控”条款生成统一系统的环境非现场行政执法规范。环境自动化监控从主体、程序、证据、处罚四方面给行政处罚带来新的变革:首先,主体上,新的主体第三方服务机构的产生,带来新的第三方执法义务等共治问题。其次,程序上,行政执法流程相比人工时代需要再造,以保障行政相关方的权利。第三,证据上,“数据失真”与自动监控时代执法证据的证明力问题,使得人工“双审”成为要件。第四,罚责上,需做到甄别三种自动监控数据属于违法,并在海量的自动监控数据中降低执法强度。在新的环境自动监测时代,主体、程序、证据、处罚都要考虑行政相对方——企业的权利与利益再平衡。此外,上述结论往往也适用于我国自动化行政执法的许多共性问题。

论中国特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法治道路

中国特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法治道路是由党和国家作出顶层设计的产物,这条法治道路的基本内涵就是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健全多层次基本养老保障制度体系,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党和国家对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法治道路作出了制度安排,具体包括建构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法律体系,采取具体保障措施,编制和实施战略规划。中国特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法治道路具有四个基本特征:党委领导、各方参与的老龄化法治治理道路;追求共同富裕的老龄化法治道路;以孝亲敬老传统美德为特色的老龄化法治文化道路;积极老龄化、健康老龄化的法治道路。面对新时代的一系列问题与挑战,中国特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法治道路的未来方向应当从政策体系迈向法律体系;从区域发展不平衡到均衡社会保障体系;从政府主导到全民参与的人口老龄化应对;从传统老龄化社会到智慧老龄化社会。

《仲裁法》如何更加国际化——基于《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主要条款的考察

《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通过大幅修订,力求促进我国仲裁制度的进一步国际化发展。以《示范法》和《纽约公约》为国际化对标标准,《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在仲裁庭权力和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临时仲裁、法院协助取证等方面基本符合国际标准,但应进一步细化具体措施的实施标准和配套规则,以期为仲裁实践提供更为清晰的指引。此外,此次修订在仲裁机构法律地位、仲裁员任职资格与责任等方面还未达到国际化标准,可以进一步提升意思自治程度,深化仲裁机构改革、引入仲裁员责任有限豁免制度。

计算法学:法律如何实现可计算——以方法论和认识论为分析视角

计算机技术与法学的融合促进了计算法学的形成。计算法学注重通过计算机技术对法律进行编码,用计算机代码表示、适用、解释和履行法律,甚至执行法律。为推动计算法学的进一步发展,学术研究必须回答“法律如何实现可计算”这个基本的理论问题。研究发现,在方法论和认识论视角下,有法律信息检索的智能化、法律合规标准的动态规则化、法律学术的数据化、法律规制工具的代码化,以及法律认知的可识别化五种途径实现可计算目标。同时,通过对这五种途径背后具有代表性的不同流派与设计理念的提炼,可在理论上回答和论证“法律如何实现可计算”的问题。这种“一花五蕊”的繁荣景象大大拓展了计算法学的疆域和学科前沿,在理论上初步构建了计算法学概念的外延。要完善计算法学的理论体系,还应在本体论之上构建概念内涵。从方法论和认识论到本体论的升华,是计算法学走向成熟和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必然路径。

论无人海洋系统的国际法规制与我国的因应

无人海洋系统国际规制的难点体现在无人海洋系统自身法律地位界定、主权豁免、航行(或飞越)权等多个领域,而国际海事组织(IMO)无人船国际造法则代表着该领域的规则变革。无人海洋系统国际法规制困境,不仅因为无人海洋系统触及海洋治理的多个治理维度,而且因为其规制具有治理主体多元化、规则碎片化和国际话语权不均等特征。我国未来应从加强无人海洋系统完善海洋治理能力、推进国际和国内法治建设三个层面予以因应。

《美墨加协定》“毒丸条款”法律性质之辨析

《美墨加协定》第32.10条强行赋予缔约方不得与一个“非市场经济国家”达成自由贸易协定的单向性义务。从性质上讲,该条款属于“驱逐”条款,而非“退出”条款,目的在于迫使缔约方与中国作切割,因为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目前都未正式承认中国为市场经济国家。美国政府官员也毫不讳言将此视为孤立中国的“毒丸条款”。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出的涉华贸易制裁新措施,我们需要正视“非市场经济国家”概念背后的法律逻辑和随之而来的救济难度。在美国力图架空WTO规则的背景下,解析“毒丸条款”的非法性对于我们认清贸易保护主义本质和捍卫多边贸易体制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中国也可以通过积极加入区域贸易协定来化解涉华贸易制裁带来的消极影响。

排污指标法律属性辨析——兼及“排污权”交易制度的走向

“排污权”实为排污指标。对生产者的法律意义是,在许可的种类和数量范围内排污,它既包含权利,也包含义务。从排污不受限制到受法律规制的变化来看,排污指标的功能是设置义务。排污指标本身既不是权利,也不是财产。各种“排污权”权利说都不成立,无法为排污指标交易提供理论支持。排污指标具有某些财产属性是权力发挥作用的结果,其在交易过程中以财产的面貌出现,回到生产过程则回归到义务分配机制的本来属性。受自身本质属性的限制,排污指标的财产权能是不完整的。根据排污指标的性质和指标交易的目的,排污指标交易制度这样安排比较合适:排污指标初始分配采用当前占有无偿分配的方式;政府可以预留一定比例的储备指标,以便对排污指标的供给进行宏观调控;排污指标的交易价格由市场根据供求关系决定。

我国死者个人信息权利保护的私法构造

我国现有法律体系尚未就死者个人信息权保护制定系统性规则,由于死者个人信息的信息主体与权利主体不一致,因此需要从权利的主体、客体两方面剖析死者个人信息权利特征并依此分别加以规制。在客体方面,死者个人信息权人格利益部分易与传统人格权产生混淆,可通过“三层递进模式”先将死者个人信息权抽离传统人格权,随后积极保护死者个人信息之人格权利并对相关侵权行为采取救济措施;死者个人信息权财产利益部分易与数字遗产混淆、杂糅,可通过“双层区分模式”首先判定该信息属于个人信息还是纯粹的虚拟财产,抑或存在杂糅现象,其次以使用目的为导向针对掺杂财产利益的死者个人信息分离其人身属性与财产属性并分别加以规制。在主体方面,作为死者个人信息权利主体的继承人、作为信息处理者的平台可能会与死者及利益相关第三人产生利益冲突,面对其中错综复杂的法律关系,通过刚性的法律规定难以解决多变的案情,因此可运用权利、义务、责任相统一的理念在尊重意思自治的前提下弹性处理,充分平衡、保护各民事主体的相关利益。

我国刑事诉讼法典编纂的历史智慧

我国古代虽无专门的刑事诉讼法典,但法典编纂的历史智慧依旧博大精深。自周代区分狱、讼开始,有关刑事诉讼的立法愈发精进,其重要成果分布于各个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法典当中。在体例上,立法者以高超的“提取公因式”技术实现了总则制定,以精妙的编纂技巧完成了由繁至简的体系化过程;在理论上,以德立法的文化熏陶出兼顾情理,以矜恤弱势群体、依法断罪、宽严相济为代表的诉讼原则;在制度上,典范性的规定贯穿于诉讼程序的起诉、举证以及审理阶段,发展出了颇为完备的诉讼制度。当前,法典编纂已成为重要的时代命题,推动刑事诉讼法的法典化,一方面应吸收借鉴中国古代法制中优秀的法律传统与诉讼规律,另一方面需兼容解决现实问题以保证立法的前瞻性。

对谈:日本行政法学在中国的四十年

从1980年初开始,中国行政法学人留学日本,译介日本行政法的论文著作,日本行政法学在中国重新受到关注并获得影响力。南博方、盐野宏、藤田宙靖等人的近10本教材推动了我国行政法知识的体系化认识,大桥洋一、小早川光郎等人的10余本行政法专著推动了我国相关原理的纵深化发展。国内有近10本著作对日本行政法展开了通论和专题研究,但总体上仍不够充分。日本行政法既有开放性,也有特殊性,不可轻视。学习日本行政法,不仅可以获取更多的知识和原理,也可以利用其研究方法、问题意识的发生角度,开展对中国行政法学的研究。只要能避免简单的“对接”,更多、更新的日本法研究都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