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出版业的喜与忧

在中央文化体制改革、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精神指引下,全国新闻出版业,尤其是581家图书出版单位,由事业单位实行企业化管理,转企改制成按现代企业制度建章立制和以市场为主体、为导向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文化企业单位。进一步理顺了体制,激活了机制,调动了从业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有效地促进了图书出版业的改革与发展,科研、文化建设硕果累累,出版形态纷呈斑斓,传播方式和渠道推陈出新,出版规模每年创新高,已成为世界出版大国。成绩令人鼓舞,催人奋进。在图书出版业高速、跨越式的发展进程中,对一些潜在的危机。

“出版”考(续)

1989年本刊第3期拙文《‘出版’考》对出版一词的考证,其中关于外来语名词事,关于梁启超最早使用出版一词事,还须作些补充。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语言文学家对外来词的科学考证,其中包括出版等专业名词,明确认为是“从日本借来”的史实,本文也作一确切的历史说明。梁启超《自由书》一文,是1899年3月22日—1901年12月1日,发表于他在日本创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上的随感录64篇的汇集,这已在1898年8月“戊戍变法”失败东渡日本之后。

“出版”考

一、出版与印刷是密不可分的。中国发明印刷术起源于何时,从汉到北宋有七种不同的说法,经张秀民考证:“中国雕版印刷术大概起源于7世纪初年左右,8世纪市场上出现了印纸,9世纪不但文献记载更多,敦煌发现的实物也不少,成都并已成为全国刻书业的中心了”(《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2月版)。这里所说的出版,指雕板印刷的印本书,而不是手工抄写在纸上的钞本书。现存世界最古的中国印本书是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王玠印造的《金刚经》和唐乾符四年(公元877年)“剑南成都府樊堂家刻”印本历书。

应重视“出版史”的文化背景

一、撰写“出版史”的任务在“文化热”激荡下提出近年来,在文化学术领域出现了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史”和“学”研究的普遍提出。如出版界提出修“出版史”、写“出版学”;编辑们倡议搞“编辑史”、出“编辑学”;做秘书工作的立志编“秘书史”、“秘书学”;写作学会呼吁建立“写作史”、“写作学”;新闻工作者因资料齐备,则先走一步,目前已出多部“史”“学”著作了。这种倡撰“史”“学”之风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近期我国出现的“文化热”之组成部分,是我国文化浪潮澎湃的回声。和它种学术一样,“出版史”

出版学、编辑学的研究已在中国起步

在中国,关于出版的研究受到人们的突出注意是在70年代末。1979年12月20日成立的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的章程,就规定了协会的任务之一是“开展出版业务研究和学术活动”。1983年6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确定“建立出版发行研究所,充实印刷技术研究所,加强出版、印刷、发行的科研工作。”这个明确提出的政策标志着作为一门学科的出版研究已经呼之欲出了。出版学这个名称在中国正式提出是1983年。从那时起的5年里,建立了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1985年3月);

中国出版史的特点和问题(续)

四、汉文化的南迁和出版从中国文化地理方面来讲,秦汉统一帝国建立之前,汉民族的政治和文化活动,以黄河及其最大支流渭河的河谷为轴线,是东西向的。中国几个著名的古都——长安、开封和洛阳等,都分布在这一轴线上。以晋“永嘉之乱”、唐“安史之乱”、宋“靖康之乱”的异族的侵扰,是逼使汉文化中心南迁的外在原因之一,南方的经济条件的变化是重要的内在原因。中国人口分布的消长,以北宋末期为转折点,到明隆庆6年(1572年),南方人口已占总人口的65.4％。长江下游,包括江苏省的南部。

电子书产业发展的思考

电子书是指预置或下载文字、图片、影音等数字化内容出版物的各类手持阅读器。它作为一种新型出版物业态,在全球范围内呈现了爆发式增长。尤其在美国,2009年图书销售市场上电子书已占图书销售总量的3.3%,到2010年9月已经达到9%,预计2011年电子书终端销售台数将是2009年的3倍,达1？100万台。在我国,由于网民总数达4.57亿,互联网普及率超世界平均水平,

让“朝阳产业”燃烧得更明丽

发轫于本世纪初的中国新文学,到今天走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反映这一历程的皇皇巨著《中国新文学大系》,依赖几代作家、编辑家一棒接一棒地共同奋力完成。我也在这当中接了一“棒”。这一出版界的巨大“

新“双城记”的现代元素与历史传承

英国19世纪作家狄更斯，有一部著名长篇小说：《双城记》。这是一部反映法国大革命时期社会状况的作品。由于该书主人公经常活动于巴黎、伦敦两个城市，因而取名为“双城记”。“双城记”，将两个相近、相似、相类的城市联在一起进行比较鉴别，这一手法为后人所经常袭用。近年来在书肆中，不时可以看到以反映“双城”为内容的作品和书籍，如香港与上海、北京与天津、

论《四库全书》的历史价值

《四库全书》是一部民族文献资料汇总性质的官修大型丛书,是大型的古籍资料库,其纂修为民族文献整理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四库全书总目》则以四部总叙—小序—专书提要三级结构总结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学术成果,建立了民族自身的学术体系,《四库全书》的编纂和提要的编写是一个民族文化高度自觉的体现。依托《四库全书总目》建立起来的民族学术品性是今天应对西方学术宰制的重要资源。

图书效益论

这里所指的图书效益,即图书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一问题,已经被人们论述过无数次了.从道理上说,文化界和出版界似乎都熟知这两个效益的内涵以及社会效益第一、经济效益第二的关系.对其内涵一无所知或主张经济效益第一的人,几乎绝无仅有.但理论上承认它,并不等于实际上贯彻它.从实际情况看。

沿着韬奋的足迹

韬奋是出版事业的模范,是革命知识分子的典范.我小时候,在知道鲁迅名字的时候,就知道韬奋的名字.1936年10月19日,在上海各界公祭鲁迅先生大会上,韬奋作了讲演,只有一句话.

《编辑应用写作》序言

一九八三年,几位老编辑在一起,异口同声地倡议为青年编辑开设一门“编辑写作应用文”的课程,用若干实例来证明写作是编辑必备的基本功。不久,几位同志执笔写出了初稿,并作征求意见稿在《上海出版工作》的增刊上发表了,可是一直没有定稿这之后,对汉语语法修辞颇有造诣的高级编辑吴添汉同志挺身而出,毅然挑起了这付重担。他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利用两年多业余的多少个夜晚,重新进行编选、评点、提炼、探索,边教学边修改,终于取得较好的收获,完成了人们开发这个新课题的心愿,的确是令人十分高兴的事。这本书的出版,也许可以说是编辑们向社会读者的对话。可惜至今某些人还以为编辑是“剪刀浆糊手”,编辑工作是“

拉动内需与廉政建设

金融海啸对于我国经济的影响，正月甚一月地显现，上海也将遇到非常严峻的考验。俞正声同志在市委常委会上指出，面对世界经济金融危机，一定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的部署上来，坚决、迅速贯彻落实中央的方针政策，在特殊时期发扬特殊精神，作出特殊努力，采取特殊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