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馆藏女■方鼎札记

上海博物馆旧藏的一件女■方鼎,对其年代的认定历来颇有争议。通过对商末周初方鼎的比较分析,女■方鼎所体现的商晚期特征比较突出。器内壁铸铭文十七个字,"女■"之"女"字磨沥较甚,过去旧释为"■"有误,"堇"应当读为"勤"。铭文的大意为女■勤于王事有功,在癸日这一天,王赏赐了■二朋贝,为此而作祭器。

卜辭所見青銅禮器器用研究

從墓葬中出土的商周青銅器,作爲隨葬品埋入地下,成爲今日研究商周時期喪葬制度的珍貴材料。然而這些青銅器在當時的社會生活中,其實是貴族祭祀或宴饗時使用之禮器,這些青銅禮器在各種儀式中承擔的角色與使用方式,是我們了解古人社會制度、文化思想的重要綫索。本文擬歸納卜辭中所見青銅禮器,以食器鼎和酒器爵爲例,探討其在各種典禮上是如何被使用的。

汉代铸造铸钱金属范之陶范的分析研究

汉代的铸钱遗址中出土了大量铸造铸钱金属范的阳文陶范,阳文陶范既反映出了铸造金属范时的铸型,又可看出所铸造的铸钱金属范的铸型。为揭示铸钱金属范的铸造工艺及变迁,本工作从铸造工艺角度对阳文陶范进行分析,通过对汉代阳文陶范出土概况的统计,了解了阳文陶范铸型的变迁。以西安相家巷和窝头寨铸钱遗址采集的阳文陶范为基础,对陶范的面层与背层进行了X射线荧光成分分析,在电子探针下对型腔面进行了形貌和成分分析。分析结果表明,阳文陶范分层制作的原因是为了将模上的钱币铭文和形状清晰地复印到陶范上,型腔面的检测不能表明是否使用了表面涂料。

上海博物馆藏雨父鼎札记

上海博物馆早年从香港征集一件雨父鼎,此器铭文弥补了齐国早期史料之阙,对于探讨西周早期的齐侯世系和太公家族成员具有重要价值。鉴于此器尚未发表,现予以介绍,以促进相关历史问题的深入研究。一雨父鼎折沿,方唇,口沿上有厚实的立耳,颈部略有收束,鼓腹下垂,腹部较深且宽,底部微圜,下有粗壮的短圆柱足。颈部饰相对的长尾鸟纹,以云雷纹作地。口径20.5、高23.5厘米,重2.65千克(图一)。

西夏文铜镜的真言文法与四臂观音像研究

西夏文的构字原则多采用会意、形声和转注。通过训诂学对西夏文六字真言的构字研究发现,转注字例中体现了西夏人对汉文辞赋的重视,在进行注义时采用了循环注释和推导注释两种方法。通过考古资料显示,西夏铜镜的四臂观音像与印度贝叶经的插图粉本有着较大的一致性。从10世纪印度出现四臂观音石刻造像,这种造像艺术渐传至新疆柏孜克里克石窟、榆林窟、莫高窟等地,呈现出一条清晰的艺术传播线路。因此,西夏人的佛教造像系统有的是直接来自于途经回鹘的印度东北地区波罗艺术,并非受到通常认为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影响。

奇雄宝器 滇国遗珍 上海博物馆藏七牛贮贝器

滇国是西汉时期云南最重要的方国。滇文化以造型精美奇特、纹饰细腻丰富的青铜器闻名于世。具有较强的写实性和极高的艺术价值。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七牛贮贝器”．器盖以七头牛作为主题装饰．

战国时期齐国陪葬墓中随葬石佩组饰相关问题研究

战国时期齐国大型墓葬中多皆设陪葬墓,与同时期其他列国殉人墓相比,具有数量多、随葬品丰富的特点,其中以陪葬墓中随葬石佩组饰尤具特色。石佩组饰可依其管珠石牌的组合方式分成A、B、C三型。A、B型不具地域色彩,女性专用;C型为齐国独有形式,男女不拘,兼可使用。A型石佩组饰的使用无身份等级限制,B、C型石佩组饰的使用具身份等级的约束与限制。齐国石佩组饰应源于西周用玉、佩玉习俗,逐渐发展成独具齐国特色的随葬品。

上海博物馆藏云冈石窟造像残件整理

上海博物馆收藏有一批云冈石窟造像残件。这批残件是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组织考察队于1940年在昙曜五窟内、外平整地面时所采集的众多造像残件中的一部分,多数收录于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编著的《云冈石窟》第十四卷图录中。据作者研究,水野等人于日本战败前将他们在云冈石窟采集的部分造像残件,以及万安北沙城、阳高古城堡汉墓出土的部分文物带回日本,藏于东方文化研究所中。抗战胜利后,这批文物中的一部分经李济先生等人的努力,于1948年被成功追索回国,并于1955年入藏上海博物馆。

吴越徐舒青铜器的非均衡性特征及断代刍议

吴越青铜器的年代学问题历来是学术界讨论的重点。由于吴越、徐舒青铜器与中原青铜器的出土"情境"并不相同,在研究方法上也要有所区分。本文将吴越徐舒的青铜文化作为一个整体考察,通过个案来分析其文化因素的非均衡性特征,运用文化因素联系法来构建吴越徐舒青铜文化的发展序列。吴越徐舒青铜器断代的考古学支点应放在淮水-沂水流域,这是解决年代学争议的一把钥匙。

张懋镕教授《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五辑)》评介

张懋镕教授近著《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五辑)》(科学出版社,2016年)又如约而至。本辑收录25篇论文,其中不乏长篇的力作,有对材料的全面梳理,也有对理论的深入讨论,极好地推进了商周古史的研究.文集分为五个栏目,“古文字考释”“新出青铜器研究”“青铜器综合研究”“理论与方法探微”“人物与书评”。通读全书后,我们会发现这部文集有以下三个特点,这在前四辑中也有所体现,只不过在本辑中更为显著。

霸伯盂銘文與西周賓禮制度

2009年山西翼城縣大河口墓地M1017出土一件霸伯盂[1](圖一),器高34.2厘米、口徑39.5厘米。其銘文與先秦文獻可以參讀,對於認識當時的禮制有着重要的意義。以往學者曾有討論,對於器物時代有的認爲在西周中期前段,爲穆王前後.

石鼓山墓地考古学文化研究之一——关中地区的竖穴壁龛墓

2012、2013年在宝鸡石鼓山墓地发掘的M3、M4两座竖穴壁龛墓非常有代表性,即两座墓葬规模相似,均有熟土二层台,高于二层台的东、北、西三面设壁龛,南面无壁龛。以往在关中地区虽然也有类似的发现,但是在讨论墓葬形制与族属的关系方面显得并不太严谨。本文通过梳理不同类型的竖穴壁龛墓,结合这种墓葬形制的起源和传播来探讨壁龛作为一种表现身份等级的产物,并不是体现姜姓戎人的一种葬俗特征,并推测石鼓山墓地的族属可能与碾子坡文化有着一定联系。

东周时期的小邾国青铜簠——兼论小邾国墓地的相关问题

小邾国是鲁南地区的一个小诸侯国,文献对其历史和世系记载较少。小邾国的青铜器在清代就有发现,曾毅公考证邾友父就是小邾国的始封君友。2002年山东枣庄市山亭区东江墓地发现六座小邾国贵族墓,出土了数量众多的小邾国青铜器。由于有四座墓葬已遭盗扰,对于墓葬的时代和序列众说纷纭。本文通过分析小邾国墓地出土和流传的青铜簠,结合墓地同出器物判定墓葬组合和年代,并通过铭文对小邾国的邦交和媵婚制度进行讨论。

克之家族結構與相關問題研究

光緒十五年(1889)以前[1]在陝西扶風法門鎮任家村窖藏集中出土一批有關'克'與'仲義父'的青銅器。1940年2月,任家村又再一次出土有關'梁其'與'善夫吉父'的青銅器。另距任家村窖藏四五公里的北橋村,1972年12月出土了三件'伯吉父'青銅器。[2]在如此小的範圍内分三處埋藏成組青銅器多套,在私家禮器不宜放置他人宅地的情况下,些埋藏點不僅應與器主具有地緣關係(或爲其居址宗廟所在地周邊),[3]器主彼此之間亦應具某種親緣關係。

晋公盤與子仲姜盤對比研究

在商周青銅器的研究中,兩周之際是資料相對薄弱、研究也相對缺乏的環節,長期被認爲是具有衰退迹象的階段。然而,二十世紀末期和本世紀的一系列考古發現,特别是晋侯墓地和晋南多個國族墓地的考古發現,以及盗掘流散的相關青銅器,表現出一些與衆不同的藝術與技術特徵。本文通過對兩件華麗青銅器——春秋早期子仲姜盤和春秋中期晋公盤的對比研究,窺視春秋中早期的青銅藝術和技術,當有助于認識兩周之際的青銅器格局,理解春秋早、中期的演變。遺憾的是兩件器物均非考古發掘品。前者是繳獲品,收藏於山西博物院暨山西青銅博物館,後者是捐贈品,收藏於上海博物館。

秦始皇陵陪葬坑出土击筑俑考

秦始皇陵K0007陪葬坑出土的陶俑形象十分特别,以往研究对之颇有争议。考古报告称陪葬坑的主题显示为一支室内乐队,或手持弦乐(筑、瑟),或击打乐器(钟、鼓),用音乐驯化水禽[1]。张文立先生也认为'箕踞姿俑好像一位乐人,左手持弦乐器,右手拨动着琴弦'[2]。持不同意见的有焦南峰先生的'左弋射士'说,认为出土陶俑并不是在进行乐舞活动,而是在上林苑中结矰缴以弋鬼雁,岁万头,以供祀宗庙的'左弋射士',其中的箕踞姿俑亦可称为'蹶张士俑'[3]。罗明先生赞同此说,并认为银义甲、喇叭形、圆筒形和三棱形骨器以及青铜棒形器都是弋射用具[4]。

古代“万寿果树”在佛教艺术中的应用

根据华南农业大学李秉滔教授所撰写《虞弘墓石椁树木图像鉴定》一文关于古代万寿果植物的考证,本文参照佛教石窟壁画与石刻造像中该植物图案的表现,进行对比分析,进而确定出现相关图案的地域和年代,以资对显示这类图案的佛教石窟壁画和石刻造像的鉴定参考。

[女受]鼎相关问题试析

新著录[女受]鼎属于西周早中期之际器物。铭文中不仅首见"退事"、"内宫"等用辞,且内容亦为首例女性册命任职记录。铭文内容所涉及的西周贵族家族家内制度、女性受赏任职、性别地位意识等问题,皆引起我们对西周历史认知的再思考。

醍醐寺艺术珍宝展文物赏析

醍醐寺位于日本京都东南隅,根据寺院相关历史记载,由圣宝（理源大师）于公元874年创立,距今已有一千多年。醍醐寺作为日本真言宗的一大艺术中心,保留有大量自奈良时代到江户时代的佛教雕塑、绘画、法器等珍品。这次醍醐寺大展不仅是一场难得的文物珍宝盛宴,让我们领略日本典雅流丽的佛教美术,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中日佛教、艺术曾经的热切交流,去想象当时中日文化一衣带水、交流融合的盛况。

畿内丼氏家族世系補議

丼氏是西周中晚期參與王朝政權的重要世族之一。丼氏家族除以丼伯爲核心外,尚衍生出丼叔、奠丼、豐丼等分支,其代表人物丼伯、丼叔、丼公在王朝享有較高的政治地位,故研究丼氏家族世系對於瞭解西周貴族家族形態與結構具備典型意義。經過數代學者的努力,加上科學考古發現灃西丼叔家族墓地,使得丼氏家族世系的面貌更加清晰,學界亦對其有較深刻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