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群团与都市社会治理——以民国时期上海慈善团为例

辛亥革命后,上海老城厢各个慈善组织合组上海慈善团,经过不断扩张、壮大,发展成为一个涵盖各类慈善事业的大型慈善群团。上海慈善团拥有数量庞大的房产和地产,有着相当稳定且随着都市化的发展而不断增加的收益,并由于其在上海的历史地位而可以获得众多各类捐款。受益于上海都市化发展而获得稳定经费来源的慈善团,机构庞大、经费充沛,带领其他众多慈善组织在上海都市社会治理中之收殓掩埋、拯溺育婴、收容教养游民乞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慈善组织朝着规模化、跨地域合作方向发展的趋势,表明近代上海慈善组织发展的主流并非“小社区化”。

上海文艺整风时期夏衍致周扬六封未刊书信解析

1952年上海文艺界整风期间,夏衍给周扬写了至少9封信,报告上海文艺界整风情况,并请求周扬和中央对上海文艺整风工作进行指导。这些信件对于研究1952年的上海文艺整风运动,研究此时期的夏衍以及夏衍与周扬的关系等问题,都有很高的价值。本文一方面完整公布6封此前从未公开过的信件;另一方面也对这些信件的撰写背景、信中涉及的部分人和事进行了初步探讨和分析。

后五四时代的家庭革命与社会改造思潮——以《中国青年》《生活周刊》《申报》为中心

家庭在民初中国知识人的价值世界中的正当性面临着强有力的挑战。一方面是家庭、家族的存在被指控让中国人只有私德而没有公德,过度眷恋和依赖于家族共同体提供的生活和庇护;另一方面,中国人的家庭形象在清末民初欧风美雨席卷中国知识界之后,更是发生剧烈的变化,家庭甚至连个体的私德都无法确保,而只是一个全面而系统地压制个性和自由的空间。一言以蔽之,家庭成为后五四青年具体而微地感知社会与世界的逻辑起点,改造社会、改造国家甚至改造世界就必须从改造家庭和改造自我出发,家庭革命就成为通往社会改造的逻辑通道。

夏衍关于梅兰芳事致周扬的未刊信件解读——以名艺人与新政权关系为视角

从1953年4月23日夏衍写给周扬的一封未刊信件,我们发现了梅兰芳与程砚秋两位京剧大师之间的第三次“打对台”,可以补充和丰富梅程关系研究。在“打对台”被劝阻后,梅兰芳紧急求助夏衍处理“五一”回京演出事宜。透过两件事情的处理,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名艺人与新政权之间关系十分微妙,人民政府对文艺的政策和对知名文艺人的政策之间也存在张力,这为新政权改造戏曲与吸收、改造艺人提供了施政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