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用户分析的易班班级凝聚力建设研究——以上海商学院为例

易班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平台。易班个人以个人账户的方式存在网络中,同时归属于不同的群组,首先必须加入的就是班级。在大学淡化班级概念的情况下,可依托易班平台,强化班团建设,让学生有更强烈的组织归属感,从而增强大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参与活动的积极性。作为网络群组的特殊性,由易班用户分析入手,以此为易班班级凝聚力建设提供策略。

我国金融风险评价与预警的投影寻踪建模与实证研究

本文根据金融风险单指标区间评价标准边界样本和收集到的1993—2014年20个指标实际数据,建立了我国金融风险评价与预警的投影寻踪(PPC)模型。对1994—2015年我国金融风险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PPC模型能较好地应用于我国金融风险的评价与预警研究,数据检验结果符合我国金融市场的实际运行情况,期间金融风险处于"基本安全"状态,但以2008年最严重,其次是2000年。与BPNN模型相比,PPC模型建模过程简洁,属于确定性、线性和显性模型,可以直接用于判定各个评价指标以及子系统的重要性,对我国金融风险的把控可提出更具针对性的建议和措施。PPC模型进一步深化了金融风险评价与预警的理论和方法。

上市公司国有股股权比例对公司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

上市公司国有股股权比例以及国企高管人均薪酬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一直是热点问题,尚未形成共识。文章通过选择上市公司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在ROA的不同分位数水平上,资产负债率均对企业财务绩效有负的贡献;然而,高管人均薪酬、国有股股权比例、成本费用利润率均对企业财务绩效有正的贡献。在平均意义上,国有股股权比例对企业财务绩效的贡献是非线性的。在平均意义上,高管人均薪酬与企业财务绩效无显著关系,所以合理控制国企高管人均薪酬有实证基础。

关于金融稳定与货币政策的一点思考

金融危机凸显了中央银行在金融稳定职责上的不足,并引起了对金融稳定与货币政策关系的广泛讨论。文章分析了宏观经济学兴起前后中央银行政策目标的变化,并对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监管作为维护金融稳定的主要工具的利弊进行描述和总结,最后提出了一些促进金融稳定的建议。

上市公司债务税盾拐点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基于制造业的经验研究

通过研究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债务税盾拐点(Kink)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发现:降低税盾拐点,并不会使资产回报率、每股现金流量以及净利润增长率增加,即企业并不会为了享受债务税盾的利益而盲目举债。但是,当企业预估上期和本期实际税率较高时,会提高借款水平,降低税盾拐点,借助债务税盾去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企业的资产规模、行业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Kink对财务绩效的贡献,但是作用不强。

消费社会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演变

进入"丰裕社会"后,强调消费成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缓和资本主义矛盾以及推动社会发展的主题,资本主义社会从工业社会进入了后工业社会或者说消费社会。现代消费社会的经济特征主要表现为: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随着现代消费社会的出现和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其中包括:企业追逐利润与社会利益的矛盾、虚拟资本盲目扩张与中小投资者利益的矛盾以及社会福利资金不足与政府债务负担过重的矛盾等。

大学生党员深化党内政治文化认知的路径探究——基于革命文化的视角

革命文化是党内政治文化的源头，不同革命时期产生了以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为核心的革命文化，集中展现了革命文化的信仰属性、组织属性和实践属性。从革命文化生成、运行和发展的逻辑看，大学生党员深化党内政治文化认知要正确处理好理想信念与现实任务的关系、崇高追求与立足平凡的关系、传承弘扬与创新塑造的关系，在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中发挥主体作用。

中国省际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综合评价与实证研究

本文构建了一个由4个方面、37个指标构成的指标体系,对省际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排名前5位的是上海市、北京市、天津市、广东省和浙江省;福建省的成长力最强;在30个有效评价指标中,最重要的4个指标是每百万人基金公司数、每万公顷土地金融机构数、每万公顷土地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数和每万公顷土地保险机构数。

我国高校教育基金会现金持有逻辑的实证研究

我国高校教育基金所持现金占资产的比重约为80%,远超美国高校教育基金不到10%的水平,也高于我国上市民营公司约20%的水平。为探究我国高校教育基金持有大量现金的行为逻辑,本文在分析了2013年261家教育基金会的财务数据后发现:其逻辑既不是如权衡理论预测的为提高教育项目的投资业绩,也不是如代理理论预测的管理者有自身利益诉求,更不是如融资优序理论预测的旨在拓宽基金募资渠道,而是要通过额外现金支出来达到提升本校综合声誉排名之目的,从而吸引更优秀的生源、谋求高质量的发展。

现代福利国家的产生、矛盾及其危机

工业革命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了巨大财富的同时,也造成了贫富差距与财富增长的同比扩大。为缩小贫富差距与缓和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阶级矛盾,西方发达国家开始致力于社会福利制度的建设,并逐渐建成现代福利国家。然而,福利国家通过“降商品化”和“行政性再商品化”政策来维持和稳定商品形式和交换过程,导致了国家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矛盾。这种矛盾存在于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各个层面。尽管资本主义系统可以通过福利国家制度进行自我调节,暂时避免矛盾的进一步深化,但是由于福利国家的这种系统调节的有限性,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反而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