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社会的共生论——和平发展时代的国际关系理论

"共生"是国际社会的基本存在方式。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共生性是孕育、形成、强化国际社会共生网络的巨大动力。国际社会共生性的实现涉及4大基本要素,即共生关系的主体性、共生关系的纽带、共生关系的共生性底线、共生关系的拘束性。这4大基本要素的发展变革使世界进入和平发展时代,其中涉及共生关系的拘束性工具的持续发展变革与强化具有重要意义,决定着当代世界和平发展道路的进程。和平发展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国际社会共生网络出现了国际体系与全球体系并存而又互动的局面,因而有可能在优先实现全球体系共生关系发展变革的同时,寻求国际体系共生关系发展变革。

为什么要研究“国际社会共生性”——兼议和平发展时代国际关系理论

国际社会共生性是普遍有效的理论命题,具有无可辩驳性。上世纪前半期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和大危机,都表明国际关系理论的变革已处于历史的转折点上,用国际社会共生性命题取代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命题势在必然,可惜至今没有实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发展更加充分地为确立国际社会共生性命题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主导地位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凭借这种发展势头,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谐哲学的智慧,科学认识国际社会共生性,是创立和平发展时代国际关系理论的需要,是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需要,也会为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作出贡献。

空间与轨迹:两个体系中的中美关系——中美关系战略定位历史变迁新解

当今世界是国际体系与全球体系并存的世界。世界主要矛盾正在从国际体系内转到全球体系内。在这历史性转移过程中,中美关系正进入历史发展新时期,战略定位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如何在这转移过程中构建与美国关系的战略新格局,这是中国面临的一个全新课题。两个体系中的中美关系是当今中美关系的基本特征,也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中国外交要站上一个新的高地,中美之间要建立真正平等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关键是要抓住这一特征,统筹国内与国际、国际体系与全球体系两组大局,把国际体系中的被动状态变为全球体系中的主动状态,把全球体系中谋发展的成果转化成在国际体系中谋发展的机会,从而争取我国对美国关系逐步进入战略上、整体上的主动状态。

为什么要倡导共生型国际体系——与熊李力先生对共生性学说理论批判的商榷

"大航海时代"到来后出现的两大历史发展趋向,一个是以经济全球化为驱动力的共生关系发展趋向,另一个是民族独立、建立与建设民族国家的发展趋向。这两个趋向,后者存在于前者之中,前者依赖后者活动来实现;尽管各具张力但具共生性,必须统一。这种辩证统一性规定了国际体系具有内在的本质上的共生性。尽管国际体系长期以来显示出寄生型、霸权型特征,但是其内在本质的共生性外化为共生型国际体系具有历史必然性。倡导个体利益与共同利益、"私道"与"公道"的辩证统一是实现国际体系历史转型的需要。"熊文"的"竞合型国际体系"说既无合理的实践性又无前瞻性。构建共生型国际体系是当代国际社会的历史使命。

避免全球性结盟分裂对抗是当代大国的历史使命——兼议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与实践

传统大国关系的基本特征是大国之间结盟分裂对抗,相互争夺世界霸权。不仅其政治关系是分裂的,经济关系也是对抗的,没有统一的协调性制度安排。由此形成的历史惯性,使二战后由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构成的两极格局依然具有上述特征。虽然世界大战没有打起来,但美苏两大集团之间始终处于"冷战状态"。随着共生性全球体系的形成,赋予人类命运共同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当代意义,使传统大国关系基本特征存在的依据在减少,传统大国关系历史惯性的动力在减弱,当代大国关系面临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历史性需求和机遇。中国适时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既是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题中应有之意,也是希望给当代世界摆脱传统大国关系历史惯性提供一个共同努力的方向。不仅具有理论与实践依据,而且科学把握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的历史趋向。

冷战后国际政治、经济、行政秩序的转换及其特点

冷战后国际政治、经济、行政秩序的转换及其特点金应忠，孔令玉一、国际政治秩序的变革将取进化、演变的形式。传统的国际政治秩序转换，通常是经过大规模的战争来完成的。但是，从１９９１年底开始的国际政治秩序转换，却是在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的情况下开始的，因而国际...

两种趋势 两大竞争——新年展望国际形势

世界人民在忧虑与希望中渡过了1985年,迎来了1986年。新年伊始放眼世界,引人注目的是两种趋势正在进行激烈斗争,两大竞赛正在全面展开。两种趋势:一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军事优势的斗争已发展到争夺太空,搞“星球大战”计划,一轮新的军备竞赛已经开始。里根政府早已把实施“星球大战”计划作为夺取对苏战略优势和刺激美国经济,重振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的重大战略决策。最近美《世界》周刊报道“星球大战”计划进展迅速,并透露美“战略防御计划”(即“星球大战”计划)负责人詹姆斯·亚伯拉罕中将在美国国会作证时宣布这一计划有可能提前10年实现。

资本逻辑不能脱离社会共生关系

资本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但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资本现象不仅变得越来越普遍,而且显示出越来越巨大的力量。自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以来,市场经济在中国大地上获得全面发展的机会,资本逻辑不仅进入中国社会的经济生活,而且影响着社会的各个方面。尽管资本的积极方面显而易见,但是消极方面也不能忽视。其中在消极方面,被马克思称为"商品拜物教"的观念正在滋长。这一观念将资本和商品当作可以支配人类命运的力量,当作可以主导社会发展的力量。然而,资本的生存和运作是发生于社会共生关系中的;它不能一枝独秀、恣意妄为,脱离社会共生体系而独立存在。

论两个体系世界的发生和发展与全球问题

随着市场经济兴起,人类社会出现了并行发展的两个历史趋向:一个是民族、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趋向,一个是经济全球化驱动下的全球化历史趋向。前者表现为主权国家体系(国际体系)的出现和发展,本质上是一个自保体系,后者表现为全球体系的生长和发展,本质上是一个相互依赖体系。这两个体系在生长、发展过程中又存在互动联系,既可以是另一方的动力,又可以构成另一方的阻力。随着全球体系生长,相互依赖的扩展,任何一方出现的问题都有可能演变为全球性问题。两次世界大战爆发表明传统的国际体系力量结构均衡无法应对面临的全球性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建的霸权治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缓解了战前所面临的问题,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形成,导致了全球体系的出现,但也引发或掩盖了诸多的全球问题。面对国际体系与全球体系并存的世界,霸权治理已无法应对全球问题的挑战,全球共同治理世界已势在必然。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的全球化主张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作为古代东西方交流的大通道,是连接欧亚大陆最重要的经济、文化、民族、宗教纽带,它的内涵与外延不断随着历史变迁而丰富拓展。在大航海时代和近代民族国家出现前,古丝绸之路就在人类全球化历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这一轮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最突出的问题表现在全球性的发展不平衡和不对等———国家间和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和文化交往的不对等。＂一带一路＂倡议无疑为解决这两大难题提供了一条＂中国方案＂的可能路径。＂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主张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通过＂一带一路＂的＂五通＂举措推动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新型全球化,并且积极探索全球治理新模式,维护人类的公平正义,从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卷首语暨转刊发刊词

《国际展望》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转刊发行,值得庆贺。《国际展望》的主办单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其前身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是在已故总理周恩来的亲自关心下于1960年成立。作为国内首批的综合性国际问题研究机构之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致力于国际问题研究。

专家学者谈海湾战争

全世界都在以焦虑不安的心情注视着海湾的战况。本刊上期已经发了一期海湾战争特辑,本期还是以海湾战争这个题目为中心。今天请在席的各位军事问题、国际关系和中东问题专家就这场战争开战以来的战局作些评论,看看战争下一步如何发展,周围国家如以色列、土耳其和伊朗会作出哪些反应。

“一带一路”是欧亚非的共同发展战略

"一带一路"战略不仅是中国在新时期提出的重要国家战略,同时也是欧亚非三大洲各国的共同发展战略,它不仅植根于古代先民基于勇气与智慧共同创造的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记忆,而且也适应了当代各国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共同需要,更是包容性塑造外交的伟大实践。尽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存在历史与现实的各种矛盾、分歧,但是共建"一带一路"不仅以聚焦共同发展的方式为各国认识这些矛盾、分歧提供了新的视角,而且通过倡导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三位一体"的包容性塑造理念,为管控、弥合、化解这些矛盾、分歧提供了新的途径。立足新的时代背景,中国与欧亚非三大洲的相关国家有能力在古代先民创造的古代丝绸之路基础上,以平等、均衡化的原则共同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践,同时促进沿线地区的一体化发展,经济全球化时代也需要我们具有包容性塑造的目标自信、理念自信。

国家主权原则的理论与现实

本文讨论了现代主权国家的特点 ,然后重点分析了经济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的关系。

未来四十年，中美关系会是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之间的关系

不仅是经济上,在很多国际问题、地区问题、新的领域,等等,只要美国想推进这些事情就离不开中国,比如朝鲜半岛、阿富汗、伊朗,哪一个事情离得开中美合作?所以中美关系肯定会继续是兼顾竞争和合作。但是在新的形势下,竞争更加突出,竞争带来摩擦和对抗的风险更大。2019年1月1日是中美建交四十周年纪念日。孔子曰,四十而不惑。然而在迎来中美建交40周年之际,我们面临的最大困惑就是中美关系向何处去:中美两国会开始新冷战,抑或走向全面或部分脱钩吗?

疫情新常态下国际形势的基本特点和发展方向

2021年的国际形势总体平稳可控,但仍面临新冠疫情起伏不定、世界经济复苏步履维艰、大国关系对峙趋势加剧和全球治理体系建设进少退多等多重挑战。国际社会需要以更大的努力应对和解答时代命题,争取在2022年及以后更加有力地推动和平、发展、合作和共赢的历史潮流继续向前。一、深刻认识疫情发展趋势及其综合影响新冠疫情远未结束,它与百年巨变叠加交织。

试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兼论国际社会共生性

由人派生出来的所有行为体均是人的共同体,是既存在矛盾冲突又必须合群共生的对立统一体。这不仅源自于人具有独立性、主体性与合群性、共生性双重基本属性,而且同样被赋予此双重基本属性,由此带来内外关系存在矛盾冲突的同时又显示出合群性、必须合群、能够合群的三重取向。并以此作为恒久矢量引领内外关系的联系互动,不断优化和优化选择共生关系,排解各种矛盾冲突,构建起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命运共同体——民族、国家,彰显内在具有能群能动性。自"大航海时代"到来后,人能群的内在能动性终于使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当代意义。当然,人类依然面临如何优化和优化选择共生关系、从各种矛盾冲突中走出来的挑战,然而是否要倡导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来应对挑战却依然存在争议,因而有科学解读的必要。

国际理解的意识与能耐是衡量综合国力的一项重要指标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和超国界的自由贸易,使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紧密的整体。知识和科技的不断更新,不仅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和生产方式,还引发了现代思维方式的急剧变革。

大国外交理论与国际秩序建设:“三个百年”思考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和联合国成立70周年。在这个具有纪念性意义的年份,我们更加感觉到,中国的国际关系和外交学界不仅仅需要进行学理性和学术性的研究,还要与实际紧密地结合。中国作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全球性大国,正在推动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因此更加需要加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建设。

国家主权的最高权威不容动摇——评《浅议国际法上的国家主权问题——对欧共体(欧盟)特例的探究》

文章对《浅议国际法上的国际主权问题 对欧共体（欧盟）特例的研究》一文中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并就国家主权的最高权威性、主权不可让渡性及国际法与国家主权的关系阐述了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