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会与中美安全关系——以台湾问题为例的分析

美国国会通过立法权、财政权、监督权、调查权、建议与赞同权以及决议案等途径 ,对中美安全关系产生重要作用与影响 ,其大小取决于国会与白宫之间、参议院与众议院之间、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的互动与制约 ,以及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内部运作模式。影响美国国会对中美安全关系态度的主要因素包括国际战略形势、选民意愿和选区利益、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国会幕僚和助理、军工产业集团、美国新闻媒体、台湾的游说等。

美国“重返东南亚”及其对亚太安全的影响

上世纪 90年代中期以来 ,特别是“9·11事件”后和反恐战争开始以来 ,美国逐渐加强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和军事活动 ,这被称为“重返东南亚”。其主要特点有 :扩大美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军事合作及加大反恐力度等。其战略企图是为了加强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深化反恐战争以及接触、防范和制约中国。美国“重返东南亚”虽然有助于打击恐怖主义 ,但将使东南亚地区的政治形势更加错综复杂 ,增加了美国军事干预其他亚太事务的可能性。

论中美共同利益与结构性矛盾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在国际关系中影响的上升 ,特别是“9·1 1”事件后 ,中美结构性共同利益正在增加 ,结构性矛盾尽管还存在 ,但其重要性暂时有所下降或尖锐程度暂时得到缓解。中美结构性矛盾与中美结构性共同利益在各领域所占的比例是不同的。美国一直是在它全球战略的框架内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的。这决定了不同时期中美关系五个领域在美对华战略中重要性的不同排序。中美在世界战略格局等战略与安全观念方面存在碰撞与相容性。有必要利用目前有利时机 ,构建中美长期战略稳定与合作关系框架。

伊拉克战争对国际战略格局演变及我国安全环境的影响

伊拉克战争促使世界多极化趋势与美国单极化企图之间的较量更加激烈,导致大国关系纵横捭阖、重新洗牌。美国与中东穆斯林民族的矛盾将上升,它难以很快搞定中东地区。与美国原来的愿望相反,这场战争将引起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新危险。国际社会围绕加强还是削弱联合国在未来国际体系中的作用问题进行激烈复杂的外交博弈。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未变,但我仍面临周边地区爆发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的可能性。

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三角关系:超越均势理念

国际关系中的三角关系是主客观相结合的产物。客观存在的三角关系是人类社会历史的一种带有规律性的东西 ,它是自在的三角关系 ,也是对三角关系的客观描述。主观表达的三角关系通常指一国对外战略或策略的一种选择。而隐含在这两者背后的思想意识是“三角关系理念”。冷战时期 ,中美苏大三角战略关系的理论基础是均势理念。在冷战后时期的中美俄三角关系中 ,中俄正在以超越均势理念的新观念看待和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美国的关系 ,但美国却推行以“霸权加均势”为基本理念的全球战略。这两种不同的理念必然要进行对国际战略形势产生重大影响的碰撞和互动。

国际军备控制理论的演变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军控理论

国际军备控制理论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国际军备控制理论受到国际关系理论领域传统现实主义与科学行为主义的重要影响。新现实主义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对美苏70至80年代的核军控进程起了某些积极影响。当代西方军备控制理论还包括和平研究、核威慑理论中影响核军控的理论、国家实力构成研究等。这些研究并超出了西方国家的范围。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军备控制理论必须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从我国的安全利益和特点出发,着眼于国际安全和军备控制斗争的实际和发展。

美国关于危机管理的理论与实践——以中美关系为例

美国从冷战时期开始就逐渐发展起一套危机管理的理论、机制和方式。中美危机管理是美国在国际政治中进行危机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政府在中美危机管理中既运用其一般意义的危机管理理论和机制 ,也有一些独特的指导思想和方式。这些对中美危机控制的实践有重要影响。冷战结束后 ,中美两国在实践中都积累了一些危机管理经验 ,并开始建立某些危机管理机制。由于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的不同 ,中美两国现有危机管理机制差异较大 ,需要较长时间的磨合与适应。影响中美危机管理的主要因素包括 :实力对比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危机的结构、各自国家的对外战略、国内政治因素、盟国和盟友关系。

朝鲜半岛的和平统一进程与东北亚安全机制

朝鲜与韩国的和平统一政策经历了一个演变和发展的过程。近年来,双方和平统一方案的趋同化有很大发展。北南方一致同意依靠本民族自己联合的力量实现国家统一。北方的初级阶段联邦制方案和南方的旨在实现统一的联合制方案互有共同性。如果美、俄、中、日四大国关系能够实现稳定和合作,将有利于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统一进程。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统一成为东北亚安全机制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同时,这一进程又促进东北亚安全机制的形成。未来东北亚将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多类型的安全机制。这种机制应建立在“共同安全”和“合作安全”的基础之上。而且,随着新的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应逐步弱化军事联盟的作用,并最终取代军事联盟。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美对外和对华政策中的作用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实际上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本身、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班子及其负责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它的演变可分为作为咨询机构的早期阶段、作用膨胀阶段和重新确定以发挥协调作用为主的阶段。国家安全委员会在美对外政策中的主要作用有七项,其对华政策部分的主要作用包括参与制定对华政策、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在中美关系的关键时刻作为特使访华、参加中美关系中的危机管理等。

亚太地区禁止生物武器的进程

亚太地区现在仍存在生物武器扩散的危险。特别是随着生物技术和遗传工程的发展,违禁生产生物武器的可能性比过去增加了。由于生产和获得生物武器要比制造核武器容易得多、生物武器杀伤力巨大以及生产生物战剂的设备难以被发现等因素,恐怖分子将来可能会更愿意选择生物武器作为它们进行破坏活动的工具。禁止生物武器是国际军控与裁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亚太地区禁止生物武器的努力是与国际禁止生物武器的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政治因素主导下的美朝经济关系

美朝经济关系自朝鲜半岛停战以来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本文在阐述美国对朝鲜经济情况评估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美朝经济关系的发展趋势。美朝经济关系今后的发展将取决于两国政治关系的状况,特别是取决于美朝核危机的解决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