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自公联合内阁长期化的影响因素研究

根据在内阁构成、政党体系、选举制度、修宪条件、央行独立性等十个领域,各国在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具体政治特征,西方学界划分出“多数民主模式”与“共识民主模式”两种政治体制的国家阵营。量化显示,日本各项政治特征的计算指标并不符合多数民主或共识民主的典型性,而是位于临界水平。换言之,日本既非多数民主也非共识民主,不能直接照搬某一模式中各政治特征对内阁类型的影响来分析日本当前的情况。不过,即使与理想状态存在出入,但民主模式分类标准中各项特征对一国政治现实的影响,却是广泛存在的,诸特征的相关性,无论对多数还是共识民主国家,也都是普适的,那么,这些政治特征及其彼此的相关关系,将如何影响内阁类型呢?通过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的定量研究方法,首先讨论西方民主模式的相关理论,明确各项政治特征的量化标准,在此基础上,具体研究日本政治特征与内阁类型的相关关系,以及作为自变量对内阁类型变动的解释力水平,最后,补充其它潜在的,经济社会领域的内阁类型影响因素。

“自由国际秩序”的历史窠臼:论“印太”框架下日本的对华制衡

对自诩西方国家的日本来说,中美国力的“东升西降”意味着现行“自由国际秩序”遭到挑战,其角色定位和国家利益驱使它要竭力稳定这一秩序,并借此提升国际影响力。“印太”概念便是日本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一个区域性秩序框架构想。在政策宣传上,它标榜要构建一个自由开放的区域秩序框架。但暗含的一元排他性价值理念导致其本质是“有选择的多边主义”,且在拜登主政后,日本的“印太”概念越来越趋同于美国的“印太战略”,呈现出鲜明的遏制打压中国的外交态势。中国应在对此有清醒认知的同时,坚持在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基础上加强沟通协调,确保两国能共同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事业发挥积极作用。

中日矛盾中的“聚旗效应”:日本介入台湾问题的特征及影响

现阶段台湾问题在中日矛盾中的“聚旗效应”日益凸显,这主要是日本在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借势而为的一种外交选择。受此影响,日本处理台湾问题的“大小前提”正在遭受结构性冲击。日本与中国保持官方往来是“大前提”,维持与台湾地区的非官方务实性接触是“小前提”。现阶段,为实现“借台遏华”的目标,日本积极跟随美国深度介入台湾问题。其特征主要体现为:以价值观为切入点,积极为介入台湾问题寻找“大义名分”;利用各种国际场合,制造国际舆论,为深度介入台湾问题造势;透过日本政界强大的“亲台”力量,屡屡掏空、虚化“一个中国”的原则。

“泛安全化”视域下日本对华政策研究

“泛安全化”意指国家对传统安全概念的边界进行过度扩大的主客体互构进程。在“泛安全化”视域下,日本对华政策的目标设定主要体现为:安全上,持续配合美国全面对华遏压,围绕中国形塑一个有利于日美的战略环境和价值观同盟;经济上,稳固以日美为主导的依附型共生体系,既确保日本的技术优势,又能将中国框限在产业链的中下游;价值观上,以“普遍价值”为遮掩,为持续“借台遏华”谋求正当性。日本专注于“泛安全化”下的过度对抗,既会加深中日两国的互信赤字,更会导致两国关系深陷内外因素反向作用的恶性循环中。中国应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坚定两国关系正确的发展方向,为“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的、稳定的中日关系”而努力。

简析近年来日本对中东的“平衡外交”

对日本而言,中东不但是日本能源安全的生命线,还是其推进大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安倍晋三主政期间,中东成为日本积极开展“平衡外交”的重要对象。日本一方面意图在美国和伊朗之间扮演协调者角色,借以提升本国的地区影响力,另一方面又谋求同沙特等国深化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合作。这既是日本在日美同盟框架下提升外交自主性的必然结果,也是其重视能源安全和经贸合作等经济利益使然。然而,日本对中东的“平衡外交”主要受到“美主日从”的结构束缚、中东地区内的矛盾冲突及外交关系难题、日本国家能力的限制三大因素制约,这使得日本在推进“平衡外交”的过程中面临着不可避免的现实困境。

多维度对冲与兼容性竞争:“印太构想”下日本的对华战略剖析

中美国力的"一进一退"可以说是国际大变局中最具影响力的体系意义变量。对自诩是西方国家的日本来说,这主要意味着现有的自由国际秩序遭到挑战,日本的角色定位和国家利益驱使它竭力稳定这一秩序,并借此提升自身国际影响力。日本的"印太构想"便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一个区域性秩序框架。日本意欲联合各方,一方面通过多维度对冲在安全领域构建一个针对中国的多层次安全保障体系,另一方面在经贸领域勾勒一个体现日本意图但又容纳中国的多边制度框架,以实现与中国的兼容性竞争。中国应在对此有清醒认知的同时,坚持在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加强沟通协调,积极推动构建互利双赢的中日关系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