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中权力的变化:以环境气候领域国际非政府组织为分析中心

随着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发展,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治理领域中扮演着日渐重要的角色,特别是以国际非政府组织为代表的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环境治理进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本文首先从相关非国家行为体的概念和发展入手,分析当代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治理进程权力变化的现象。其次以全球气候治理为例,指出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其中权力的有效性体现在意识宣传、信息提供、行动监督这三个方面。最后探析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治理进程中的权力获取的主要途径,总结出议程设置权力的引导和规则规范权力的引导这两种不同的权力获取渠道。笔者认为,在全球治理领域,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权力和合法性都在不断上升,虽然全球气候治理的主要行为体还是国家,但是以国际非政府组织为代表的非国家行为体正深刻地影响着这一进程,这是不容忽视的。

当伙伴“遇见”盟友--中国伙伴关系与美国同盟体系的互动模式研究

在中国目前的伙伴关系国中,有相当数量的美国盟国。因此,评估这一伙伴与盟友的互动关系,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笔者认为,中国伙伴关系与美国同盟体系的互动有三个特征:一是协调性,与美国盟友的伙伴关系属于中国伙伴关系网络的一部分;二是差异性,与美国盟友的伙伴关系因区域而不同,与欧洲盟友的伙伴关系构建相对较为顺利,与亚太盟友则遭遇困难;三是递进性,即中国与美国盟国的伙伴关系随形势发展逐步推进。中国伙伴关系网络与美国同盟体系的互动表现为三种模式:和平共处,同盟体系遏制伙伴关系,伙伴关系化解同盟体系的遏制。导致上述模式差异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吸引力可使他国从与中国的伙伴关系中获利,并以此为基础扩大互信,夯实伙伴关系的基础;另一方面,伙伴关系建设还取决于双边安全矛盾的程度,伙伴关系目前还停留在低政治的阶段,故而一旦遇到高政治领域内的安全矛盾,伙伴关系开展将受到严重的阻碍。

转型中的国际债务治理:过程、功能与前景

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是全球治理和国际发展的重要议题。1956年巴黎俱乐部的成立标志着国际债务治理的诞生。20世纪80年代发展中国家危机的暴发推动着国际债务治理第一次转型:国际债务治理的主体和模式开始发生转变;国际债务治理的议题和目标不断扩大;债务治理逐渐偏离其原有轨道,成为西方国家塑造发展中国家发展议程的重要方式。这一转型奠定了当今国际债务治理的理念、机制和模式。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主导着国际债务治理的理念。国际社会虽然没有建立有约束力的集体债务治理机制,但这并不妨碍巴黎俱乐部和国际金融机构通过松散的协调在国际债务治理上发挥领导作用。从21世纪第二个十年起,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再度上升,国际债务治理的缺陷开始不断暴露,中国等非巴黎俱乐部国家在国际融资和债务治理上的重要性快速上升,这一系列因素推动着国际债务治理开始经历新的转型。然而,新型国际债务治理体系必须致力于搭建开放包容的国际融资管理体系、均衡有效的国际债务治理框架,必须致力于真正解决债务问题和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气候行动之年”和美国气候变化政策发展

当今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全球治理领域中的热点话题。自2009年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召开以来，各国对气候治理的重视程度普遍上升，不仅纷纷出台举措控制和降低碳排放量，而且还合纵连横积极参与到全球气候规则制定中采。联合国也决定于2014年9月在纽约召开气候变化峰会，为在2015年就气候变化问题达成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新协议奠定政治基础。在气候治理领域，美国、欧盟以及由中国、印度、南非和巴西所组建的“基础四国”机制是关键行为体。分析和理解这些大国和国家集团为应对气候变化所坚持的原则、采取的政策及设计的方案对我国制定恰当的气候政策，积极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与国际合作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我刊专门邀请气候治理问题领域的专家学者分别就美国、欧盟和“基础四国”的气候变化政策撰文，以供读者参考。

境外非政府组织因素对中国外交的影响及其应对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包括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各类社会组织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逐渐上升。国家权威的相对衰落以及国家功能的有限性凸显,加之社会转型引发的问题以及对弱势群体权益的关切等,都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现实中,非政府组织在落实政府间国际组织议程,拓展国际关系议题领域,影响国际舆论,介入国际谈判,为官方外交提供新载体这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非政府组织作用和影响力的上升,有利于促进中外交流与中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但与此同时,境外非政府组织对中国外交政策实施、国际形象建构、海外利益保护、参与全球治理等造成压力。有鉴于此,中国需要不断丰富外交理念,支持具有国际化倾向的社会组织发展,推动本土社会组织构建国际化活动网络,将社会组织纳入国家对外援助体系,妥善应对外交关系中的社会组织因素,拓展新的外交空间。

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PP)中的环境与贸易关系分析及建议

在2015年制定完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PP)中,环境保护成为了这一多边贸易安排中的重要一环。该环境条款反映出国际多边贸易体制中,平衡贸易发展和环境保护日益成为发展的重点,体现了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之间限制与促进并存、强化国际合作机制与尊重国家主权共进这两条主线。TPP这一环境条款虽然对中国贸易发展制造了一定的障碍,但同时也带来一定机遇。中国应充分发挥自身在环境货物上的优势,并且深化自身改革,从而应对TPP带来的挑战。

澜湄区域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挑战与实施路径

澜湄区域在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上已取得一系列重要进展,但仍远未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提出的要求,当前面临诸多挑战:地区发展不平衡,治理制度赤字,可持续基础设施建设赤字,公共产品赤字。为促进澜湄区域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应深化可持续发展治理机制创新,塑造澜湄区域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协作关系;加强可持续发展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公共产品创新突出命运共同体理念,提高澜湄合作对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参与和贡献,发挥澜湄国家在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主动性、创造性。

全球网络安全形势与网络安全治理的路径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及俄乌冲突影响下,大国在网络空间的冲突进一步加剧,网络安全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更加明显。国家成为全球网络安全领域的决定性力量,具有影响力的网络行动大多可溯源到国家行为体或由政府支持的组织或个人。通过网络手段来达成国家的战略目标不仅成本低而且风险小。以美国为例,其已经明确将进攻性网络理念作为网络司令部的指导方针,开展了前置防御、前沿狩猎等多种形式的网络行动。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非海上互通的安全风险与防控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进程中,中非海上互通存在巨大的合作潜力。中国以印度洋沿岸港口为重点,在非洲沿海建设、投资与运营部分港口项目,并与集疏运通道与产业园区建设相结合,推动非洲区域互通与中非海上互通。在此过程中,中非海上互通面临武装冲突等安全风险以及恐怖主义势力与海盗活动等非传统安全风险的威胁。中国政府和企业需完善项目风险评估与安保体系、加强中非安全与海事合作,并发挥全球性多边机构等利益相关方的作用,推动中非海上互通与产业合作的稳步发展。

打造绿色军队:美国军事能源战略调整评析

近年来,美国积极寻找应对军事能源供需挑战的解决之道。奥巴马政府通过出台《作战能源战略》及《作战能源战略实施计划》,改革创新相关制度,力推美军作战能源的战略转型,冀以此提升美军在全球战略布局转换中的作战效能,配合国内能源环境新政的实施。由于受国防预算限制与党派政治影响,美军作战能源向可再生燃料转变的进程势必遭遇挫折且进展缓慢,但其绿色化、清洁化的总体方向不会改变。美国调整军事能源战略的经验值得中国重视与借鉴。

中俄能源外交的历史演进

中俄两国围绕能源合作开展了一系列外交活动,取得了诸多重大进展,但同时也进行着复杂的博弈,面临着难以克服的分歧。历史上,中日俄曾围绕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石油管道的选线方案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当前,中俄能源合作的巨大互补性仍然推动了两国开展能源外交。在石油领域,中俄先后开展了"石油换贷款"等合作。在天然气领域,中俄历经波折,在天然气价格方面签署供应合同并开始建设东线天然气管线。在电力领域,双方在"俄电入华"、核电及水电具体项目上也进行了洽谈,取得了诸多成果。另外,中俄元首互访机制、总理定期会晤机制、副总理级别的能源合作委员会以及电力合作委员会现已成为两国不同级别能源合作的重要机制保障。未来,中俄石油外交还将取得更大突破,天然气外交很可能在短期内再无进展,中俄能源外交总体上将呈现出动力与阻力并存的态势。

“亚信会议:合作机遇与挑战”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4年1月15-16日，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主办的“亚信会议：合作机遇与挑战”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举行。来自外交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云南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政法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以及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等机构的专家学者围绕中国新安全观与亚洲安全机制构建、以“一带一路”建设为抓手加强亚信成员国经济合作、加强人文合作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人文·城市·世博:世界城市日筑就的交互活力时空

"世界城市日"的设立源自世博会历史上第一次以城市为主题的2010年上海世博会,其目的是让上海世博会的理念与实践得以永续,激励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对外交流合作。通过"世界城市日"的对外交流平台,可以推进城市交往活力指数的建设和提高,从而提升城市的形象,扩大城市的国际影响力,增强城市的综合竞争力。

G20环境治理和发展趋势

国际环境问题的首要特点是其全球性、跨界性和弥散性,其成因和影响都是全球范围的,只有国际合作才能真正保护全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传统以联合国环境署为核心的环境治理正受到挑战,新议题、新领域和机制扩散推动国际环境治理变革。介绍了2016年G20第十一次峰会的"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主题,对世界经济、创新增长方式、贸易投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环境、反腐败、气候变化、就业、粮食安全等议题和成果设想进行讨论,阐述了在此过程中二十国集团作为大国环境治理协调机构必然发挥的作用。

办好世界城市日 造福全世界城市

与世界城市日的意义相比,目前的实践还不能令人满意:一是知晓度低,二是参与面窄,三是持续性弱。这种情况也不符合联合国系统举办国际性节日的规范。联合国希望国际性节日的举办城市除自身获益外,还能带动周边城市的发展,甚至带给整个地区以积极的转变。联合国系统更加看重整个社会的综合准备情况,如市民的参与和支持度、当地私营企业对节日的接受度等,希望当地社会各界力量共同参与,扩大办节成果的惠及面及惠及力度。所以,要重视顶层设计,要在上海的城市公共外交总体思考下,编制上海本地开展世界城市日活动的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

“半负面案例比较法”与机制辨别--北约与华约的命运为何不同

在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正负面案例比较已成为一种常见的研究方法。但是,此方法并不能有效地甄别因果机制。传统的案例比较法假定,正面与负面案例在因素上的差异将决定这一机制能否在相应的案例中得到激活和运行。在正面案例中,机制未受阻碍,并导致相应结果的出现。而在负面案例中,机制受到阻碍,从而无法导致该结果的出现。但是,传统的案例比较方法并不能真正确认其认定的机制是否真实运转,因为也可能多个因素加上机制导致负面结果。为此,作者创新性地提出"半负面案例比较"的方法。此方法可以清晰地展现因素、机制与结果之间的关系,从而可以更有力地论证机制的作用。为了体现此方法的实际作用,它被用于分析冷战时期美苏各自联盟的不同结局:解释为何冷战时期的北约维持了基本的稳定并最终发展为安全共同体,而华约并不稳定并最终解体。通过半负面案例比较法,可发现联盟内和解是理解此问题的关键机制。影响此机制的重要变量是该联盟成员的国内管理体制。在联盟成员国具备有限性、灵活性和开放性的管理体制时,联盟内更容易实现和解,反之则更不容易实现和解,而这会影响联盟最终的发展结果。

东南亚地区海事安全合作的国际化:东盟海事论坛的角色

安全国际化是东南亚国家实现安全的基本途径,推动国际海事安全合作是东南亚国家在海事领域实现安全的重要表现。为了维护本国经济安全和战略利益,美国和日本一直在这一进程中扮演主导角色。东盟海事论坛成立后,东盟在本地区海事安全合作中的中心地位得以机制化并为大国所承认。东盟海事论坛及扩大会议为东盟国家与美国、日本和中国开展海事安全领域的功能性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有助于保障东南亚海域的安全,提高东盟国家的海事行动能力,提升东盟总体的地区治理能力。然而,"东盟方式"、大国权势竞争以及地区海洋争端,也制约着这一海事安全合作机制的深化和拓展,讨论南海争端等问题则更有可能加剧问题的复杂性。

世界能源百年变局与国家能源安全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我国当前所面临的能源形势日趋复杂,能源安全愈加成为攸关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新形势下,无论是学科层面上世界能源地理与国家能源安全的科学问题、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还是国家现实需求上全球能源治理体系与国际能源合作等问题,都亟待专家学者们深入交流与讨论。通过"一问一答"的访谈方式,展示主持人与九位学界或业界访谈嘉宾基于不同视角的问答内容。分别围绕能源安全的内涵与全球能源治理模式、我国能源安全面临的挑战与对策、全球能源地缘政治形势的新变化、世界能源生产空间和消费空间不平等地理格局下的能源安全、全球能源低碳转型趋势下的中国能源高质量发展、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影响下的全球能源供需格局变化、未来能源地理学的研究前景与重要研究方向等一系列内容发表观点。以期达成一定共识,从而更好地研讨世界能源地理学的关键问题,并积极应对世界能源的百年变局,提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应对措施等。

试析全球气候变化谈判格局的新变化

长期以来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以"南北格局"为主线,但是德班会议之后,发达国家希望通过"德班增强行动平台"把原有结构转化为"排放大国—排放小国"的格局,突出发展中大国的减排责任。"南北格局"、"排放大国—排放小国格局"的影响交互显现。从长远发展趋势看,围绕全球气候变化谈判格局转型的竞争将会成为气候谈判和外交中的主要线索,发展中大国既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也存在外交和发展空间。面对气候变化谈判格局的改变,中国气候外交对内维护团结、对外应对减排国际压力的任务将更加艰巨。

从东盟自由贸易区到东盟经济共同体:东盟经济一体化再认识

冷战结束后,东盟转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重心从政治安全转向经济合作和地区治理。这一转型过程伴随着东盟合作习惯、合作机制和经济决策参与者的变化,这也成为影响东盟决策实践和效率的重要因素。从东盟经济共同体的执行和实践效果来看,东盟在经济一体化上取得了积极进展,东盟国家对东盟经济共同体的预期收益也持乐观态度。然而,在消除非关税障碍、技术工人自由流动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自由化等核心问题上,东盟经济共同体进展依然非常缓慢,2015年建成东盟经济共同体的目标将很难实现。东盟已经开始着手制定东盟经济共同体2015后议程,为不能按期实现的目标提供补充方案。这事实上再次证明了东盟经济共同体建设更多的是过程导向而非结果导向,东盟经济共同体建设很大程度上只是东盟高度经济一体化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