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视域下国际石油价格的震荡及应对

国际石油价格不断震荡成为当前重要的国际政治经济事件。2020年国际油价震荡受到疫情、世界经济低迷、供需失衡、地缘经济博弈等多重因素影响。而且在此背景下,石油的地缘政治作用明显上升。当前,美国、沙特阿拉伯、俄罗斯等都将油气资源作为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欧佩克+”国家、美国、欧盟和中国在能源上的竞争日趋激烈,以期提升各自在规则制定中的影响力。亚洲已成为全球能源格局的重心,且随着未来全球石油需求中心持续向亚洲转移,原来由生产国主导的价格交易机制逐渐转移到国际金融市场和国际大宗商品市场,能源安全、大国油气战略和全球金融相互交叉和渗透。同时,低油价可以降低中国等制造业大国的能源成本,为疫情后的经济复苏提供支持,但低油价也会冲击石油工业、影响中东的稳定,并带来其他风险和危机。因此中国应把握国际能源结构变革的机遇,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

全球城市建设和上海国际大都市吸引力的探索

上海一直凭借有利的地缘优势和国家支持,积极开展国际交往活动,稳步推进建设全球城市的进程。从长远角度看,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上海国际化诉求的提升,上海的国际交往活动将向更高、更宽、更深的层面发展,全球城市建设是今后上海发展的关键。基于比较2015~2017年三次针对外籍人士的问卷调查,建议上海未来应加强在全球合作、国际制度设计与国际组织建设方面的角色和作用,应主动研究、承接与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相关任务,应强化国际化战略的多元发展与错位竞争。同时,上海在探索公共管理领域的国际化,以及形成国际公共管理能力上必须要有所作为。

上海建设全球国际化城市的思考与建议

城市国际化是应对经济全球化时代城市竞争的积极举措,是转变发展方式,探索新一轮发展方向的必然选择。上海是中国的最大城市,有着有利的地缘优势和国家政策的倾斜支持,总体性经济指标位居全球城市前列,在此基础上,实现自身国际化成为上海的发展目标。而这一目标的实现,要求在对自身做好定位分析的基础上,以经济中心为基础,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经济金融、政治文化、科技创新中心,提升上海在国际的吸引力,推动上海成为有活力的多元包容的国际大都市。

过程研究纬度下的全球性城市发展理论及其指标体系探析--以中国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指数的构建和分析为例

近年来,全球城市理论的研究范式呈现出空间网络化、主动性认知转向和外交功能性聚焦等发展趋势,但是这一范式变迁还主要是基于发达国家城市发展的实践模式,基本反映了对全球城市及其资源流动和配置的"结构性"研究。随着世界权力体系的变迁和地缘经济版图的演进,全球城市格局发生了新的调整,即新兴发展中大国的崛起性城市拥有更为强劲的增长动力,日益成长为重要的全球性城市。这需要我们从"过程性"研究纬度重新审视全球城市发展过程中时间的社会性及其对城市空间的建构作用,"过程纬度"为全球城市的结构变迁提供了一种动力机制,为城市进化过程提供了动态性诠释。对于全球城市发展的过程性研究,首先需要突破既有的"结构性"城市指标体系。因此,基于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指数,通过多元指标设置来衡量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动态边界,聚焦于发展中国家城市对外交往活力的过程性研究。通过对中国排名前十的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指数描述和比较,旨在用量化方式回答如何基于过程纬度来分析中国城市对外交往的内涵以及衡量形式,特别是为发展中国家城市如何提高对外交往能力和城市发展活力提供软性的政策指导路径。

全球能源形势重大变化与中国的国际能源合作

当前,国际能源安全形势愈加复杂和多样,全球能源结构发生结构性变革。与此同时,巴黎协议的正式生效标志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也标志着全球能源格局要迎来新的开始。在新形势面前,单靠中国自己无法驾驭,需要进一步加强同国际的能源合作,建立能源安全的全球"命运共同体",在现有的双边和多边平台上,积极参加全球资源投资,高调融入并争取引导全球能源治理,加强能源安全领域的公共外交。

话语权、能源博弈和国际体系变迁

国际能源竞争一直伴随着整个国际体系的演进历史。世界能源供应链是否连续而完整、价格的波动能否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等能源安全问题不仅关乎着国际能源安全体系未来的发展态势,也关乎着能源消费大国和生产大国的切身利益。纵观工业化时代后的国际关系史,对能源的争夺、开发、利用和占有一直是国际体系变迁的主要脉络,英、美这两个国际体系的霸主同时也处于能源安全体系的中心地位。当前,全球能源资源供需基本上总体平衡,历经21世纪前十年油气投资发展和美国页岩油气革命,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变化。目前,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步入经济转型调整期,既要注重改善能源安全环境,又要掌握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权力。

美国的能源政治:一种全球战略体系

全球能源安全受到两个外部逻辑的制约:基于地缘政治的权力逻辑,和基于全球治理的建章立制逻辑。奥巴马第二任期以来,美国国内对于能源独立和革新的共识逐渐加深,其能源外交的经济基础出现积极变化。美国以能源利用方式的调整为中心,在全球能源战略和地缘方面提出了具体措施,力图确立全球能源大国领袖的地位,主导全球能源治理进程。

历史、现在与未来:中美民间外交与上海实践

民间外交有利于中美关系的发展,且可以摆脱国家关系的严格束缚,灵活开展,寻求民间往来和沟通的合作点。在中美关系中,民间外交是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关键的。中美民间外交具有历史悠久、全方位多层次、领域多元化、主体多样化且受政治经济因素影响较大的特征,其基础是中美差异和共同的历史文化等交汇点。中美民间外交,尤其是沪美民间外交,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未来中美民间外交的长足发展,应当建立在正视和解决相应问题的基础之上。

“绿色发展中的治理创新——里约峰会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国际会议综述

即将于2012年6月20～22日举行的里约20周年峰会，将在总结绿色发展经验和创新可持续制度的基础上，凝聚政治共识，促进治理创新和绿色经济发展。为迎接此次峰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与德国艾伯特基金会于2012年4月17－18日合作举办了“绿色发展中的治理创新——里约峰会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会议邀请了来自美国环境和科学协会、

城市外交和上海参与“一带一路”的高端定位

"一带一路"战略使得沿线城市互联互通,与全球化进程密切关联,体现在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全球城市化和城市合作浪潮的出现,有助于深化国际产能合作,带动我国装备、技术、标准、服务走出去,实现优势互补。上海以建设多元功能性全球网络连通的全球城市为目标取向,代表和体现国家战略,不仅在"一带一路"战略构造的网络中,且在整个世界体系中起决定性节点作用。上海可以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发展全球城市合作,打造"一带一路"的桥头堡和中心枢纽城市。

印度严重雾霾折射出哪些深层问题

2014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对全球91个国家的1600个城市的空气质量进行测量，结果发现印度首都新德里是PM2．5值最高的城市，全年平均值达到153，远远高于北京的PM2．5值56，而WHO设定的人类健康临界值为10，新德里的PM2．5是其150倍。此外，印度的另外一个城市即巴特那紧随其后，PM2．5高达149。而且，根据WHO发布的2014年数据，在这1600个城市中，PM2．5最高的20个城市中一半以上都位于印度。

基于外籍居民视野的上海都市文化建设环境与新型竞争

21世纪,全球城市之间的竞争内容已经从以经济竞争力为主的"硬实力"转移到以突显文化竞争力的"软实力"层面上。文化因素在未来的城市竞争力要素中将会占很大比重,城市之间新型竞争将是基于文化领域与经济领域的双重博弈。全球城市文化建设对于今后上海全球城市发展极为重要。比较2015~2017年三次针对外籍居民的问卷调查,从数据纵向比较分析可以看到,变化较大的集中在欠缺一流的表演团体、欠缺良好的文化市场、欠缺足够的表演场所以及欠缺非营利文化组织等四个方面。为此,要加强城市文化建设和文化培育的探索,要拓展上海国际都市文化建设的路径。

构建以上海为评估核心城市的城市评价体系

由联合国相关机构、研究型大学、研究院与咨询公司等不同机构提供的各全球城市评价体系日益成为城市发展与建设的重要参考。"城市发展指数"、"亚洲绿色城市指数"、"全球城市指数"以及"全球150城市指数"等全球城市评价体系或者通过对全球各主要城市进行全面的综合性评估,或者通过对诸如可持续发展等某一具体领域进行专门性评估的方式对全球各主要城市进行排名。这些排名对上海打造全球城市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排名显示上海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但较伦敦、纽约等其他城市,上海仍在科研能力、可持续发展、公共参与、宜居、文化及信息交流等方面存有差距。对此,需要构建以上海为评估核心城市,并且能够做出基于针对性考察的具有上海特色的城市评价体系。

中国生态文明领导力建设--基于全球环境治理体系视阈的分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在全球生态危机加剧、大国竞争日益激烈、全球环境治理碎片化的背景下,贯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理念、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刻不容缓。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是国内绿色低碳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积极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大力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体现。在全球环境治理转型进程中,中国宜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与提升国际话语权,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可供参考借鉴的中国方案。应通过加快国内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经济发展来推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转型,通过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平衡大国绿色转型中的竞合关系,通过参与碳中和背景下的绿色公共产品供给,引领建设全球法治体系,塑造生态文明成为全球环境治理的主流规范。

多元与竞合:气候治理中的大国领导模式变革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国际气候领导力竞争格局也更加错综复杂。美国、欧盟已经在新一轮的气候博弈中取得一定先发优势,采取了一系列气候新政,以巩固或扩大自身的气候领导力。中国的气候领导力建设路径与世界主要国家及地区相比,既存在同质化倾向,也呈现出一定差异,双方演化成竞合并存的逻辑关系。当下全球气候治理仍有很多尚未解决的关键议题,这为中国塑造气候领导力留存了一定空间。一方面,中国国际力量的跃升需要匹配适格的气候领导力身份;另一方面,在当前气候领导多元竞争的国际格局下,中国在国际气候领导力方面的突破与形塑,需选择理念型、制度型和方向型等统筹兼顾的路径。

气候极端化背景下的全球粮食体系韧性治理及对中国的启示

在诸多安全议题中,粮食安全是受气候影响最为直接也最为强烈的领域。气候变化对全球粮食体系的冲击构成了两条线性逻辑,一是在“气候+粮食”的二维安全架构下,直接威胁粮食体系稳定;二是在“气候+关联议题+粮食”的三维安全架构下,经由生物、卫生等第三方安全领域,间接弱化粮食体系韧性。具体而言,气候变化给全球粮食体系韧性治理带来的挑战主要体现在制约粮食增产和运输、削弱消费者的粮食获取力和降低个体的营养摄入量等三个方面。在气候极端化背景下推动粮食体系韧性治理,其实质就是增强粮食体系对气候危机的抵御力,减缓气候变化对弱势群体的冲击。为构建更具气候韧性的全球粮食体系,应在粮食供给、获取和有效利用三个方面综合施策。气候变化也是影响中国粮食安全的主要因素,中国需在系统观的指导下,积极预防气候危机对粮食体系的冲击,以实现粮食安全可持续。

民间外交在国家软实力建设中的协同作用及其传播机制创新

中国要提升国际活动能力和影响力,塑造本国形象,增强国家＂软实力＂,其外交内容和方式必然要注入新元素。民间外交日益成为中国顺应历史走向、迎合时代潮流的重要外交突破模式,有利于推进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谐世界＂的价值追求。民间外交及其模式创新对于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并提升中国软实力建设具有深远而重大的意义。

低碳经济背景下的全球气候治理新趋势

《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由上至下的减排义务分配体系和对发展中国家的免责优待构成了全球气候治理"京都模式"的主要特点。由于这两大制度安排与实际需求的矛盾,全球气候治理很快陷入困境之中。《巴黎协定》对"京都模式"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改革,是复杂国际政治经济发展进程的阶段性成果,也是多元行为体和关键国家共同推动的结果,将有效地化解"京都困境"。一方面,多元行为体和关键国家在多个层次上对治理实践的创新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从以国家减排为重心转向以经济低碳化为重心。另一方面,随着多边气候谈判僵局的持续,发展中国家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的认知逐步更新,而发达国家推动的"自愿减排原则"的传播也为南北气候治理规范的再融合创造了条件。为有效利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转型这一机遇期,中国应更加积极地发展低碳经济,并主动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绿色“一带一路”建设:进展、挑战与深化路径

在"一带一路"建设突出生态文明理念、推动绿色发展、共同建设绿色丝绸之路的总体要求下,绿色"一带一路"应运而生。绿色"一带一路"在环境国际合作、绿色发展理念传播、国际公共产品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治理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不断夯实"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但也面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生态承载力低、环境保护与治理基础薄弱、软硬基础设施配套缺位等挑战。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应在做实做细"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和环境治理的基础上,深化绿色"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研究与交流,加强绿色"一带一路"国际发展与管理能力建设,完善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布局,夯实民心相通的基础,不断巩固绿色发展伙伴关系。

地缘性介入与制度性嵌构:美国亚太区域水安全外交战略

根据地缘利益诉求(攻势/守势)与跨国流域水治理程度(工具性/制度性)两个指标,可以将"水安全外交"界定为国家以及相关行为体围绕跨境水资源安全问题展开的博弈行为。水安全外交包括冲突预防型、霸权引导型、水互动冷漠型和治理后现代型四种类型。作为霸权引导型的美国水安全外交战略,其核心是通过水的全球治理来巩固其全球霸权地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大国的地缘性介入,保障其水外交的战略利益;二是通过对区域水治理体系的制度性嵌置和重构,保持其水外交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美国通过水外交的四条路径(联盟和议题联系方式、同水外交大国的协调方式、国际组织议题嵌入、网络化伙伴关系)推进水安全外交政策和安全战略的制定。在其水外交进程中,国内外的动因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通过水安全外交拓展自身在亚太的地缘利益诉求,推行美国价值观的水治理原则和规范,嵌构以美国为核心的水安全治理体系,遏制地区大国(特别是中国)的水话语权,以最终实现美国在区域水—能源—粮食纽带安全中的战略优势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