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视域下国际石油价格的震荡及应对

国际石油价格不断震荡成为当前重要的国际政治经济事件。2020年国际油价震荡受到疫情、世界经济低迷、供需失衡、地缘经济博弈等多重因素影响。而且在此背景下,石油的地缘政治作用明显上升。当前,美国、沙特阿拉伯、俄罗斯等都将油气资源作为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欧佩克+”国家、美国、欧盟和中国在能源上的竞争日趋激烈,以期提升各自在规则制定中的影响力。亚洲已成为全球能源格局的重心,且随着未来全球石油需求中心持续向亚洲转移,原来由生产国主导的价格交易机制逐渐转移到国际金融市场和国际大宗商品市场,能源安全、大国油气战略和全球金融相互交叉和渗透。同时,低油价可以降低中国等制造业大国的能源成本,为疫情后的经济复苏提供支持,但低油价也会冲击石油工业、影响中东的稳定,并带来其他风险和危机。因此中国应把握国际能源结构变革的机遇,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

话语权、能源博弈和国际体系变迁

国际能源竞争一直伴随着整个国际体系的演进历史。世界能源供应链是否连续而完整、价格的波动能否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等能源安全问题不仅关乎着国际能源安全体系未来的发展态势,也关乎着能源消费大国和生产大国的切身利益。纵观工业化时代后的国际关系史,对能源的争夺、开发、利用和占有一直是国际体系变迁的主要脉络,英、美这两个国际体系的霸主同时也处于能源安全体系的中心地位。当前,全球能源资源供需基本上总体平衡,历经21世纪前十年油气投资发展和美国页岩油气革命,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变化。目前,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步入经济转型调整期,既要注重改善能源安全环境,又要掌握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权力。

“绿色发展中的治理创新——里约峰会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国际会议综述

即将于2012年6月20～22日举行的里约20周年峰会，将在总结绿色发展经验和创新可持续制度的基础上，凝聚政治共识，促进治理创新和绿色经济发展。为迎接此次峰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与德国艾伯特基金会于2012年4月17－18日合作举办了“绿色发展中的治理创新——里约峰会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会议邀请了来自美国环境和科学协会、

中国生态文明领导力建设--基于全球环境治理体系视阈的分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在全球生态危机加剧、大国竞争日益激烈、全球环境治理碎片化的背景下,贯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理念、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刻不容缓。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是国内绿色低碳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积极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大力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体现。在全球环境治理转型进程中,中国宜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与提升国际话语权,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可供参考借鉴的中国方案。应通过加快国内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经济发展来推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转型,通过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平衡大国绿色转型中的竞合关系,通过参与碳中和背景下的绿色公共产品供给,引领建设全球法治体系,塑造生态文明成为全球环境治理的主流规范。

地缘性介入与制度性嵌构:美国亚太区域水安全外交战略

根据地缘利益诉求(攻势/守势)与跨国流域水治理程度(工具性/制度性)两个指标,可以将"水安全外交"界定为国家以及相关行为体围绕跨境水资源安全问题展开的博弈行为。水安全外交包括冲突预防型、霸权引导型、水互动冷漠型和治理后现代型四种类型。作为霸权引导型的美国水安全外交战略,其核心是通过水的全球治理来巩固其全球霸权地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大国的地缘性介入,保障其水外交的战略利益;二是通过对区域水治理体系的制度性嵌置和重构,保持其水外交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美国通过水外交的四条路径(联盟和议题联系方式、同水外交大国的协调方式、国际组织议题嵌入、网络化伙伴关系)推进水安全外交政策和安全战略的制定。在其水外交进程中,国内外的动因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通过水安全外交拓展自身在亚太的地缘利益诉求,推行美国价值观的水治理原则和规范,嵌构以美国为核心的水安全治理体系,遏制地区大国(特别是中国)的水话语权,以最终实现美国在区域水—能源—粮食纽带安全中的战略优势平衡。

乌克兰危机中的能源博弈及对中国的影响

乌克兰危机发生后,2014年欧洲和国际能源市场总体上并未呈现大起大落态势,全球油气价格反而稳中有降,这一表象的背后隐藏着俄、美、欧之间复杂的能源博弈。虽然俄罗斯没有如2006年和2009年那样切断对乌克兰的天然气供应,能源供应也未成为本次危机中威胁乌克兰和欧盟国家的焦点事件。但鉴于俄、乌两国分别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生产国和过境国,能源仍可能是俄、美、欧各方推进自身内外政策的重要工具。在此次危机中,俄罗斯"以我为主",坚持政经分离的政策,不希望政治冲突影响自身能源利益。美国"主动进攻",试图通过金融工具来影响能源价格,利用俄罗斯经济与国际社会接轨的一面,对俄罗斯施加压力。相比之下,欧盟在能源供应来源方面虽然仍旧处于弱势和被动地位,但已开始加速多元化步伐,并将继续强化与美国的合作。俄、美、欧三方激烈的能源博弈,围绕地缘政治的权力逻辑和全球治理的建章立制逻辑而展开,直接推动俄罗斯能源出口重心东移,为中国主动对俄施展能源外交、中日韩能源合作以及中美能源经贸合作提供了机遇。作为世界能源领域的需求大国,中国应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以确保充足的外部能源供应和国内能源问题的解决。

全球能源治理的功利主义和全球主义

在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的大背景下,能源国际合作和竞争都是国际体系内的突出现象。2012年以来,中国的风电和光伏产业连续遭受欧美反倾销等制裁。新能源领域逐渐成为中美经贸摩擦的重要领域。这些事件背后的意图不仅是因为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已经影响到有关发达国家的核心发展战略和竞争力,而且折射出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国家之间围绕新能源发展主导权的争夺日趋激烈。全球化和相互依存关系正在加深对国际合作的需求,并为国际合作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在应对全球能源环境挑战中,世界各国既有全球主义下的合作也有功利主义下的竞争。面对这种形势,中国的能源外交政策应该包括全球能源治理、国际交流对话、双边合作等三个方面。中国要倡导能源全球主义的发展理念,通过合作共赢参与和塑造国际能源体系,积极推动全球合作才可能实现真正的和平发展及全球能源的共同安全。

全球发展治理进程与中国角色转型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南北发展失衡、大国地缘竞争失序、全球公共产品供应不足等挑战日趋上升。如何应对发展赤字、如何改革和加强联合国发展治理体系、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粮食危机,已经成为加强全球治理的重要关切。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叠加全球发展赤字的复杂局面,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强调要“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坚持行动导向”。全球发展倡议的提出和落实凸显了中国在全球发展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

地缘政治与全球市场:全球资源治理的两种逻辑

地缘政治博弈与全球市场化是当前全球资源治理体系演变的两个基本逻辑。基于地缘政治思维的资源治理一直在全球资源政治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而由于资源治理要素发生变化,与资源治理相关的地缘政治从生产国与消费国的二元博弈模式逐渐转向多中心化模式。同时,随着冷战的结束,全球资源市场不断发展,基于市场化的灵活治理体系也在不断演进,主要体现为金融化、多利益攸关方的深度参与,以及市场路径下资源治理目标的多元化。地缘政治与全球市场这两个逻辑之间并不是替代与被替代的关系,其背后是"主权"与"全球产业链"的冲突与协调,且两个逻辑在历史进程中并未割裂,而是呈现从"强地缘政治—弱市场"到"强地缘政治—中市场"再到"强地缘政治—强市场"发展趋势,要确保当前的全球资源治理体系的顺利运作,需要处理好两个逻辑的混合发展趋势。中国正面临着全球资源政治经济体系转变过程中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应当积极适应这一趋势,深化相关参与路径,尽可能引领规则制定,推动资源治理向更加公平与合理的方向发展。

地缘政治与全球市场:全球资源治理的两种逻辑

地缘政治逻辑与市场化逻辑是影响当前全球资源治理最突出的两个因素。国内以往的研究主要注重地缘政治或者市场贸易单一视角,而当前,国际秩序不断变化,地缘政治逻辑和市场化逻辑的互动及其综合影响正在全球资源治理体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从大国共治到南北分治——从沙姆沙伊赫大会看全球气候治理进程

在全球气候治理合作进程受阻、气候治理驱动力不足的背景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沙姆沙伊赫大会)的召开无疑为各国继续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合作注入了信心。此次大会体现出全球气候治理进程正经历从“大国共治”到“南北分治”的转型:以中美为代表的大国在气候领导力、1.5℃温控目标、温室气体排放监管、气候资金来源等方面的分歧不断扩大,大国间气候治理合作停滞;同时,发展中国家一致认为发达国家应为全球气候变化负责并为受害国提供赔偿金,导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形成对垒局面。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应积极承担国际责任,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同时提升自身的气候韧性和制度性领导力,妥善应对“南北分治”的新局面和新挑战。

资源自立与全球治理——欧盟矿产资源安全战略评析

对两种权力资源——物质实力和国际权威——的综合运用是国际政治行为体维护其矿产资源安全的最优战略。运用物质实力追求"资源自立",即提高资源生产和利用效率并控制资源产地和供应通道是一国或地区保障资源安全的首选方案。但是,作为一个在矿产资源禀赋上有先天短板的地区,欧盟在能源和诸多金属矿产上的对外依赖十分严重。同时,随着欧洲霸权的衰落,其对重要矿产产地的直接控制也不断削弱。因此,欧盟追求资源自立的战略工具十分有限。然而,在物质实力有限的情况下,欧洲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主导建立的全球矿产资源治理体系,包括自由贸易原则和以西方为中心的定价机制、生产标准和信息采集系统等,却因路径依赖效应而得以保留。当今欧盟在矿产资源全球治理中的国际权威仍是其可以仰赖的重要权力资源。在此背景下,欧盟的矿产资源安全战略体现出有限的资源自立与强调全球治理相结合的特点。

知识与制度:科学家团体对北极治理的双重影响分析

科学家团体正在不断为专业领域的全球治理提供科学依据。专注于北极研究的科学家团体是人类提高北极认知的基石,同样也是了解北极环境的重要渠道。正是通过这些科学家的研究,客观存在的环境因素和自然现象才能成为社会存在,他们建立起来的理论才能够被社会理解和接受,也由此进入北极政治的议程。与北极相关的科学研究旨在认识和把握北极治理现象背后的规律,同时也为北极问题的解决提供指导性建议。与哈斯强调的知识共同体的权力过程不同,本文聚焦于科学家团体的知识和规制两种作用,表现在北极治理上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极地问题的知识化;二是北极事务的规制化。这两重作用体现在北极事务的议程制定、议题确定的过程以及阐述、实施和评估政策的交互作用中,并且推动了极地治理事务的发展。

全球气候治理的混合格局和中国参与

联合国在全球气候治理格局中曾处于中心位置,但由于联盟格局的多元化、大国政治权威的不稳定性、气候政治议题范畴的分散,其地位出现动摇。而联合国外的气候治理实践却在不断发展,集中体现在国际组织等治理平台的“气候化”、气候共同体的网络化和市场路径的低碳创新等方面。从两者互动的逻辑关系来看,气候治理的联合国内外二元轨道在气候治理起始、发展和成熟转型的不同阶段既存在积极互动,也存在消极互动。两种路径具有互补优势,较为理想的发展趋势是构建一种政治信号与社会、市场之间动态平衡的稳定机制。中国在联合国与联合国外混合驱动的复杂局势中既可获益,也面临更多竞争压力,需要坚持联合国与联合国外、政治与市场的统筹进路。

城市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

随着国家在全球气候治理方面的局限性日益凸显,以城市为代表的次国家行为体正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从城市气候变化主场外交、气候城市联盟和碳市场治理这三个层次出发,研究全球气候治理多边层次的突破性进展。在全球气候治理主体多元化这一大背景下,城市在这一治理体系中地位和作用进一步上升。城市在气候治理中的独特作用大致包含以下几个方面:承办历次全球气候大会;构建跨国城市气候治理网络对话和共同行动平台,以及培育城市主导的自下而上的碳市场。城市是试验性全球气候治理的先锋,其政策实践虽然基于地方,却又通过国内和跨国网络传播到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其他部分,从而推动着体系的发展和转型。

浅析非洲的安全纽带威胁与中非合作

在气候变化大背景下,安全不仅是一种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是各议题之间的相互依存。在非洲地区,水、能源和粮食三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彼此影响、彼此制约并极具敏感性和脆弱性的安全纽带。安全纽带为非洲区域的资源竞争、合作和冲突提供了新的解释,并推动水-粮食-能源的研究由技术层面转向外交政策层面,最终为解决非洲资源环境问题提供新的国际政治思路。在安全纽带视角下,由于通过国际合作来解决非洲生态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一个国际政治和经济问题。基于中国所具有的特殊政治和经济优势,中非共同应对安全纽带挑战是中国深化与非洲的友好合作关系、拓宽中非关系社会基础、寻求新的经济合作增长点的重要契机。

中国如何应对全球能源格局震荡

当前不断震荡走低的能源价格使得全球能源格局出现结构性变化,影响能源的地缘政治、供需结构和产业技术都在发生大调整。这些变化不仅对当前全球能源走势产生直接作用,而且对今后全球能源体系产生巨大影响,对全球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势必都会产生多重影响。国际能源价格震荡有世界经济低迷、供需失衡、地缘经济博弈、政治角逐等多重诱因,但深层次根源却在于国际能源的结构性演变。结构性变化给世界主要大国既带来了机遇,也带了新的挑战。中国应当把握国际能源结构性变革机遇,通过参与和维护全球能源安全,来为中国国家发展提供战略保障。

霸权国的支撑机制:一种资源知识视角的分析

资源攸关全球性霸权国家对国际体系的主导和影响,资源体系的转型和周期性变化也是大国竞争的重要领域。有关能源资源的相应信息和知识成为大国自身权力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掌握并控制资源分布数据信息和相关的知识创新则成为主要大国增加地缘政治优势的重要着力点。本文以资源知识与霸权国权力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以历史上先后出现的两个霸权国——英国和美国为经验案例,分析支持霸权扩张、提供公共产品以及引领全球议题三种资源知识对霸权国的支撑机制,并提出,资源知识是支撑全球性霸权国的基础性要素,在不同历史时期其塑造权力的路径不尽相同,但始终是国际体系转型中不可忽视的变量。

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是联合国系统内负责全球环境事务的牵头部门和权威性机构,本应在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过程中扮演首席协调者、重要知识提供者、国际环境条约谈判推动者等身份。然而,随着以气候变化为核心的全球环境问题的日益复杂和加剧,其组织结构、职权与功能已经无法适应全球环境治理的需要。2014年,联合国环境大会实现了联合国成员的普遍会员制,从过去的58个成员参与发展成为160个成员参与;更重要的是,联合国环境大会今后每两年举行一次,实现了环境治理在全球层面的机制化。当前,应按照2012年联合国＂里约＋20＂大会的共识,加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对联合国主要机构的协调作用,并加强它牵头开展联合国全系统环境战略制定工作的能力。

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协定》主要动因的问卷分析和阐释

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协定》的国际行为阻碍了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从动因来看,退约行为是一系列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从实证角度,通过问卷调查,探讨了以政治、经济与社会为基本维度的具体因素对退约行为的影响力与认知差异。从影响力整体来看,以总统的性格特征、政党政治等为代表的政治要素是退约行为的首要动因,化石燃料产业发展仅为其次。其二,美国"发达"的市民社会力量却对气候政策影响相对较弱。具体的因素与退约动因的关联度也存在认知差异,典型表现为:特朗普性格特征影响力与不确定性并重;政党政治在气候政策上的共识呈现内外分化的发展趋势;退出《巴黎协定》与能源复兴、就业率提升的关系受到质疑;保守智库与公共意见在气候政策中的作用被忽视,特别是分化的社会阶层对气候政策的支持度各异。动因的多元性体现了气候政策制定的复杂性。面对美国国际气候政策的不稳定性,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应该平衡好领导力结构以增强治理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