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挑战和亚太合作”国际研讨会暨第二届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顾问年会综述

2012年6月3日，“全球挑战和亚太合作”国际研讨会暨第二届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顾问年会在北京召开，来自美国、德国、瑞典、印度、印度尼西亚、香港和北京等地的国研院顾问与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杨洁勉教授向这批国际顾问汇报了过去一年的工作，强调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工作的三个特点，一是重视“整合”，即在研究人员个体研究上强调团队和计划；二是突出“专业”，即在为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化建设服务上强调专业重点，如世博会和地方官员国际化教育等；三是强调“理论”，即在为国家外交服务上重点在理论、理念和战略的构建。国际顾问们高度评价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一年来的工作，并对如何进一步提升研究院科研的国际影响力等方面提出了各自的真知灼见。

输家政治:非洲选举与族群冲突研究

与成熟的民主国家相比,非洲国家往往出现选举失利者不接受选举结果的情况即"输家政治",西方学者多将这归因于非洲自身原因特别是族群矛盾或冲突。作者运用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考察了1960-2012年间非洲大选中的输家政治现象,得出了不同结论。研究显示,非洲大选中的输家政治可分为三个时期,即1960-1970年的非殖民化运动成功初期,1971-1991年的政治现代化倒退时期,1992-2012年"第三波"民主化时期。输家政治在三个时期的表现和深层次动因并不相同,总体上族群矛盾不能被认为是非洲输家政治的根本原因。定量研究显示,族群因素仅在第二个时期有统计重要性,但并不暗示明确的因果关系。定量研究还得出一个西方研究者往往试图回避的结论,即在第一个和第三个时期,外部介入都是非洲输家政治的重要诱因,或者说西方在非洲推广的可能不是民主而是"民乱",非洲需要确保对自身政治现代化进程的所有权。

冲突层级与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冲突调停的效力分析

冷战结束后,国内冲突逐步成为世界武装冲突的主要形式之一,而冲突调解是构建冲突国国内和平的关键一环。伴随着和平建构主题的多元性,国际非政府组织逐步成为当今时代各类冲突中活跃的调解主体。然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调停实效始终备受争议。一方面,国际非政府组织宣称可凭借其在中立性、道义性上的优势对国内冲突进行有效调停;另一方面,强制能力的缺乏也使其难以在实施环节有所作为。因此,研究国际非政府组织在调停过程中的成功与失败,界定冲突层级,对于理解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调解效力至关重要。不同层级的冲突顺应不同的冲突逻辑,不同的冲突逻辑则生发不同的冲突情境与格局。在底层冲突中,碎片化和多元主体并存的冲突格局更适合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运作;而在顶层冲突中,其强制能力不足的缺点遭到放大。基于这一逻辑,在调解活动中与主权国家展开合作则有望强化其调解效力。通过对非洲和平进程展开的实证研究说明,评价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调解效果特别是在非洲地区的调解效果需要考虑冲突层级等限定条件,并将其与多元主体的互动纳入考量范围。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冲突调停中应与主权国家的调停体系进行密切配合,在维护国家主权与国际体系稳定的前提下,整合主权国家、国际非政府组织等多方治理行为体的作用,可有效地提升冲突调停的可能性。

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政治化的影响与反思

2008年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增长引起了广泛关注,但对债务问题的关注呈现出明显的政治化趋势。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的政治化是其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国内政治层面,债务问题正成为发展中国家重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议题,也是不同政治集团和利益群体之间相互博弈的重要工具。在国际政治层面,债务被视为介入、影响甚至塑造发展中国家经济政策和议程的重要工具,也被视为国家间在发展中世界竞争的重要领域。因此,全面客观理解债务政治化的影响尤为重要。总体而言,债务政治化虽然具有一定负面影响,但其强化了对债务问题的关注和研究需求,反而促使人们对它的认识逐渐回归理性。具体而言,债务政治化推动发展中国家构建债务问题认识体系、提高债务管理能力,促进其对国际债务治理体系的反思。此趋势有助于国际社会更理性认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关系,同时,对债务问题政治化的系统认识可以为新时代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融资合作提供有益启示。

新冠肺炎疫情下国际社会对非债务救助与中国的角色

支持非洲低收入国家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国际社会的重要共识。债务救助能够快速释放流动性,是国际社会对非救助的重要经济手段。目前,二十国集团“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国际金融机构对非纾困贷款、国际债权人对非双边承诺,正成为国际社会对非债务救助主要方式。中国是非洲债务构成和债务救助的重要攸关方,在国际社会对非债务救助中发挥着重要而特殊的作用。多边机制和国际团结合作有助于中国在对非债务救助上发挥积极作用。同时,中国对非债务救助需妥善应对多边救助与双边救助、短期救助与中长期债务危机应对、中国贡献与西方媒体诋毁等多重关系。

伊核问题及其对地区和大国关系的影响

伊朗的核能力建设既有和平的一面,也涉及核不扩散问题,但即使伊朗不突破红线,其核能力积累也具有深远的地缘政治影响,包括改变中东地区激进和温和力量的对比态势、诱发美国加强联阿孤伊战略以及为地区大国土耳其扩大影响提供平台等。在全球层次上,大国围绕伊核问题的互动并不是它们相互关系之外的独立内容,而是21世纪初期兼具合作和斗争双重特点的大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体现和自然延伸。

土耳其对非洲地区的经贸合作

土非经贸合作近年发展迅速,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土耳其自1998年以来的一系列政策改革和相应的机制平台建设。但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土非贸易、投资和援助都增长迅速,但土耳其对非政策改革和机制平台建设的政策效果尚未完全显现,主要因为土非经贸合作起点较低,量的增长并未导致质的变化,特别是土非贸易在土耳其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变化不大。因此,未来的土非经贸合作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尽管土耳其对非政策的内部逻辑尚有待完善。

非洲冲突后重建：中国日益增长的作用

随着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中国在非洲的利益正从促进向着保护的方向发展,这与非洲安全面临的挑战和国际体系转型的压力一道,呼吁着中国在非洲冲突后重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已通过派遣维和部队、提供冲突后重建投资及其他支持活动,为非洲冲突后重建作出了重要贡献。尽管如此,由于多重不确定性的存在,中国未来在非洲冲突后重建中的作用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经贸合作与可持续的中非关系”国际研讨会综述

2010年3月24日至25日,"经贸合作与可持续的中非关系"国际研讨会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举行。来自中国外交部、英国驻华大使馆、英国国家发展部北京办公室、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英国杜伦大学。

化武换和平——从叙利亚危机看中东问题背后的大国博弈与合作

自叙利业化武危机爆发以来，叙利业局势就如坐过山车般跌宕起伏。随着叙利亚接受俄罗斯的提议，申请加入《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战争的乌云似乎暂时离叙利亚而去，中东的局势得到了一定的缓和。

国际债务治理视野下的中国对非洲债务救助

从“重债穷国倡议”到二十国集团“缓债倡议”,国际债务救助已成为全球治理和国际对非合作的重要议程。作为非洲重要的国际发展合作伙伴,中国在双边和多边层面对非洲国家进行免债、缓债、债务重组或新融资支持,在缓解非洲国家流动性紧张、支持非洲国家经济发展、提高国际债务救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中国对非债务救助也面临非洲债务形势复杂化、债务救助合作政治化、国际债务治理体系亟待转型升级等现实挑战。中国应优先提升对海外融资和债务的管理能力,妥善应对短期对非债务救助压力,积极应对非洲中长期债务风险带来的挑战,创新国际融资和债务治理的理念和方式,加强国际协调合作,提升中国在国际债务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发展中国家主权债务治理探析

国际政治深刻影响主权债务治理。地缘政治冲突、大国竞争加剧以及债务问题政治化,导致一些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的错误认知,阻碍国际债务治理的机制和规范建设,加剧债务救助中的集体行动困境。债务根源的复杂化、债务治理的碎片化以及债务问题的政治化是当前主权债务治理的主要特征。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以及发展危机彰显了全球政治、经济和金融稳定以及大国协调合作的重要性。应对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大国应做到相互尊重、重建信任、承担责任、加强沟通合作,推动构建优势互补、均衡有效的国际债务治理体系。

迈向新的十年:中非合作论坛可持续发展研究

中非合作论坛是中非双方探索新的合作模式的一项成功创举。论坛成立10年来,已成为促进中非关系发展的重要平台。在论坛框架下,双方合作已经取得丰硕成果,不断创造出新的发展亮点。在当前国际体系酝酿着深刻调整,国际政治、经济、安全形势呈现出复杂多元局面的背景下,论坛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在如何服务于中非关系大局、整合资源、发挥主渠道作用,以及完善自身机制等方面,论坛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中国在非洲债务问题的争论与真相

近年来,中国在非洲债务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激烈的争论。争论大致可归纳为:中国债务贡献论、中国债务威胁论和中国债务陷阱论。对中国在非洲债务的关注和争论,一方面可归因于西方少数国家持续的政治宣传和炒作,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对中国在非洲债务共有知识和科学认识的缺乏。具体而言,对中国在非洲债务中的比重、中国与非洲国家债务关系、中国融资的效果等核心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比较缺乏。通过研究这些问题可发现,中国债务主要集中于少数几个国家,且这些国家并不是债务高风险国,中国在非洲债务中的平均比重远远低于多边金融机构和私人融资等国际融资方;各种证据显示,中国与当前非洲整体的债务问题的相关性很低。另外,在债务关系上,中国不仅不是债务关系的主动方和主导方;相反,中国在债务谈判中的手段和空间其实非常有限。在融资效果上,中国融资在促进非洲国家包容性发展以及改善融资环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主题讨论:跨国主义视角下的中东非洲移民问题

中非合作论坛成立15年来，在促进非洲发展和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推动和重塑南南合作、构建中国主导的跨区域合作机制、提升国际对非合作的水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非合作论坛的成功来源于其凝聚了中非合作的核心原则和共识、为非洲国家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国家建设经验、重视务实合作、尊重和支持非洲国家的自主发展战略。中非合作论坛和中非关系在发展过程中也累积了诸多问题：粗放式发展合作造成的中非关系的环境压力；不平衡发展造成的中非关系的社会压力；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面临国际规范和标准的压力，以及非洲国家本土意识和发展战略的形成进一步缩小了中国对非政策空间等因素形成的国际压力，这些问题也构成了中非合作论坛未来发展的压力和动力。展望2015后的中非关系，在为中国外交提供实践案例、中非合作机制建设、带动地方政府的对外合作以及和平安全、卫生医疗等具体领域合作上，中非合作论坛仍能发挥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这也是中非合作论坛未来可以努力的方向。

21世纪初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变化及应对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中东地区形成了以美国为主导、由亲美和反美力量组成的地区力量格局。进入21世纪后,美国的相对衰落、两场反恐战争以及"阿拉伯之春"等因素推动了中东地缘政治格局转换。美国主导中东事务的能力下降,新兴经济体逐步在外部军事干预等问题上对其形成有力牵制;地区大国借机扩大其对地区事务的影响力,可望形成相互竞争和牵制的地区力量格局;逊尼派与什叶派矛盾仍在持续,宗教地缘冲突将成为该地区政治的重要特点,中国中东外交的相互调整势在必行。

非洲债务问题的议题化及其影响

议题化是当今非洲债务问题的重要特征。作为经济议题,债务问题是非洲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问题;作为政治议题,债务问题正成为非洲国家国内政治和社会的重要议题;作为国际关系议题,非洲债务问题是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双边与多边、官方与私人部门在非洲博弈和互动的新议题。非洲债务问题的议题化正带来多重影响,其嵌入非洲国家的国内政治和国家发展议程,推动中国与传统债务治理机制的碰撞、竞争和磨合,成为影响中非合作关系的焦点问题。受2020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非洲债务问题议题化趋势更加复杂,非洲债务可持续性面临新的不确定性,同时国际社会在非洲债务救助中团结合作的意愿和行动不断走强,非洲债务问题日益成为国际债务治理合作转型的重要动力。然而,美西方在非洲债务问题上的政治化图谋给非洲发展和国际债务治理带来负面影响。国际社会必须认清非洲债务问题的根源和本质,坚决反对将债务问题政治化,通过团结协作构建真正有效的国际债务治理体系,从而切实推进非洲发展和国际对非合作。

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的农业合作——兼论“中国海外屯田”说

中非合作论坛的召开使中非农业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呈现出无偿援助与互利合作相结合、技术示范与投资开发并存、双边援助与多边援助互相补充等新特点。以互利共赢为基础的形式多样的中非农业合作,促进了非洲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受到非洲国家普遍的欢迎,同时,也符合中国的利益,政治上进一步密切与非洲国家的传统友谊,经济上做到优势互补、互利互惠。正确认识中非农业合作的现状与特点,有助于我们从根本上回应西方媒体炒作的所谓"中国海外屯田"说。

政治转型中的军人：军队特性与政变结果

军队特性是影响军队夺权结果的关键变量。在政治转型前,军队特性可分为自主性军队和依附性军队两类。这两种类型军队可从控制模式、介入政治纠纷程度和身份认同差异等三个维度进行区分。由于自主性军队和依附性军队在以上三个维度所存在的差异,导致了其在夺权行动中出现了行动能力、话语权建构和灵活性等方面的差异,从而最终导致了夺权结果的不同。作者以埃及、土耳其和伊朗三国军队为案例,阐述了政治转型之前军队特性对转型之后其夺权结果的影响,进而分析军队在政治转型后与文官争夺的主导权的斗争中获胜的原因。自主性军队行动能力强,同时凭借其军事特性可以实现与前政权的脱钩,并且其长期以来在民众中积累的话语权和灵活性优势也使其在与文官势力的博弈中占据上风,因此能够夺权成功。而在依附性军队中,由于其缺乏自主决策能力,并且紧密卷入前政权事务,因此其难以获得民众的支持,并会成为新上台政治势力首先消灭的对象,故而其夺权行动往往失败。

“革命者的失望”与“革命联盟”内部分裂——对埃及和突尼斯“阿拉伯之春”参与者的数据分析

2011年以来,席卷西亚北非的"阿拉伯之春"运动对埃及和突尼斯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在该运动产生的各种研究议题中,参与过此次运动的民众对于该运动的评估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作者以"革命者的失望"为视角对此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革命者的失望"这一变量反映了"革命联盟"在胜利后的分裂进程,是转型阶段中各种政治力量权力斗争、经济冲突与理念冲突的体现。以上三种类型的冲突可操作化为民主支持度、经济地位和政治伊斯兰等三个变量,并根据"阿拉伯民主晴雨表"的数据,对以上变量与"革命者的失望"的关系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发现在突尼斯和埃及两国都出现了先前运动参与者对此运动发展的失望问题,不过,具体影响失望的变量在两国有所不同。在民主支持度上,虽然埃及和突尼斯民主支持度对参与者的失望都有着显著的影响,但是其方向完全相反。在经济地位上,突尼斯呈现出了显著的影响,但是埃及却没有出现显著的影响。在政治伊斯兰问题上,作者创新性地将政治伊斯兰分成政策伊斯兰、政党伊斯兰和政权伊斯兰等三个维度,并且发现三个维度的政治伊斯兰在埃及和突尼斯两国呈现的影响并不相同,反映了政治伊斯兰与"革命者失望"之间的微妙复杂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