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史”到“文明史”--重审20世纪初新史学转向及其文明论视角

考察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的转向,可以归纳为“经史”与“文明史”两种史学形态的交替。1902—1920年,经史之学在中国学术中的基础性地位被撼动,史学改革成为大势所趋,学术界对“经史”关系的判析也全面开启了对古史传统的重估。与此同时,新史学传统以西方普遍历史与“文明史”为矩矱,并以改造中国旧史学为目标,促成了现代中国史学范式的变革。现代“文明论”将寻求文明保存之道与提升文明的开化等级两者相统一,构成了现代中国学术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背景,成为中国尝试从现代文明的视域来理解自身与世界的观念架构。

早期城市与南部两河流域湾区文明

在有关南部两河流域早期城市,特别是两河入海口一带生业环境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湾区文明”的概念,以有利于因名循实,在同一个理论框架内理解南部两河流域早期文明和更大范围内的“两河流域文明”,前者是后者的起点和组成部分。南部两河流域早期的“湾区文明”和西亚地区两河流域古代文明有其彼此独立但紧密联系的“文明理由”,是这种“文明理由”在历史进程中的展开,让二者产生关联。至于当前在城市、国家和文明等理论问题上的论争,本文提供一种史学的选择,认为可以在继续使用“文明”一词的情况下避免没有必要的戏剧性判断。对有关的证据和理论问题,都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但以早期南部两河流域为例做出的尝试,或可有利于亚洲西部地区文明史的写作和比较研究。

历史和记忆的分与合:一个观念史的分析

随着记忆研究在近年的兴起,中文学界出现了“历史记忆”这一名称,含有将两者等同的意思。与之相对照,历史和记忆在西方学术中一直存在某种张力——史学在西方的诞生与对抗记忆的目的相关,之后历史和记忆长期处于一种分离的关系。以兰克为代表的近代科学史学,其理论前提是区别“过去”与“现在”,并从后者的立场考察、重构前者,而记忆则常常将两者混为一体。二战之后,兰克史学面临一系列挑战,记忆研究的兴盛便是其中之一。从莫里斯·阿布瓦赫写作《集体记忆》到皮埃尔·诺拉主编《记忆之场》,西方学者试图用记忆来补充和修正历史研究和书写的传统,改进和扩大历史学的方法和范围,促成其内容的更新和革新。但历史研究和记忆研究在近年的合流,仍没有改变两者之间的根本差异。

“下南洋”带来新增量

2023年中国企业有一个主题词,“出海”。我们知道,在中国过去这些年,不管是经济发展还是进行国际政治博奔时候,我们所依凭的一些力量或者能力的来源,是中国世界工厂地位。而现在,这种大规模“出海”的事情是否会影响这样一个地位,是否会进一步导致中国的国际地位的衰落等等一系列问题?进而影响我们每一个人?

“神庙经济”论与早期两河流域研究

在早期两河流域研究中,特别是涉及有关早期两河流域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讨论,“神庙经济”、“神庙国家”或“神庙城邦”论依然有着意味深长的生命力。其核心看法认为,在最早的两河流域,苏美尔人的社会政治制度乃是以神庙为中心的神权政治,神庙占有全部土地,控制全部经济,这种典型的神权政治及其变形对后来两河流域政治经济传统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因其表达足够简单直接,“神庙经济”论成为把握早期两河流域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政治制度的方便标签。通过学术史的梳理和对有关证据的重新审视,有理由认为作为一种理论模型的传统“神庙经济”论已经基本寿终正寝。另一方面,对两河流域早期神庙及其经济和社会地位的讨论仍然需要得到足够的重视。涉及早期两河流域神庙的新近研究表明,虽然还没有成型的迹象,同样以神庙为关键的新理论可能正在出现。值得注意的是,对当代中国经济腾飞的理论阐释有可能对构建一种早期两河流域研究新的“神庙经济”论提供启发。

重估常州学派的思想谱系及其经学文明观

常州学派作为一种思想脉络,是理解清代中后期学术思想转变的关键。深入考察常州学派的治学传统,可以发现常州学者在专研《春秋》及“公羊学”的同时,还有一个《春秋》与《周易》相会通的独特视角,这一点对重估常州学派的思想谱系尤为重要。正是基于此经学视角,常州学者才得以将“天道与王道”“变与常”“显与隐”相互涵摄,由此推衍圣人“经世之志”以及“性与天道”的微言,发挥六经“经世致用”的根本宗旨。晚清今文学者继承了常州学派的经学理路,进一步着眼于东西文明图景的变革,阐发出一套应对新时代变局的经学文明观,以便重新认知和解释近世中国所遭遇的文明嬗变。

阿拉姆语施格性的历史来源

亚非语系闪语族语言普遍呈现主宾配置,该配置模式也因此被构拟至原始闪语。在闪族后代语言中,新阿拉姆语诸变体中产生了分裂施通配置。由于新阿拉姆语(特别是东北新阿拉姆语)在地理上与具有相似时态分裂施通配置的伊朗语族语言交错分布,新阿拉姆语的施通配置往往被视为伊朗语—阿拉姆语语言接触中阿拉姆语从伊朗语直接借贷的结构。本文从共时和历时角度审视新阿拉姆语(以图尔·阿卜丁新阿拉姆语为例)中的施通结构,并与Haig勾勒的伊朗语族施通配置的历时发展相比较。依照Zhang(2021)针对闪语族语言接触诱导语序变动提出的复合模型,本文强调闪语自身结构和闪语派生自动词的分词/形容词进入动词系统的趋势,共同促成既有的相合结构被语言使用者选择为调和手段,接触则作为施通配置产生的催化剂,强化了该历时演变。演变的枢轴则更可能是完成/结果语义,而非被动语义。

西夏文“东”字汇释

西夏文记录下来指称东方的术语从字形和读音上看极为繁复多样,在通常的文献释读中难以区分,本文主要利用比较语言学的同源词比定方法,结合党项族西夏国对周边民族文化的吸收特点,逐一勘定了见诸西夏文字书《文海》相关词条中出现的指称东方术语,为进一步认知和译释这些西夏文方向术语提供了一个参考。

女真语文“狮”综考

本文整理了阿尔泰语系的“狮子”系列语汇在亚欧大陆辐射开来的语言接触与传播概貌。文章在汇集亚欧大陆上这一系列“狮子”语汇时,首先全面梳理了女真语中的“狮子”语汇系列及其研究历程,在尽可能搜罗殆尽相关语料的基础上捋清这些语汇的源流关系和嬗变脉络,最后重新构拟了现存材料反映的女真语“狮”“狻猊”“麒麟”的可能语音形式。

晚期古代埃及的移民、城市与城市化

自后期王朝开始,域外新移民的到来直接刺激了晚期古代埃及的城市发展,城市和建筑越来越多地结合不同来源的文化元素,呈现出混合样态。新移民和当局的引导使得城市新的“纪念碑性”日益凸显。公共浴场作为引进的希腊罗马城市公共建筑之一,它的演化是外来文化元素与埃及本地传统杂糅进程中创造出新解决方案的典型,也为晚期古代地中海世界“中心与边缘”学术问题的讨论提供了可资参考的埃及案例。

人名之为史料

任何专名都是有意义的,人名承载的是有关人的信息:对当事人本身,人名是区分符号,从中可以窥见作为命名者的长辈对传统价值的认同方式、对下一代未来生活的祈愿取向;对后世而言,既往的人名记录了特定群体文化性质的自我界定;对于文明、时代而言,人名是“文化史的一面镜子”(Felix Solmsen语)。人名因具有如此的表达功能,理应被看作与其他文字记述一样具有史料的价值。体现时代特征的人名提供年代学的标尺,典型的信仰性人名反映宗教史演进的实情,这是人名具有史料意义的两方面的例证。

帝国、国际法与区域国别研究新视野

殷之光:主体性的发现作为一个连续四年参与暑期班的“老教师”,我每次来都能感受到不同的启发与激励。这是由于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集合了一群具有共同问题意识的同仁,从诸多不同角度进行教学相长的研讨而产生的结果。这也是我为什么选择做这个行当的重要原因之一。去年刚刚回国时,许多人问我为什么要回来。我说,在海外工作生活了那么多年,始终有一种做客卿的感觉。我想,这种感受恰就说明了我们在课上曾经提到过的一个命题,即人是在时间与空间中游走的生命。我们对世界的思考,对自我的认识,都无法脱离时空维度而独立存在。也正是在这个命题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思考章永乐老师提出的“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问题”才有意义。

亚欧大陆青铜时代的三星堆文明

三星堆祭祀坑埋藏之前的几个世纪,即公元前两千纪的中后期,是亚欧大陆青铜文明互动频繁的时代。这个时代亚欧大陆的主要青铜文明有一个突出特征,那就是它们都分布在自然形成的主要文化交通线或文明大动脉附近,呈现出一种动态格局。其中,最重要的陆上通道包括从东北亚直到东欧的欧亚草原带、从中亚通向西南亚的“内亚山地走廊”,也包括童恩正先生提出的,贯穿我国境内,从东北亚到东南亚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海上通道则主要是从红海和非洲之角辗转到东南亚的季风带海岸线。三星堆文明和商文明一样,处于作为文明大动脉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上,彼此联通也相互竞争,共同构成作为整体的青铜时代中华文明。由“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两侧的江海陆地共同构成的力量场是中华文明的舞台。这种对中华文明空间结构的认识是理解三星堆文明的关键,对三星堆文明的研究也因此具有重新认识中华文明的方法论价值。

“西北藩属”与“东方问题”——重审近代西北边疆危机的两个视角

“西北藩属”与“东方问题”可以作为考察近代中国西北边疆危机产生与发展的两个关键视角。一方面,清代“西北藩属”作为传统帝国形态支配下的区域与国家关系,西北边疆的复杂形态受到“西北藩属”体系“内-外”二元性结构的影响,而藩属体系的瓦解是引发西北边疆危机的重要历史背景。另一方面,从更普遍的意义而言,“东方问题”是一个不断转换的新问题,其实质是欧洲国家秩序的东方化,主要体现为亚洲大部分国家的近代化与被殖民化问题,同时“东方问题”也是反观近代中亚及中国西北边疆地缘格局变迁的国际背景。通过“西北藩属”与“东方问题”两个彼此联系的视角,可以较为全面地分析近代西北边疆危机的演变逻辑。

从庙堂到乡野：多元文化社会语境中的托勒密——罗马统治时期的埃及神谕

神谕在古代埃及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与法老时期相比,托勒密和罗马埃及的神谕延续了前者的基本内容和对世俗问题的关注,在神谕的具体形式等方面有所变化,神谕所求神祇反映出希腊化时代的特征。在托勒密王朝和罗马帝国的宗教政策下,神谕的官方地位大为下降;世俗化和标准化的司法体系逐渐建立,也使神谕在司法领域的作用日益降低。与此同时,神谕在民间信仰中持续盛行,神谕服务成为神庙经济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神谕集成文本成为取代神庙、满足民众预测未来需求的替代品,宗教信仰民主化的趋势继续发展。托勒密和罗马埃及的神谕是法老时期的神谕传统在新的时代和多元文化社会条件下自然演进的结果。

伊斯坦布尔城名更迭折射出的信仰文化交流

现今亚欧两洲之间、扼守黑海海峡要冲的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其城名历经多次变更,每一次城名缘起和更替,都伴随着民族宗教文化的交替。伊斯坦布尔在其以君士坦丁堡享名的时代,另有罗马(拂菻)、都邑、皇城等别称远播域外众多国家民族,其间既彰显出基督教在东方盛极一时的历史荣光,也离不开亚欧大陆世界性宗教的承载传输之功。伊斯坦布尔城名变异性称呼的缺乏,一定程度上也与该城在当代世界中经济、文化地位的巨大变化不无关联。

托勒密王朝治下的巴勒斯坦地区

冲突频仍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地区有中东“火药桶”之称,这一区域在考古学和古代历史研究领域属于“黎凡特”地区的一部分。“黎凡特(Levant)”一词从词源来看,其拉丁文本意为“升起”,是指罗马人眼中太阳升起的东方。因此,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这一术语所指涉的地区包括意大利以东的整个东地中海沿岸的陆地和岛屿,南欧的希腊和北非的昔兰尼加(今利比亚东部地区)也包括在内。

中古碑志、写本中的汉胡语文札记(四)

胡名,是非汉语名字的汉文表示形式,既可以是非汉语名字的汉文记音转写(即音译),也包括义译名以及胡人所起的纯汉语名。前一种情况涉及源语言,由审音勘同达到汉字转写形式背后原型的复原,是人名学(anthroponymics)与历史语言学通力研究中一项任务。后一种情况可能牵涉到更多的方面,既有所谓外族因"汉化"进程接受汉人命名习俗的问题,也有因兼顾胡汉文化两方面的因素通过译义将胡名罩上一层汉文化外衣的情形,甄别、论定的难度有时实过于对单纯音写名字的勘同。本文讨论的四组胡名阿臈/来儿、勿沙/鼠、妙(尼)/虎、阿谷/狗,清楚地显示了胡名的音译、义译两类型,而胡名中鼠、虎、鸡、狗等动物的出现,促使研究者去进一步探究背后是否暗示胡人对中华文化生肖信仰的接受,思考人名作为民族文化交往的史料价值。

林志纯与中国亚述学学科

早在20世纪上半叶,国人已经关注到国外亚述学的专业化研究,直到80年代,中国学者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亚述学研究。亚述学在中国的建立经历了几代学者的探索,在这一探索过程中深受苏联史学的影响。苏联史学界为了构建“古代东方”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将两河流域古代社会的奴隶制视为有别于希腊罗马“发展阶段的奴隶制”的另外一种奴隶制形态“原始阶段的奴隶制”。中国知识界在建立有关两河流域历史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受到苏联史学的影响,带有明显的“古代东方”特点。然而,当学者把中国古代社会问题放在“古代东方”体系下开展研究的时候,问题不断出现,多位学者对这一体系及其方法“综合年代学”提出了疑问。林志纯先生是学习苏联的典型代表之一,经历了学习苏联和走出苏联窠臼,进行独立研究的整个过程,他在学习、翻译苏联史学作品的过程中也在对苏联史学进行反思。改革开放后,在学术环境改善的条件下,林志纯联合周谷城、吴于廑号召建立我国首个包括亚述学在内的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机构,培养专门研究人才,中国的亚述学进入了专业化研究轨道。

契丹语“巳蛇”解读检讨

契丹大小字记录的十二生肖之一“巳蛇”①,由于参与拼写的一个小字原字的拟音经历了重大修改,原来甚为规整的满蒙语对应形式出现了明显的扞格。经过重新审视和调整,我们在阿尔泰语中找到了跟修订的拟音形式能够系联的多个相关语汇。进而,契丹大字拼写的“巳蛇”术语,我们也能给出较为完整、圆融的解释了。